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6月5日报道称，西澳大利亚州州长科林•巴涅特(Colin Barne tt)指出，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法规涉嫌歧视中国，而这将阻碍中国对澳投资。巴涅特说，美国和新西兰在澳大利亚投资超过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1亿元)，都不会引起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注意。但对中国却是另一种态度，根据相关规定，中国私有企业只能在澳大利亚投资2.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高于该数额的投资就会引发FIRB的关注。此外，澳大利亚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限制更多。

此前，澳大利亚资源、能源部长兼旅游部长马丁•弗格森也曾表示，应理性对待中国投资，让中国享受与其他海外投资同样的待遇。

那么，中国企业对澳投资会遇到哪些障碍，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中国对澳投资又有哪些特点，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正在上海社科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的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商学院的约翰•斯特迪（John Sturdy）教授。

《社会观察》：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趋向？

约翰•斯特迪：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一个现状，即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意愿越来越强。相比近年来中国利用外资金额的增速放缓和去年的负增长格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年保持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还在继续，这对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投资纽带都是积极的因素。如果我是一个生意人的话，我会在其中发现新的赚钱机会。

从区域划分来看，中国大多数对外投资都是投向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见图1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觉得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会更有意义一些？不过，相对其他西方国家，澳大利亚作为目的地占中国投资的比例是比较可观的（见图1右）。

今年将迎来澳大利亚新一轮大选，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澳的政治系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认为在过去6-7年执政的执政党派有可能会在这次大选中输掉，因此这可能会给中国投资带来积极因素。在汇率上，澳元一直保持高位，澳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甚至曾经超过了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这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投资者的经营收益来说是有利因素，如果汇率未来一年能再上升15%，就相当于增加了15%的经营利润。

图1

图2

《社会观察》：你觉得在将来澳大利亚有哪些行业更会吸引中国企业去投资？

约翰•斯特迪：中国目前在澳大利亚投资最大的领域是矿产业，然后是原材料的领域，比如钢铁和能源，其他的领域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见图2）。但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我会把投资筹码压在农业上。最近在澳关于谁能拥有农场的讨论相当热烈。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很快，他们对过更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很强烈，比如澳大利亚生产的酒类的销售在中国每年都在增长，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红酒的品质很好。近年来中国出了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也反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对食品安全空前的关注。相对来说，澳大利亚的农业和食品行业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有相对高质量的食品生产工艺，这对中国当地消费者而言是非常受欢迎的，并且澳大利亚政府历来对食品质量要求严格把关，这将会吸引更多的针对农产品的投资。就产品而言，除了红酒、牛奶，澳大利亚的蜂蜜也是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澳大利亚政府会根据投资项目的产业属性和投资者特点将所有来澳投资的申请分为敏感领域和非敏感领域，澳大利亚设有专门的机构，即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执行对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查，该机构的审查意见为该项目最终能否获准的决策提供支持。对于超过5000万澳元的投资将会有一个特别的审批。5000万澳元成为准入门槛，低于这个数目的投资受到的监管相对少一些。有时候要完全理解这个准入门槛的要求是比较困难的，一些公司在投资活动中受挫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就错失了机会。在敏感产业内最为典型的是房地产、民用航空领域、电视媒体等大众传媒，以及电信产业。

尽管目前采矿业是中国对澳投资高度集中的领域，但在将来投资的产业领域一定会有所分散，大家会看到各个领域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的增长，从而形成一个更均衡的投资格局。

《社会观察》：有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存在歧视，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具体存在哪些障碍？

约翰•斯特迪：第一个障碍就是刚才提到的澳大利亚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其所做的规定是对所有投资者来说都必须遵守的，不单独针对中国企业。第二个障碍就是所谓敏感的国家利益的标准，很难对这个标准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其他还有针对企业性质的标准，比如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央企有额外的标准。澳大利亚对中国国企对澳投资可能存在的非商业性目的仍然持有谨慎态度。以上种种因素综合起来，给中国的投资者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虽然澳官方是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投资的，但是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

