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6日）是博鳌论坛首日，反腐的话题相当火热。“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这一分论坛主题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多位政商领袖、专家学者也纷纷献计献策。重拳反腐之下，不仅多名“老虎”相继落马，也让腐败案件背后官商之间的黑色联系浮出水面。倒下一个官员，跑掉一批商人；查出一个不法商人，牵出一批官员。如此扭曲的政商关系一次次暴露在停不下来的反腐大潮中。据新华网报道，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些企业家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3月26日，2015博鳌亚洲论坛举行“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

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高官贪腐多“金主”，政商关系为何屡碰红线？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与会嘉宾将矛头直指畸形的政商关系。

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虎”绝不手软的同时，拍“蝇”也毫不留情。不论是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等高官，还是山西等地出现的“塌方式腐败”，都暴露了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例如，山西省2014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深有感触地说，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论坛嘉宾《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一位落马的海南厅级干部在悔过书中坦言，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不归路。

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新华社 漫画）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如何避免走极端？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邢诒川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他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应该也包括为企业办事。政府应该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大胆为民办事，大胆跟企业打交道。”邢诒川说。

为官不作为 漫画

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在不少论坛嘉宾看来，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部分论坛嘉宾认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本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翻页看人民日报社论——《重构政商关系新生态》

“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中间的“防火墙”正是党纪国法与制度笼子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大幕开启，有一个议题颇引人注目，即“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 相忘于江湖”。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常态”“在高压反腐的常态下，政商关系将何去何从”，以及“为了与商人保持距离，有些官员变得懒政怠政，怎么办？”这些问题，与会嘉宾碰撞出了共识的火花：官商既不能“勾肩搭背”，也不能“背对着背”，而要“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各得其所”。

毋庸讳言，看上去颇轻松的主题，却透着“依然复杂严峻”的现实。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老虎”、折翅的“苍蝇”，大多都与不良政商关系相关。从案件披露中，我们看到，那种游山玩水不觉累的“会”，那种为之疯狂为之醉的“玉”，那种一夜豪饮价值连城的“酒”……不少领导干部被“你好我好”的商人哥们儿“用轿子抬着送上法庭”。一些“能吏”大搞权钱交易、逐步堕落，自己也追悔莫及。这说明，当权和钱“混”在一起，就会像炸药接上雷管，迟早爆炸。

当然，政商关系复杂，很多国家都碰到。欧盟委员会2013年发布28个成员国状况报告时，提到了政商勾结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造成了高达12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时欧盟一年的财政预算。西方政客“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的“旋转门”现象，也一直为媒体所诟病。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权力过度干预经济运行、市场管理，势必扭曲公权力的本质属性；资本和金钱一旦绑架权力，更会令百姓丧失对政府的基本信任。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谈到官和商的关系，就会联系到它们的负面效应，这也给官商正常往来带来无形的压力。其实，不让官商“勾肩搭背”，禁止的是钱权交易、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而不是要把政商之间隔绝隔离。有企业家“吐槽”，现在政府官员难见了，甚至连一些正常的合法的事情也难办了，反而让企业的发展遇阻。这样的官员，如果不是在理解中央精神时出现偏差，就是想以此作挡箭牌，给惰政怠政找借口。

经济要发展，政商交往要有度。两者可以“近”但不能“粘”，中间的“防火墙”正是党纪国法与制度笼子。近年来，中央不断出台政策，比如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在社团的兼职，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等等。另一方面，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同样，企业也有一张“负面清单”，让企业知道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这种法治上的努力，给出官商交往的制度遵循，正是为了塑造透明、公平、公正的良性官商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论坛的共识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厘清官商关系，有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风清气正的政商新生态，必定会大大增强全球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如台下参会的外企人士所说，腐败现象越少，治理水平就越高，投资者的长远信心就会越足。

（观察者网综合新华网、人民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