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的西方博物学家纷纷进入中国寻找新的物种，可是面对国土辽阔语言不通的旅途，怎样开展这次行程呢？

万万没想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旅行社啦！

随同西方博物学家旅行和考察的中国人一般包括一名常常兼做翻译的贴身仆人（称作“Ｂｏｙ”）、一名厨师、一名当地向导、几个标本收集工和十几个挑夫。挑夫负责搬运行李、科学设备和那些细心打包好的标本。导游和挑夫可以通过中国行社来安排，这些行社有自己的网络，遍布各地。在华进行较大规模旅行的西方人通常都采用这种方式。 有一些中国人是专做西方人生意的职业翻译和导游，尤其是在西方游客云集的香港、广州和上海。其中包括阿甘（ＡｈＣｕｍ），１８８９年他曾经带着当时还是个年轻记者的吉卜林（ＲｕｄｙａｒｄＫｉｐｌｉｎｇ）逛遍了广州。

绘画中的广州十三行

托马斯·Ｔ·库珀（Ｔｈｏｍａ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曾为他的西藏边地之旅雇用过一名翻译兼向导，这名向导原来受天主教神职教育，但转行做了生意，他除了母语汉语外，还会讲拉丁文和英文，可能也会讲其他西方语言。法国传教士旅行家古伯察有一名信仰天主教的蒙古向导，这位向导后来还曾经带领谭微道从北京穿越蒙古到达过西藏。美国地质学家庞佩利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读过古伯察写的书，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６４年当他游历中国北方时又发现了这名向导，他很高兴地立即雇了来为自己工作。通常参与实地考察的人员包括博物学家的随身仆人、签约收集工和那些在旅途中现雇的人。约瑟夫·胡克在取道印度前往锡金的途中曾经雇用过数十名当地的收集工、向导和挑夫。在华工作的英国博物学家很少尝试组织这么浩荡的队伍，但普拉特和威尔逊（都是职业采集员）确曾进行过接近这种规模的考察活动。无论如何，在实地考察中，人员的组成都差不多，虽然随从数目会各有不同。

西方地质学家在丝绸之路探险

福钧在他的多次中国之行中都雇用了随从，但人数都不太多，他主要依靠的是在现场临时雇用的收集工。他发现小孩子在收集标本时可以派上大用场，因为只要很少的一点钱就能对“这些小顽童很起作用”。许多旅行博物学家都采用了这个办法。１８６６年科林伍德在台湾旅行时，只要一有机会，就会雇小孩子为他收集昆虫和贝壳类动物。 此举既省力又省时，还能充分利用小孩子的独特知识和技能。阿瑟·亚当斯曾在中国海域和沿海地区进行调查，他也从这种办法中受益不少。他认为小孩子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小孩子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甲虫、青蛙、蜥蜴和其他许多难找的动物隐身何处，他们乱搜乱翻起来也毫无顾忌。剥树皮，挖泥翻土，甚至连牛粪都不放过，全得掰开来察看。在中国，这种乡下孩子到处都是，只要给他们一点钱，他们就随时可以干活（边干边玩）。几十个小孩子会一哄跑到田野里、树林中、池塘边，然后带回各式各样奇怪而漂亮的标本。“他们搜寻标本的时候像博物学家一样热切。”

当然，那些旅行博物学家也会现场雇用成年人做收集工；这种工作关系不像和小孩子之间的那样，而是可以持续整个季度或者更长的时间。旅行博物学家能找到的最好的收集工就是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比任何西方人都更了解当地动植物的习性和栖息地的情况。如果是费时耗力的任务，比如收集昆虫，最有效的方法是雇用大批的当地民众，而且这只要很低的工资就行了。很多收集工作只需要稍微一点点技术培训，在向导和翻译的帮助下，博物学家通常可以找到很多当地农民到田野里去收集标本。如果觉得报酬和旅行路程都可以，有些农民甚至愿意跟随博物学家上路继续做田野工作。

运走敦煌经卷的西方探险者

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收集动植物的传统，但他们收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狭义的博物学之用。西方博物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发现不能完全忽略这种中国传统。一天早上，福钧来到了一个村落，他让那里的孩子们去为他抓昆虫。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回到那里，却吃惊地看到一大群农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都在等着把昆虫卖给他，让福钧懊恼的是，那些昆虫都已经不完整，对昆虫学研究没有什么用处了。村民错把他当成民间的捕虫人了，这种捕虫人收集昆虫是为了当药材卖的。他们觉得这些昆虫反正是要进研钵的，整只的半只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谭训曾在广东各地收集过标本，他发现有两个窍门可以让村民给他帮忙。他要么对他们说自己是草药医生，要么就“诉诸中国人的美感，如果能让他们相信我收集植物只是因为那些植物非常美丽，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个颇有雅趣的人”。

本文节选自范发迪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观察者网经“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