【文/英子·丸子·施奈华】

1943年，退休的驻日本记者休·拜亚斯（Hugh Byas）在其著作《由暗杀建立的政府》（Government by Assassination）中，对日本战前的国家主义团体进行了深入观察：

在日本……职业爱国主义者与职业罪犯联合起来，其混乱的情况，致使爱国主义变得臭名昭著。广大的爱国主义团体数不胜数，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水面下，整个黑社会罪犯在爱国主义的遮羞布下，肆意妄为、胆大包天。就像英国大盗迪克·特尔宾戴着绉纱面罩在公路上行抢一般猖狂。

拜亚斯的描述所指出的国家主义组织，是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间快速发展的一种现象。这些团体绑上各式各样的政治布条，和任何一个，或是一组理念结合，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天皇主义、军国主义、激进的帝国主义，以及流传至今的“传统日本美德”。其共识是极为反动的欲望，企图控制，甚至打破受俄国革命所启发而空前蓬勃的左派意识形态。从20世纪10年代晚期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团体成员深感被知识分子、工人、学生以及其他运动人群包围，并深受其扰。从无政府工团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各类左派思潮相互接纳，又相互对立，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激进的学生充当左翼运动的先锋，佃户团结联盟与好战氛围高涨，左派成立并形成少数群体的组织，例如“全国水平社”，而且社会主义女性在罢工及政治运动上日渐活跃。最令国家主义组织担忧的是，工人运动的扩大，如主要的工会同盟（“日本劳动总同盟”）会员增加，工会数量在1918年至1923年之间翻了两番，罢工的时间、规模、暴力等级都在升高。许多右翼团体面对左翼活动时，对于国家能否维持稳定且不受外力干扰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深深的忧虑。

拜亚斯对这些国家主义组织以及被他贬斥为罪犯的组织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生动描绘，可能过于夸大，却不是空穴来风。如这一章重点谈论的两个组织——“大日本国粹会”（以下简称“国粹会”）以及“大日本正义团”（以下简称“正义团”）——无疑就是由极道组成的。拜亚斯的评论所误导的，是他描写犯罪元素躲藏在暗黑地下世界的阴影里。事实上，日本的极道行走在光天化日下，尤其是国粹会和正义团，更是迪克·特尔宾这样的比喻无法说清楚的，因为极道不只是土匪或抢匪，而是这些组织的领衔者。而且这些团体本身在政治上并非边缘化组织，而是对形塑二战前日本的意识形态样貌有着深远的影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高警察对这两个组织尤为关注，无疑说明了政府对其影响力的忧心。而知识分子、政治评论家以及工人运动主导者也指出，他们是重要的国家主义团体。

国粹会与正义团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们的暴力特质。用内务省的说法，他们就是“暴力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暴力团体。内务省以其组成分子，将这些暴力团分成四大类别，分别是壮士（政治暴徒）、不良学生、三百代言（无牌律师）以及极道。许多报纸及工会成员广泛使用这个具有嘲讽意味的“暴力团”称呼，强调这些团体善用的肢体威吓，以及他们最独特、可轻易辨识且具有威胁性的特质，并将他们的暴力犯罪化。

国粹会与正义团的暴力在国家主义者连成一气的背景下，被认为是政党政客、军人、企业主以及极道一起所创造出来的产物。我则主张，这个联合阵线应视为法西斯运动的一环，他们的向心力不只来自想要压制左派势力，以及将日本势力伸向欧亚大陆的共同愿望，也来自他们坚信应该使用暴力，才能达成这些目的。这些团体的法西斯暴力对于政党在二战前政治的地位与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最终，也协助军部暴力接管政府，为日本民主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法西斯意识形态

对于二战前的日本能否被视为法西斯，学术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在日本的历史学家中，使用法西斯的标签几乎已是传统，而丸山真男的经典概念——一个“上层的法西斯化”的日本——仍有其适用性。尤其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世代的日本学者们来说，“法西斯主义”一词捕捉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以及20世纪40年代初梦魇般的经历，而且也是一种自我鞭策的提醒，提醒知识分子未尽全力防止军国主义与战争萌芽。另一方面，美国的日本学者则没有这个包袱。虽有例外，但这多少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倾向避开法西斯日本的概念。这些急着主张法西斯概念“存在缺陷”的人，指出这个词存在模糊性，并提及几个自认是法西斯分子的人的悲惨命运，还有法西斯知识分子未能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等等。不可否认，讨论二战前日本在某种整体方面是法西斯（法西斯的日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指称日本战前的政权是法西斯，也不太具有说服力，说它是一个法西斯的政治体制也存在争议。然而，因为不容易定义，便抛弃这个概念，即是放弃了比较分析的途径，其所得出的结论也许过度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因而失去从新的角度认识、了解二战前日本的可能性。如历史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指出的，当跨情境比较时，所有外国的概念——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可能都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但我们从未想过因此而排除这些概念。

