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保守主义均始于感物伤怀。”安德鲁·萨立文（Andrew Sullivan）写道，“若无感物伤怀之情，‘保守’之意从何谈起？”这正是埃德蒙·伯克长盛不衰的经典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哀叹皇权统治一去不复返的原因。这也是为何在美国——现代性的实验田——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屈指可数的原因。

两位所谓的保守派国父，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实际上都是激进政治制度的缔造者。19世纪的辉格党人，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克雷（Henry Clay）与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有时被视为保守主义者，但实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支持者。许多支持奴隶制的南方人都提倡发家致富的制度，狂热地拥护贸易和现代科技，而这些事物维持着奴隶制的丰厚利润。当代保守主义源于对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的反制，它常常把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与道德主义放在一起讨论。鉴于这一历史背景，《凯南日记》极富启发性和可读性，甚至会让读者心绪不宁。乔治·F.凯南是20世纪最受尊崇的外交家学者，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遏制战略主脑。大多数时候，人们称其为战略家和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在外交问题上通常持鸽派立场。内心深处，他的态度和洞见是保守主义，但不是如今“左”、“右”之争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乔治·凯南（1904-2005）

“要是早出生50、100年就好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今时代，人生过于繁杂。城市太多，无以生活；朋友太多，难寻友谊；新书太多，不堪一读；数量代替了质量，生命变得像一部电影，数以百计的万花筒景象在我们脑中迅速闪过，来不及思考。”这是深刻、发自内心的保守主义，尤其是当你知道凯南写于1927年12月以后。

凯南秉持保守主义的悠久传统，哀叹地区社群的命运共同体逐渐消散。1938年，当时正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凯南向上级请假，骑自行车游览威斯康辛州的乡下地方。他不禁回忆起当年家乡如何共同应对洪灾、暴风雨和战乱，以及自由主义的现代生活如何侵蚀着家乡的团结心。17年后，他环视祖国——欣欣向荣、城市化大发展的1950年代美国——心生厌恶：“离开这种国家毫不足惜：数不尽的汽车，挡风玻璃后面无聊而呆滞的一张张脸，各种汽车装饰物、沥青、广告、电视机、加油站、热狗摊、无聊的商业中心、郊区砖房、乡村俱乐部、酒馆儿、烧烤店、毫无意义的活动。”

他总是看到现代生活进步的黑暗面，尤其针对汽车和飞机。关于汽车：“最棒的是在公路上行驶——当然，在晚上，毫无意义的差事儿——生命减去几小时的死亡时间，但至少好过睁着眼。”“坐飞机（尤其是机场）让我接近抑郁症的边缘。”他解释道。凯南对于1986年挑战者号爆炸的反应是，他宁愿“废掉美国整个宇航项目，无论军用、民用，然后用这些钱建一个全国电报和火车网，就像以前那样。”

他的观点植根于历史、哲学以及——让笔者颇有些吃惊——信仰。凯南在1980年的耶稣受难日写道，他为众生和耶稣写了一首措辞优美的赞歌：“造物易朽……最伟大、最神奇之奇迹……乃是各各他之山（各各他山，位于以色列，据《圣经》记载，钉住耶稣的十字架便立于此山。各各他是希伯来语，意为“骷髅地”。观察者网注）……一个人，一个犹太人，持有异见的先知，在两个盗贼的陪伴下钉上十字架……此人教诲有二：一是博爱……二是以自悟、自省之心获得救赎之可能……合二为一：博爱与救赎……建立起整个伟大文明，巧夺天工，无数大教堂拔地而起……塑造并规范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与价值观——在人类文明的精华上烙下独特的印迹。”

凯南的保守主义带有诗性、悟性，毫无功利的尘染。1979年，他勾勒了自己心仪的政治学。“除了要做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我还推崇自给自足。我不仅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需避免引进外国劳工……还相信，必须尽可能减少与其他民族的经济、金融领域交流。”某些读者可能以为这口气宛如朝鲜，但凯南对国民性、团结精神与小规模社群的道德优越感的推崇，自有其欧洲思想传统的丰富来源。这也表明了凯南的种族主义。

