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克·傅莱曼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自一个多世纪前清朝倒台以来，中国的年轻人多次向国家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向西方学习。1919年，由学生领导的五四运动要求打破儒家传统，接受女权观念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观。

近年来，一批毕业于外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了中国，他们阅读外国新闻，查看脸书网站，一直与外界保持着联系。而如今，许多中国年轻公民不仅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感到愤怒，而且对西方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理念表现出了越来越蔑视的态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将对中国的未来和美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模式主要提出了两项批评。首先是在美国出现了一连串针对华裔的仇恨犯罪事件，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关注，这些事件暴露了居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核心地位的“白人至上”主义：对华人的恐惧和对中国价值观的蔑视。第二，西方国家抗疫惨败证明自由民主体制逊于中国的贤能政治、一党专政。这两者能构成一个有力的组合。

美国外交政策近期刊载本文

“在他们骨子里，（盎格鲁撒克逊人）隐藏着难以言表的文化种族主义。”任仲夷的孙子、博主“兔主席”如此写道。任仲夷是著名的中国政治家，曾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支持过政治改革。上个月，NBA球星林书豪在脸书上写道，有一名球员在球场上称他为“新冠病毒”。这个故事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关注，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它却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系统性种族歧视在美国无处不在》。

在中国，“西方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这两个词过去专指历史事件：百年国耻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而现在，中国年轻人援用“白人至上主义”这个词来解读时事，特别是那些有关海外华人遇袭的报道，以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和研究生因未披露自身与中国关系而遭到美国政府打压的新闻。一篇报道说：“54名美国科学家被迫失业，其中大部分是亚裔和华裔……这些调查是故意针对和迫害中国人。”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教书和工作。而类似上面内容的新闻可能会使这一趋势发生改变。可能即将要发生的情况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脱钩的不祥之兆，以及西方留学的经历已经不能再为留学生带来社会地位和职业机会。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糟糕的抗疫表现也让许多中国公民相信，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解决不了大问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上月在电视节目中对这一时代精神做了总结。首先，张维为指出美国每天约有3000人死于新冠肺炎，却还在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尽显其虚伪本质。“如果免死于致命病毒的权利都不是人权问题，那什么是人权问题呢？”他问道。他认为中国政府在2020年春天彻底消灭了病毒，美国人民应该走上街头，要求他们的政府也这样做，他总结道：“美国人的命也是命！”

张维为还提到，美国攻击中国的治理模式是为了转移人民对本国体制缺陷的注意力。他认为，西方社会和政治体制会选拔那些自私且往往无能的人担任政治领袖，并鼓励公民做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政治对立。他还认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正如亲北京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所总结的，“中国模式”能选拔最有能力的人去执掌大权，并授权他们为了公众利益而果断行动。

张认为，此次全球疫情证明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自由民主的政府无法让它们的人民做出微小的个人牺牲去服从严格但暂时的隔离规定，即使这么做是为了集体大众的公共利益。（但张没有讨论新西兰、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多党制民主国家至少和中国一样迅速地解决了疫情问题。）

这次疫情也被用来为限制言论自由作辩护。张说：“美国现在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就是人口中大约一大半不相信政府，很大比例的人不相信科学，也不相信任何权威科学机构。结果一切都政治化、陷入争议了。”他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审查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指出，自一年多以前疫情在武汉首次出现以来，中国互联网审查人员严格控制了社交媒体上有关这一疫情的公开言论。他认为，消除“误导性或虚假信息”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当然，有许多传言说，西方国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审查公开辩论，然而他们却没有收获任何社会效益。一位中国记者写道：“当谈到中国和新冠疫情这个话题时，美国的‘言论自由’空间就越来越小了。”他还说：“普通用户的声音在商业巨头面前微不足道。”这是在指亚马逊和推特。

简言之，在疫情初期，武汉曾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但北京相对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可能让许多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相信，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要比西方价值观更能产生好结果。

不管你是否同意张维为的看法，他的这些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和民间舆论的走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例子只反映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小部分舆论。而中国的互联网环境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持不同意见的公民无法为西方进行辩护。然而，多项民调证实，中国政治舆论中的民族主义转向反映出民众态度发生了真实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宣传力度。在2020年4月，近2万名中国公民接受了一项民调的采访，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本国政府更加信任。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疫情过后，他们对领导人的信任度降低。在疫情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支持率超过了90%。

这些趋势将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美中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仇恨犯罪和种族歧视已经驱使许多有才华、思想开放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定居而不是移民西方。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年增长率降至不到1%，这是近十年来极显著的一次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这一代中国青年很可能是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一批比其父母更爱国、更具意识形态倾向的年轻人。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导中国政策朝着更加民族主义和文化自信的方向发展。正如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在十多年前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调高民族主义情绪的温度，但调低温度可并不那么容易。

自由民主的政府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让中国年轻人相信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比威权价值观更好。但是，它们可以而且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抗击“反亚裔仇恨犯罪和骚扰”这场瘟疫。公益组织“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去年收到2800多份仇恨亚裔美国人事件报告。此外，还有无数起事件未被记录下来。任一开放社会都负有道义责任去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这一问题还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长期影响的外交政策问题。

一位中国观察家在评论美国今日局势时，将其与冷战初期相提并论。作者指出，上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钱学森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在美国担任航空工程师。但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暴徒指控其为共产主义者，于是钱学森回到了中国。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成为了“中国导弹之父”。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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