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任何一个有勇气阅读报纸的人而言，大西洋彼岸的民主资本主义（也就是曾经一度拉动战后繁荣的引擎）已经陷入危机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饥饿，无家可归，水资源供应中出现的有毒化学物质，还有负担不起的房价：所有这些议题都再度被提上日程，甚至一些最繁荣的国家也无法幸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活水平令人惊讶的降低也是如此——4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终要自食其恶果——所以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也没什么可让人意外的。

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无家可归者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伴随着中东一系列战争的溢出效应——先是难民涌出，现在又是欧洲心脏地区不断增加的恐怖袭击——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萎靡看起来愈发严重。叛逆的平民主义力量，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能轻易地抨击精英，这一点不足为奇。从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到巴黎，掌权之人凭着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完成了一系列壮举。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让唐纳德·特朗普看起来像个能拯救地球的超人。

民主资本主义似乎演化出了一个合法化危机——这个古怪的制度试图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即少数人制定的隐性规则）与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即多数人决策的显性规则）相结合，从而孕育了潜在的危机。

“合法化危机”这一词语，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使用后开始流行，这一词语巧妙地捕捉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和谐因素，也即我们的政治机构设定的既定目标是为了追求平等、正义和公正，然而如今严苛的政治现实却截然相反，那些完全相同的机构常常成为了支持那些价值发展的绊脚石。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最初的概念是强调它在文化维度上的含义，因为正如他当初假设的，尽管激进分子对福利制国家有所诟病，那些平稳运行的福利制国家仍旧能够减少社会差距，使劳动者享有更多权利，并能使他们在不断增长的经济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

这一论述在时间的检验中变得不那么坚不可摧。十年之后，有一点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去寻求种种方法以继续满足劳资双方——这一趋势被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主要支持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起初是通货膨胀，之后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继而引发国债增发，最终走向金融自由化，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私人债务，这样国民至少可以通过借钱去消费那些原本买不起的东西，而政府则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坚信着财政紧缩政策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无力承担更多的资助。

然而，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奏效，仅仅只能推迟而不是解决这一合法化危机。如今，全球的精英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来解决这一危机。

一个选择是接受那些支持伯尼·桑德斯或者唐纳德·特朗普的反正统的民粹主义。尽管这两者在很多社会和政治的议题上持有异见，但两者均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上所达成的共识，并且挑战了一些社会的主流观点，例如关于自由贸易的优点（正如一些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以及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强势角色的观点。他们都倾向于让美国选择一个更孤立主义的立场。

另一个选择对于参加达沃斯的那群人而言更容易接受，那就是期待出现一个奇迹，从而使得公众相信，我们当今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并非结构性的。同时，另一些产物——大数据，自动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拯救我们，或者至少推迟最终的经济崩溃，这一过程被施特雷克机智地描述为“拖延时间”。

然而如今，一个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在历史上，金融产业一直被视作“拖延时间”和平息民众叛乱的关键，在将来，这一核心角色将由高技术产业来承担，由全球广告市场来担任配角——这是一根极富魔力的魔棒，使得人们得以享受那么多免费的数字化服务，目的则是为了获得我们的数据。

政府与产业间的全新融合与适应已经轮廓初现。实际收益有可能停滞，人们可能不再希望背负更多的债务，但是对此也无需惊慌：毕竟，越来越多的服务，从传媒到预防性医疗，都已经免费提供给大众。另外，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方式和渠道，主要是通过兜售我们的空余时间和其他资产去满足我们的目的。而且，正如最新的财政预算所表明的，政府将会非常乐意为诸如此类的微型企业家们提供免税额度！

因为所有这些在数字化平台上产生的数据都蕴含着巨大的市场价值，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售卖以获利，用来弥补任何预算中的漏洞——包括政府本身。大学，保险公司，银行：大量的公司都十分乐意购买数据。

最终，技术企业——得益于他们收集的大数据——总能将自身定位为抗击恐怖威胁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每有一个蒂姆·库克抗击FBI，就会有一个彼得·泰尔来对付恐怖分子。彼得·泰尔是著名的风险资本家和帕兰提尔技术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是一家拥有200亿资产的通过机器学习服务于防务建设的巨头。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泰尔甚至表示帕兰提尔的技术曾经帮助阻碍恐怖袭击的发生。

当代政治的残酷现实性，并不在于我们无法预料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一观点曾由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费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而在于我们同样无法想象资本主义将可能如何继续发展，至少并不是以它的理想形态以微弱的纽带系在民主“政治”之上来发展。目前看来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将更多解决问题的责任转移到硅谷，从对福利的关注上转移到对冲突的解决上。

这有可能对效率带来巨大的提升，但是这是不是就不会加重已经折磨公共机构许久的民主赤字了呢？答案是当然会加重。但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已经失去自信标榜自身的民主。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委婉的说辞去描述新常态（其中默克尔的“经济顺从民主”可能是最受人欢迎的主张）。

除此之外，1970年代的一系列标语原本是用来支持民主从而实现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协调妥协，从经济和工业的民主转向共同决策制，但这在现代看起来也颇为稀奇，毕竟在“零工经济”时代，劳动者甚至都不能加入工会，更不用说参与到企业更广泛的管理之中了。

然而，更灾难性的事情还在进行中。“拖延时间”似乎不足以形容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只因为目前的技术公司有着比银行更大的规模，它们不仅由于其规模的庞大而不能倒闭，也不可能修正它们的所作所为——更不用说去复制了——即使一个全新的政府上台也无法撼动它们。

许多技术企业已经承担了实际上的国家责任；任何有关“智慧城市”的周密解析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智慧城市”凭借着技术公司使其成为城市基本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实际上，某些技术企业正在快速地变成政治自身运行的天然背景。一旦谷歌和脸书成为了基本服务的管理方，撒切尔夫人那句著名的格言“你别无选择”将不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将成为切切实实的现实。

最糟糕的是，今天的合法化危机将成为我们的最后一个合法化危机。任何关于合法性的讨论不仅仅以拥有觉察不公平的能力为先决条件，同时也以想象与落实一个政治选择为前提。想象力从来不会缺乏，但是大规模地去落实某项事务却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技术巨头。一旦权力转移完成，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再去“拖延时间”了——民主将不再是一个选项。

（青年观察者宋祎琳译自3月27日英国《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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