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被人实施监控，山东青岛老人张翠云砸掉了摄像头，随后警方将其刑拘，检方对她进行公诉，法院一审判她无罪后，引起各方争执。张翠云为了维权，索性搭帐篷住在了法院办公楼前……

□民主与法制时报社记者 李晓磊 发自山东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办公楼前的台阶上，一顶草绿色的户外帐篷格外显眼，张翠云在这里已住了8个多月。她今年66岁，去年因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被关进看守所，羁押的288天里，她一直绝食，最后靠营养液活了下来。

其实，法院几次要对张翠云取保候审，但她不想出来，“我是被冤枉的，是不是该给个说法？”今年1月份，她还是被法院强制取保候审。可这没换来她的感激。

不顾官方劝阻，她回家收拾了一下行李，从3月1日起，全天候住在了城阳区人民法院办公楼阶梯上。6月初，张翠云的独生女儿李克梅花几百元买了一顶帐篷，两人在法院大院内的生活正式开始。

张翠云为了维权，索性搭帐篷住在了法院办公楼前，一住就住了8个月。

从法院到张翠云的家，只有不到两公里。8个多月来，她没回一次家，女儿除回去拿些换洗的衣物外，几乎也不踏足曾经温暖的家。

张翠云的家位于城阳区城阳街道办事处的小寨子社区（此前为小寨子村）。她的父辈就生活在这里，自己也没外嫁。本来与村子有着多年感情，现在，却成为村子的“仇人”。

去年被刑拘前，张翠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住进帐篷后，身体基本垮了。采访间，她一直横躺在防潮垫上，几次想坐起来，后来又不得不放弃。

每隔几分钟，她就会全身发抖，并不时捂住腹部掩盖疼痛，间接性吐血导致她气色极差。而且，她在无法直起腰的帐篷里，想出来走走都很难。

所以，张翠云的女儿经常搀扶着母亲在法院台阶上散步。由于法院大门正临城阳区中心最繁华的正阳路，这一幕常被路人看到。纷至沓来的质疑，让法院甚是烦恼。

两个多月前，法院判决张翠云无罪，但母女俩仍不搬离。紧接着，城阳区人民检察院就此案提出刑事抗诉，认为法院无罪判决明显错误，但法院觉得判决并没问题。

至此，青岛张翠云“毁坏财物案”，再次陷入“暗战”。

怀疑被监控后砸毁摄像头

张翠云涉及的刑事案件源于6个摄像头。

此前因村里一些遗留问题，张翠云多次到城阳区人民政府举报小寨子村几个村干部。

在法庭上，张翠云供述说，2015年1月8日，她和部分村民到区政府反映问题时，遭遇了村干部安排的人拦截、威胁；3月17日，她再次到区政府时，又遭遇不明身份人员跟踪，并有人用杂物堵了她家的锁眼。

“当天，村干部在我家窗下等位置安装了摄像头。”张翠云说，“他们是想对我进行监控，害怕我再去政府举报。”

记者注意到，摄像头有三个，分别位于小寨子村民居住的华城路二小区34号楼、36号楼，以及这两栋中间平台上。

34号楼1单元301是张翠云的家，摄像头安装的位置，一台在她家东侧窗户下面，一台位于自家单元门口，还有一台安装在她出入家门的必经路上。

这三台摄像头只有一台能拍摄到张翠云家，其余两台监控不到室内场景。

但张翠云觉得三台摄像头全在监控她。

小寨子社区委员张维波证词称，他第一次安装摄像头是在2015年1月份，理由是，那段时间小区被盗案件时有发生，“村民反映强烈，为了减少发案率，经过社区党委研究安装了摄像头。”

城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上述三个摄像头第一次安装时间为2015年3月份。

张翠云觉得，这些摄像头的存在，侵犯了她的人权和隐私权等。

2015年3月20日，张翠云将该情况反映给城阳街道办事处信访办的袁永波主任，袁告诉她，“已通知村里拆除”。但村里并不理会。

袁永波主任目前已经不在信访办工作，对于这个细节，对方拒绝回应。

当天回家后，她就想砸掉摄像头，思来想去，她又选择报警，让警察为其作证。

“没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在他们见证下，我拿着斧头把三个摄像头砸了。”张翠云说，整个过程警察没有制止，事后，警方离开现场。

4月8日，小寨子村干部又让人在上述三个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4月9日，张翠云又将该情况反映给城阳街道办事处，无果后，她又把警察叫到现场，当着警察的面，再次将3个摄像头砸毁，“警察依然没制止。”张翠云称。

这一次，她被口头传唤到城阳派出所。

但前后两次的处警民警均称，他们劝说了张翠云，张不听劝告。

那么，到底是警察到达现场后张翠云开始砸摄像头，还是到达现场后已经开始？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简称城阳公安分局）表示：“我们执法没问题，其他不接受采访。”