1978年，凯南在飞往洛杉矶的途中写道，飞机降落后他恐怕见不到多少白种人的面孔，并哀叹“英国血统，美国当初的宪制与政治理念的缔造者们”的后代逐渐衰落。他预测，美国人注定“陷入操持各色语言的乌合之众，……一片平庸与无聊。”凯南有时表现出典型的种族主义情绪。他对南非的看法就受到“黑人搞不好人权和民主”的观念影响。“我预测5到10年内，”他在1990年写道，“一部分白人将对国家失去信心，被迫移民，南非政府没法养活民众、搞好经济，将需要美国援助。”大部分情况下，凯南的种族主义是源于保守主义心理，他对现代多种族的民族国家“种族融合”怀有深刻的质疑。他并没有看不起中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犹太人。凯南觉得这些民族会在“大熔炉”中胜出。不过，他对非白人种族的评价总是带有苛责和讥笑的意味。

随着时间的流逝，凯南哀叹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大，包括环境、人口过度膨胀和地球资源枯竭。“集体灾难的危险……几成定局。”他在1968年写道。他在1970、1980年代担忧核武器，以为这将引发战争和难以想象的全球性灾难。1988年，戈尔巴乔夫即将终结冷战的时刻，他写道，“我觉得核战争根本没法避免”。凯南一直严厉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主义、帝国手段、傲慢心理与侵略。冷战的终结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或报仇的快感，虽然他在1946、1947年就已经预见这一天。他担忧欧洲发生的巨变可能影响两德统一。

我知道上文勾勒出的凯南像是个古怪的老头子，沉湎于怀旧与意识形态。那么，如何解释凯南作为战略家的天才一面？他踏入外交事业初期就是敏锐的观察者——我们在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33年12月，他与首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一起抵达苏联，很快便领悟到苏维埃制度的残酷现实，而许多西方人当时还蒙在鼓里。凯南通过日记记录下1934年9月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英国自由派的茶会，当时在座的还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凯南写道，英国自由派“思维非常抽象，很容易因为表面上的姿态而对共产主义信以为真。在内心深处，他们永远不会愿意成为布尔什维克，他们仅仅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这种敏锐的现实主义感在凯南的外交记录中俯拾皆是。1944年，他与波兰总理共进晚餐。后者从苏联人口中获得了支持独立的许诺，而凯南相信，不管谁说什么话，波兰人最终都会遭遇悲惨结局。“克里姆林宫充满嫉妒和霸道的眼神里只有家臣和敌人，苏联的邻国只能二选一。”

同样，凯南批评美国用国际组织来维持战后和平的计划。这反映了他的历史眼光。“只有在各个大国满足利益以后，这些体制才能正常发挥作用。”他写道，“一旦某个大国想要改变现状，这些协约体制根本拦不住。”用这句话来形容1944年的联合国再贴切不过。1945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预测苏联将控制东欧，并认为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的信任是盲目而天真的表现。他还是1940年代末预见到中苏必将分裂的少数人之一。

如何解释凯南在国外时睿智、在国内时糊涂？我认为原因是他的陌生人心理，他自视为“时代的客人，没有血缘上的归属感”。凯南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够精准地把握其他国家的本质，而那些国家的历史都要比美国长，他能够联系过去与现在，进行通盘考虑。例如，他在著名的5500字“长电报”中提出，应遏制苏联，而非展开军事冲突。他的贡献在于，证明了斯大林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传统战略的延续，强加上去的现代苏维埃制度最终将会衰落。他对波兰、联合国、中国的分析都是基于历史、延续性和文化的理解。

凯南理解不了的是现代性。技术、资本主义、贸易和移民带来那么多变化，让凯南觉得其中只有危险与灾难。美国作为风暴的中心，成为他担忧的焦点。

1994年，90岁的凯南试图把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他指出，70年的共产主义历史扭曲了伟大文明，人们必须同情这个“不幸受到伤害和凌辱的国家”，才能理解俄罗斯变动不居的外交姿态。然后，他毫不客气地反思美国。凯南认为，这片土地正在遭受“毫无节制的堕落”，“病态地痴迷于性和暴力，莫名其妙地希望为同性恋争取自豪、高尚而大方的社会地位”，最后，也许最令他反感的是“政治正确”，导致“全没了幽默感”。这就是他对繁荣的1990年代的反应。

乔治·凯南为外面的世界亮出了一道光。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始终是一位被吓坏了的客人。

（本文原载《纽约时报》2014年2月23日，原标题‘A Guest of My Time’；观察者网 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