对广义上的法西斯日本和法西斯政权的关注，使人们忽略了日本具体的法西斯运动。而当提到国粹会与正义团时，这样的想法尤为可惜，因为他们与其他法西斯运动的暴力团体——意大利的“黑衫军”（squadrismo），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通称“纳粹党”）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或SA）—有诸多共通点。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在国家主义的摇篮中生成的，它们拥抱现代化国家、奋力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在持续的民主实验中，以及更明确地说，在左派活动以及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经济混乱中锻造形成。而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暴力，促使它们蔓延的张力跨越了国界。

床次竹二郎

国粹会是政友会的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与极道老大合作的产物。1919年10月9日下午1点，超过30个极道老大身穿别有饰章的长大衣、笔挺的长裤，在东京车站饭店聚会。这些大哥从关西地区（主要是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吴市、大和、和泉、小仓）来到首都，期待与床次会面。这并不是一次秘密会面，因为这次会面的始末，在主要报纸中都有报道，其中有许多还刊登了极道老大的名字。但是对于究竟是由谁召集这场会议的，显然存在一些争议。多家报纸报道是内务大臣床次率先发起的，也提及绝大多数的老大都认为，他们是受到内务大臣和首相的邀请来到东京的。床次则极力否认这些报道，辩称他从未主动向极道老大抛出橄榄枝 ；至少有个老大附和了床次的说法，说提议召集这场会议的是极道老大。 尽管如此，床次还是依计划安排了此次聚会 ；他感到尴尬的原因，或许是被点名为结盟极道老大的发起人，而非合作关系本身。就这样，当天下午大约5点，众老大鱼贯上车，前往内务省，他们在楼上的内务大臣办公室，与床次和其他政府高官会面。

这次聚会为国粹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其成员主要是建筑承包商与极道老大。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对最近工人团体发动罢工行动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的关心，更遑论许多极道老大本身就是建筑承包商。东京聚会过后4天，这些极道老大再次聚首，讨论“挥舞拳头”的必要性，以及关西、九州与关东地区的极道老大应该要成立一个联盟，以应对眼下的动乱。消弭劳工纷争也被描写成一种爱国责任 ；一名老大说，他和其他老大之所以远赴东京，是因为“我们认为，连我们都可以对国尽忠”。 控制工人动荡的愿望，与内务大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不仅担忧工会不稳定的权力，也担忧极道分子会被引诱加入罢工的行列。劳工问题重要至极，以至于这个组织名称在最初的提议中，竟有“土木业议会”之名。10月底前，这个平淡无奇的名称便由字义较为好斗的“大日本国粹会”所取代。而到了11月中旬，来自关西的国粹会代表，与关东的极道，联手参加了一场誓杯仪式，一种传统上由极道（但不限于极道）举行的仪式，以欢迎新会员，标志着关系的建立。这场典礼有近50人参加，整个大厅被挤满，但誓杯仪式不过是从正式寒暄到晚宴的全程仪式和庆祝活动中的一小段罢了，然而来自不同地区、人数如此众多的极道老大聚会，显然无法避免紧张或尴尬的局面——整个大厅几度全场鸦雀无声。无论如何，这个夜晚巩固了关西与关东地区国粹会老大之间的关系。隔天早上，一架飞机从东京上空洒下一万张传单，上面写着 ：“视侠义为生命的全国侠客团，为了国家而献身帝国主义，兹从空中昭告全国国民，大日本国粹会正式成立。”

国粹会不是一个小型的、边缘化的组织 ：其影响力的大网跨越东京本部，透过次级团体网络，从北海道到九州，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约组成了90个支部。除了一些例外，这些地方组织至少有30名成员，最大的，如那些在冈山、大阪、长野、德岛以及京都的组织，都招募了超过2 000人。据说所有会员估计有20万人上下。至少有几个支部是由东京本部主导创建的。例如1921年1月，国粹会的会长便联系一个来自京都笠置町名为森冈藤吉的“侠客”，请托他在当地成立并经营地方支部。同样，在和歌山县，国粹会也精挑了好几人，开启了地区国粹会的篇章。

国粹会与其支部赞颂侠义理念、尊崇皇室及“武士道”，以对抗“我国固有道德和美好风气”的沉沦，并“促进政府当局与劳资之间的融合”。国粹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其自身对日本史的诠解——一个国家主义者想要重建国家的纯粹性和正统性。他们赞颂的，是“自日本建国以来，三千年的荣光与无瑕岁月，其间，日本克服了无数次的国家危机，勇敢地抵抗外国势力。外国被形容成一种传染病，而日本唯有通过大和之魂才能得到保护”。

通过对大和魂的阐释，国粹会将暴力合理化，称武力的使用在历史上都备受重视，对保卫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据称，日本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高举武士道的武士联合起具有大和魂的人。另一种对大和魂的解释，则是认定所有日本人天生具有大和魂，但对于武士，需要特别的“武士道”形式。不论是哪一种解释，武士的地位与寻常百姓有别，甚至高于常人。