对此，张翠云说：“警察有执法记录仪，只要对外公开就一目了然。”

一审被判无罪

砸完摄像头后，2015年4月17日，张翠云又到区政府反映问题，同日，她被城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案由是，涉嫌毁坏财物罪。随即，被关进青岛市第三看守所。

但从进入看守所第一天起，张翠云就选择绝食，管教想了很多办法，张翠云仍不进食，无奈，看守所方面只能为其输营养液。

为了保证她的安全，看守所采取24小时看护，这让张翠云很是感激，“如果不是他们，我早死了。”后来，她让女儿给看守所送了一面锦旗。

张翠云说，在看守所期间，法院想对她进行取保候审都被拒绝，“我要的是无罪判决，如果有罪，宁愿坐牢。”

张翠云今年66岁，去年因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被关进看守所，羁押的288天里，她一直绝食，最后靠营养液活了下来。

4月30日，城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了张翠云。

案件侦查了6天后，城阳公安分局就将该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5月11日，城阳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张翠云案，仅用5天时间审查完卷宗，向城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检方起诉书中，张翠云除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外，还多了一条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该部分以独立段落，出现在起诉书第二部分的案件由来中。

法庭上，公诉人称该部分系笔误。对于此辩解，法院称不予评判。

需要指出，“张翠云案”在审理时遭遇多次波折。据悉，法院接到起诉书14天后开庭，该案第一次开庭为2015年5月25日。诉讼期间，检方因需补充证据，两次建议法院延期审理。

后来，经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案件先延期审理了3个月，后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案件再次延期审理3个月。

截至张翠云接到一审判决书，该案审判时间共用16个月零2天。当地一资深检察官说：“相比较于审判时间，警方的侦查和检方的审查起诉太短了，来不及审核相关证据。”

2016年1月15日，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了张翠云案。这一天，李克梅才第一次见到被拘留后的母亲。除她读大学期间，母女俩从未分开过这么久。

在判决书还没下达时，1月29日，城阳区人民法院对她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张翠云当天被释放。因张翠云坚决不离开看守所，最后被抬出看守所。

这时，她在看守所已经住了288天，也绝食了288天。

回到家后，李克梅发现母亲的体重只有70多斤，“进看守所时有120多斤”。最麻烦的是，张翠云因长期绝食，已完全无法食用正常的食物了。

在朋友帮助下，李克梅只能购买营养液，每天让母亲服用。

张翠云身体稍微好转后，开始去城阳区人民法院讨说法，“我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取保候审我？”该院人士告诉记者，“是看在她年龄偏大、身体虚弱的份儿上。”

可张翠云并不买账。

于是，从今年3月初，她就住在法院大门口的台阶上至今。法院方面觉得，该案在审判程序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张翠云不该住在他们办公楼前。

2016年9月12日，城阳区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判决：被告人张翠云无罪。

法院认为：“张翠云故意损毁公共财物的事实清楚，但现有证据认定被损毁的物品价值事实不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翠云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接到判决后，张翠云没将帐篷撤离法院，“既然无罪了，我要知道是谁在背后害我。”

另外，她对检方指控其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是笔误的说法也不认可，“那是法律文书，怎么可以如此不规范？”

关键证人作伪证被判刑

从法院判决结果来看，张翠云之所以被判无罪，是因为她损毁的摄像头价值无法认定。记者获悉，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后期出现事实不清，是因为前期有人作了伪证。

需要指出，故意毁坏财物罪，构成犯罪的财物要达到一定价值，该案中，摄像头的价值，决定着法院对张翠云的判决和量刑。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调查发现，作伪证的人名叫于某海，其身份系城阳区润海盛电气自动化安装工程部（简称润海盛安装工程部）的经营者，也系小寨子村村民。

张翠云涉案的6个摄像头，均由于某海承接工程并进行安装。于本人在该案判决书中也以关键证人的身份出现。

城阳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供的证人证言中，于某海的证言交叉在大部分案情中。

蹊跷的是，2015年8月25日，于某海因涉嫌在张翠云案中作伪证，被城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1月5日，检方对其提起公诉，称于某海作为证人对案件中涉及财物价值的重要情节，作虚假证明、提供虚假发票，导致张翠云案中的被损财物价值发生重大变化，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

2016年9月9日，于某海因犯伪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而他作伪证的动机，目前无据可查。

记者从张翠云案的判决书中看到，于某海所称的第一次被砸毁的摄像头安装时间有两种说法，开始称2015年1月份，后期又说是2015年3月份。

在判决书中，于某海说摄像头有3台从市北区购买，但这3台机器的具体情况，判决中没有显示。

另外几台摄像头生产厂家为杭州擎安公司，于某海说张翠云砸毁的摄像头型号为，一台长型GNC5215（-E），价值570元，两台球型GNP610-1R（200万像素），共价值7300元。

