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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布劳:中国投资西方科技创新企业内幕——没人知道中国人到底投资了什么

伊丽莎白·布劳

伊丽莎白·布劳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现代威慑”项目负责人 来源:观察者网 2020-12-20 08:52:28
导读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载本文,论述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收购西方初创企业的详情。作者在文中抱持“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作西方的竞争对手,将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正常合作暗示为别有用心,并多次捕风捉影地声称某些公司“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作者还建议西方加强投资来应对中国。从文中可以一窥西方官方智库学者的政策思路,观察者网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文/伊丽莎白·布劳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过去几年,西方政府和议会加大了努力,试图限制某些国家(如中国)的公司收购其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像瑞典一样,英国也正在修改法律限制外资收购。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早已经这样做了。今年10月,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机制全面启动。但这些禁止外资收购的法律可能来得太晚了。中国早在初创企业值得收购前就已涉足这些企业。

诚然,新法律很重要。例如,在2014年至2019年间,中国买家收购了51家瑞典公司,并购入了另外14家公司的少数股权。这些收购还包括约100家子公司。最令人担忧的是,在2018年,中国各个机构(其中两家与军方有关联)收购了三家瑞典技术领先的半导体初创企业。2017年,英国顶级芯片制造商Imagination被一家中国国有投资机构旗下的公司收购。在此之前,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德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公司。

但在所有中国涉足西方最具创新性企业的活动中,收购只是其中一步。在剑桥大学拥有的剑桥科技园内,有大约120家先进科技公司坐落其中,英国第一个私人5G网络即将在园内启动。而建设该网络的两家公司就是总部位于剑桥的剑桥无线公司(Cambridge Wireless)和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尽管英国政府已禁止华为向该国5G网络提供设备,但该公司正在与本地公司联合建设和部署5G网络。剑桥无线首席执行官西蒙•米德(Simon Mead)上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邀请有雄心壮志的企业参与进来,通过与华为展开长达3年的愉快合作,我们将支持它们的5G创新之旅。”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载本文

考虑到在剑桥科技园中有大量科技创新发生,以及英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将华为排除在国家公共5G网络建设之外,私人5G网络开发仍有华为参与令人感到奇怪。但既然这个网络是私人网络,那华为参与开发也就并不违法。

参与剑桥先进技术研发的中国实体远不止华为一家。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正在积极搜寻那些最顶尖的科技创意。例如,华为与TusPark UK(中国清华大学全球扩展科技园网络的英国分部)合作,“加快剑桥科技园的数字化进程,使企业在转向采用5G网络的过程中,能够开发出新的能力,促进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在剑桥和另一个英国科技创新中心牛津举办的活动中,初创企业经常受邀向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推介自己的创意。最近一次推介会是作为一场会议的分会场举办,剑桥某学院的一位院长在会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的其它分会场还包括“剑桥与丝绸之路”和“剑桥集群与中国机遇”。

魏蒙(音译)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他现在是TusPark的创新主管,他告诉报道此事件的当地报纸,“中国投资者和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与英国企业合作。两方创新型的合作方式层出不穷。”同时,某场即将举办的推介会准备了一些介绍材料,这些材料建议那些想要申请与风投公司碰面的初创企业,“中国投资者特别有兴趣与新兴的生物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农业技术公司交流。”这前三大领域——生物技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正是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组成部分,该战略将助力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硅谷的情况也类似。普华资本是在英国最活跃的中国投资公司之一(其投资项目包括医疗技术公司Perspectum和Congenica),同时这家公司也是加州高科技领域初创企业的主要投资商。丹华资本是一家总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风险投资公司,该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其投资对象包括数十家美国初创企业。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当年11月15日,有151家美国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来自于至少一家中国投资商,而在2010年这一数字还不到20家。总部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TSVC公司,其前身是由中国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联合创办的TEEC(清华企业家与高管俱乐部),该公司现已投资了近200家科技初创企业。

但中国风险投资集团对西方企业的投资还只是被公开了冰山一角。中国企业还通过西方公司投资西方初创企业,它们只是作为西方公司的有限合伙人参与其中。这些有限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国企业能够获得它们投资的技术,而不必在此过程中留下它们的名字。它们可能无法像公开收购一家公司那样,完全控制某一特定技术,但进入该公司并在其战略规划中拥有发言权将对中国企业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在早期风险投资阶段。

西方政府面临的挑战是:由于这些公司没有义务披露他们的有限合伙人,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西方初创企业获得了中国的风险投资,更不用说知道是哪些初创企业获得投资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有限合伙人很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联。2018年路透社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少于20家硅谷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国有限合伙人与中国政府机构有关联。

事实上,有限合伙人融资的发展壮大程度可能远超路透社的估计。美国两年前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使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更难投资于尖端技术,但该法案不适用于有限合伙人形式。正如萨布丽娜•袁(Sabrina Yuan)和硅谷企业家兼投资人阿特•迪克尔(Art Dicker)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分别指出的,对中国人支持的基金而言,其最佳选择“是该基金基本上不是中国人的”。根据新法律,他们解释道,“即使某基金的有限合伙投资人100%都是中国人,如果该基金的众多普通合伙人是美国公民并被完全授权自行做出所有投资决定,则该基金被视为美国基金。

可以肯定的是,牛津、剑桥、硅谷以及其它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受益于中国的真金白银,而且引申开去,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但代价是什么呢?如果美国和欧洲允许自己的竞争对手自由进入它们最具创新性的行业,那么当它们输掉这场竞争时,它们只能怪自己。

西方迫切需要监管外国风险资本融资。关键是,这种监管应要求投资者披露其有限合伙人。与此同时,由于初创企业仍需要风险资本,西方政府可以加大自己的投资,就像中情局下属的In-Q-Tel机构加大投资那些与中情局相关的创新技术一样。上个月,立陶宛国防部设立了一项类似于小型风投机构的基金。同样,成立两年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投资基金(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Investment Fund)也像一家小型风险投资机构那样进行运作。

同时,美国的in-Q-Tel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密切合作,在其它“五眼国家”开设了办事处。甚至还有传闻称北约正在设立自己的风险投资部门。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提议,欧盟成员国政府应投资可能被外部国家(尤其是中国)收购的重点企业。在传统投资领域,五角大楼本月将推出可信资本市场计划(Trusted Capital Marketplace),该计划将为“安全的投资者”(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没有联系的投资者)与美国急需资金的航空和国防科技公司牵线搭桥。

与任何风险资本投资一样,有许多投资项目会失败,但也有其它项目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成功的企业为失败的企业担保,这对纳税人来说是一笔好买卖,也是一个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好办法。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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