我认为其中最大的阻碍是文化上的阻碍，人们总是喜欢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相近的人做生意，这种文化价值观也包括语言和商业习惯等。有调查显示，中国很多企业缺乏国际化的商业经验，缺乏对当地商业习惯的了解，这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是一个重要阻碍。我自己去过很多国家旅行，观察到澳大利亚人到别的国家投资也不一定就很容易理解当地的商业习惯，我认为这需要当地有人给你提供正确的建议。台湾的85°C咖啡在澳大利亚的经营遭受了失败，有一次我和该公司的一个经理聊天，他很疑惑：为什么85°C咖啡在别的地方卖得好，却在澳大利亚失败了？我认为85°C咖啡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将店面设置在了错误的地点，而不是其产品的质量问题，在澳大利亚谈生意很多时候是边喝咖啡边谈，因此85°C咖啡应将店面开在城市的金融区、商业区或者比较富裕的地区，但他们却将店开在了城市的郊区。

讲到中国企业在澳大利益投资遭受歧视的问题，在一些具体案例上，实际上更加复杂。两个重要案例可以拿来说明，就是中铝收购力拓案以及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对Lynas的收购案。

我认为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原因主要来自非商业因素。在金融危机时期力拓公司受到了重大的财务压力，为了缓解压力，力拓寻求中国铝业注资，中铝能够掌握其15%的股份。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批这项交易的漫长过程中，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减弱，力拓逐渐走出了危机，其财务状况没有以前那么窘迫了。与此同时，另外一家矿业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也趁虚而入，准备向力拓注资。最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决定，力拓的财务状况已经得到改善，已不需要中铝的资金注入，也不需要必和必拓的资金注入。这个案例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中国的媒体普遍认为中铝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实际上政府批准了中铝15%的参股，只是因为力拓的财务状况改善了，不需要资金的注入，所以，客观环境的改变是影响这宗投资生意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重要案例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对澳大利亚矿业公司Lynas的收购。在这个案例中，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希望收购Lynas公司51.6%的股份，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只批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占49%的股份，即不占绝对多数的股份。和上一个案例比较，49%和15%对于公司收购来说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都不占绝对多数，然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选择了放弃，我认为中国方面因为2%的差距而放弃了49%的收购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在第一个案例中，中铝收购力拓其实是通过了澳大利亚政府批准的，但是受到了必和必拓的游说以及一些媒体的负面报道，导致了收购进程的拖延，我认为必和必拓公司的游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这里也无疑存在着不同文化背景下做出不同的商业决策的情况。在第二个案例中，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对于中国公司来说不可接受，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决定让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很丢面子，因为他们要51.6%，而澳政府只批准了49%。然而媒体上大肆宣传的是，中国公司要求51.6%的股份占比反映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想要控制有色金属市场，这给公众造成了一种中国企业意欲垄断当地市场的印象，而澳大利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同的民族能够和谐共存，一家公司掌控一个领域的行为对澳大利亚民众的价值观是一个冲击，这也造成了对投资进展的负面影响。

《社会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有着怎样的形象？

约翰•斯特迪：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在维多利亚省有的中国国企也有着不错的口碑。力拓案和Lynas案是两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只要这些企业给澳创造了就业机会，总的来说还是受欢迎的。但对于中国的非完全私有的企业，澳大利亚官方可能存在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或怀疑。

《社会观察》：澳大利亚的媒体如何评价中国在澳大利亚矿业的投资？媒体报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当地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态度？

约翰•斯特迪：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每年都在增长，从统计学上来说，这说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情况越来越好，同时也说明投资机会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媒体上有一些负面报道，但我个人认为澳中之间的合作会有更光明的前景。我认为媒体的负面报道能激起两种对立意见之间的讨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媒体自身的营销，同时可能会对与澳大利亚竞争的国家产生影响，资金会流到这些国家中去。不过，这种负面报道也并不局限于澳大利亚，包括欧洲和美国也都存在对中国投资的负面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