可该公司销售经理杨潇潇的证言显示，他们从没卖给于某海GNC5215（-E）、GNP610-1R（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杭州擎安公司仅卖给于某海一台型号为GNP610-1R（130万像素）的摄像头，该机器包括税金在内价格为1500元；他们还卖给于某海另一台机器的型号是GNC5115（130万像素），包括税金在内，价格只有235元。

这两台摄像头的销售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

杨潇潇说，2015年4月13日，他接到于某海电话，要求公司给小寨子村开具一份发票，货物名称为200万像素的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1台，价格478元，200万像素红外网络高速智能球机2台，价格11452.99元，价税合计13960元。

于某海告诉杨潇潇，他购买该公司的摄像机被砸坏了，可报的价格，物价机构不信。“为了维护于某海这个客户，就按照于某海要求的货物、名称、型号把发票开好邮寄给他。”杨潇潇称。

而这个按照于某海要求的货物、名称、型号出具的发票，被检方采纳为证据。

2015年6月8日，于某海又发给杨潇潇一个高端摄像机及参数，并让其按照该参数制作发票，“之前估价太低，现在要高端的，让物价机构估价高点。”

判决书中杨潇潇证实，为了收回货款，他按照于某海要求开具了发票。于当场付了12420元货款。随后，于又让杨找了产品清单、保修卡、送货单和合格证等。

此时，距离张翠云最后一次砸毁摄像头，时间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

司法“暗战”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市城阳区价格认证中心，还依据于某海提供的一些虚假证据，在2015年4月13日、16日就上述涉案摄像头，分别出具了“山东省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书”，两份鉴定书的鉴定总价合计为16870元。

这两份鉴定报告，成为城阳检察院批捕和公诉张翠云的重要证据。

城阳区人民法院则证实，这两份鉴定中的检材规格型号与实际不符，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关联性，他们对鉴定出的物品价值不予认定。

张翠云把她被抓走的前因后果记在了这个本上，她害怕自己忘掉一些细节，日后维权困难。

2015年8月18日，张翠云被关押4个月后，青岛市城阳区价格认证中心第三次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此次鉴定的总价值为5522元。

这次鉴定的检材型号，不仅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城阳区价格认证中心还把被砸毁摄像头的运费、安装调试费、纯利润、税金全部加了进去。

张翠云又对该鉴定提出异议。

城阳区法院认为，“需委托并由青岛市价格认证中心做出复核认定”。另外，该案在审理期间，法院已对公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建议书，“建议补充认定涉案物品价值的鉴定意见等证据”。但直至判决书下达，公诉机关也没将这些证据移送至法院。

而本案的审判时限，已不允许法院继续延期审理。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青岛中院和最高法已经分别批准延期审理各三个月，审限已经用尽。

城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青岛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张翠云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案中相关委托事项的函”，可以认同为鉴定依据，并指控其涉案物品价值为6558.84元。

城阳区人民法院则认为，这个函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证据形式要件，不具有鉴定意见的法定效力。

检方却坚称，这份函件具有法律效力。

为此，张翠云一审被判无罪后，9月21日，城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告人张翠云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欲就此采访该案公诉检察官，城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该检察官被抽调到其他专案组为由，未对相关质疑进行回应。

虽然张翠云一审被判无罪，但她仍是城阳区司法界的难题。在当地多个官方人士口中，张翠云是难缠的上访户，尤其这次她极端地选择了住在法院门口8个多月。

记者采访发现，张翠云目前给当地司法带来的尴尬，根源并不复杂。

据张翠云讲，早年间，她先后当过小寨子村大队会计、村办企业副厂长，1994年时，还接手了濒临破产的村办集体企业“崂山四针”（后改名青岛城阳盛源针织厂），并担任法人代表。

按照她的说法，这个企业当时账面资金为零，“房屋破损漏雨，机器老化，一大批工人很久未开工资。”

经过一系列改革和调整，这个即将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还创造了可观效益，“最多时，我手下有两百多名工人。”张翠云说，“老伴儿去世的早，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还要把企业搞起来。”

经过几年发展，2000年时，她和村委会签订了买断厂房30年的合同。2003年，小寨子村开始进行旧村改造拆迁，“村委会却开始与我的厂房归属权打起官司。”张翠云说。

“2004年12月我与村委关于厂房归属权的官司，还未迎来最终判决之际，有关部门将此厂房拍卖了。”张翠云告诉记者。

为此，她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并最终摊上刑事官司，家庭和她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女儿李克梅虽取得了大学学历，但今年33岁的她还没成家，除了料理着自己的面粉批发生意外，其余时间全用在了母亲的事情上。

“我们的家已经毁了，也难以回头。”李克梅说，自己也不敢找男朋友，“我这样的人找对象，是给人家添麻烦。”

每次谈到女儿，张翠云会紧闭眼睛不停抽噎，但眼角已经看不到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