国粹会巧妙地将极道的历史与正当化的武士暴力交织在一起，编出一个极道如何吸收“武士道”并体现大和魂的故事。他们不称自己为极道，而是称“侠客”，侠义之士，不是流氓或暴徒，而是昔日荣光里的荣誉者。这个组织的第一条规则就强调了这个主轴，说 ：“本会以意气为根基，而且是一个具侠义本色的团体。”根据该会重述的历史，在德川时代，“武士道”是由一些非武士（“民间”）、无畏之人所吸纳，他们出身寒微，但和他们的同伴一样充满自信。这些人物后来成为众所皆知的“侠客”——以侠义之举（出于义务，而非对金钱的欲望）劫强济弱的人。国粹会陈述的历史也提到侠客在近代政治中所传言的重要角色，亦提及他们与明治时期成立的国家主义团体（如福冈的玄洋社）的关联，以及宪政与议会政府的发展、政党内阁的建立。有人主张，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侠客，虽然常被其他人视为暴徒或极端分子，其实也具有一种延续“武士道”的精神。

如同德川时代的侠客，当时日本的国粹会也是为了保护人民免于外国威胁——西化，尤其是左翼思想的涌入。该组织解释，明治时期开启了欧化的耻辱潮流，其中以在西式砖楼建筑的鹿鸣馆举行的夜间派对最甚，男人和女人“奇装异服”，歌舞升平直至深夜。西洋思想同样有违自然，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都相信共产主义绝对无法在日本发展。那些接纳任何西方流行意识形态的人，不论是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或列宁主义，注定会失去主体、灵魂和日本精神。面对不只背弃日本文化美德，也背弃外交的欧化，国粹会坚决认为，日本必须保存“国粹”，就如体现在国体与皇室上的一样。对抗日本文明和国体腐败的药方，唯有“武士道”。国粹会的暴力因此被置放在一个高贵、自我牺牲的武士传统、国家主义、力量以及男子气概的脉络下——国粹会将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的组织。暴力不仅被正当化，更是一种荣耀，一种充满男子气概又爱国的展现，目的是排除外国污染、净化国家。

1922年1月，正义团由名为酒井荣藏的极道老大所成立，到了1932年，号称有106个支部，主要的根据地在大阪。据报共有7万人隶属于东京本部，3500人隶属于大阪本部。

比起国粹会，正义团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强调侠客在日本历史的中心位置。酒井经常提到他所谓的“日本侠客道”，尤其在他于1927年出版的著作里，该书收录了他在前两年里所发表的演讲稿。1925年3月的第六届国际劳工会议上，酒井发给超过50个国家代表一份传单，其中解释了“侠客道”的定义，以及侠客道如何形成正义团的根基。题为《对全世界有识之士的诉求》的传单以德川时代传说中的“侠客”幡随院长兵卫起头，据说他毕生打击不公不义、劫强济弱。酒井描写幡随院如何奋勇抵抗一群荼毒并凌虐江户人民的旗本（幕府直属家臣）集团“白柄组”。酒井讨论的第二号人物，是他自己的前辈及前老大小林佐兵卫，他是明治时代的“侠客”，被描写成一个接纳并指引不良少年、帮助孤儿与老人，而且基于责任感，为社会牺牲奉献的人。接着，酒并将自己描绘为承接二人衣钵的新世代侠客，作为大正时代的小林佐兵卫，他顺应时代变化而成立新时代的侠客团——正义团，其成员愿意为了国家及应尽的义务，牺牲自己的生命。

酒井为正义团和过往的联结所作的诠释，比国粹会单纯想要在今日唤醒过往的愿望更加复杂——它展望的是理想更为高洁的组织，但行事不像前一个侠客世代，是通过传统仪式展现遵从历史悠久的道义节操，而是以新颖、及时为目的。一方面，酒井崇拜由知名德川时代的“侠客”幡随院长兵卫、国定忠治和清水次郎长等所展现的责任与侠客理想 ；另一方面，酒井又自相矛盾，称正义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是一个“侠客”组织。他明白指出，正义团的成员有正当的职业，禁止赌博、打架、酗酒。酒井强调自己在商界很活跃，说他这一代的男人具有形塑公众观点、改革国家政治的崇高理想。这样的新世代和过去可怕的“侠客”又迥然不同，那些侠客夸大其词，而且过着和一般市井小民截然不同的生活，如今的昭和时代，已不容许此类行为了。酒井特别说明这些，试图区隔正义团以及侠客过去可能被视为不道德的方面，显示他有意将组织成员描绘成正直的公民，推而广之，他们的暴力不是犯罪，而是公正、合宜、有目的性的。

国粹会与正义团声明的意识形态，与法西斯运动的共同主题呼应——建立一个强调民族共同体、单一性以及纯粹性的国家历史，并自我认同为抵抗西方腐败的国家守护者。暴力不只受到认可，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方法，而且因其高贵、洗涤的力量，以及能唤醒昔日武士与“侠客”荣光，而几乎被视作美行。这两个组织就像纳粹运动将自身描绘成既粗蛮又令人景仰的组织一样，不断用各种方式合理化，甚至荣耀化自身的暴力。尤其是国粹会，他们实践了行动队的特性——“不仅将暴力视为一种手段，而且将暴力当作一种人生行动的基础价值”。

《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英子·丸子·施奈华 著，游淑峰 译，余静颖 译校，2023年8月，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