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中共会被市场经济吞噬?西方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8-26 08:04

樊鹏

樊鹏作者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导读】 2021,我们迎来了建党百年这一重要时刻,也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8月17日,随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一度成为网络热词。在新发展阶段,如何理解、阐释中共与资本的关系,也成为了理论界热议的话题。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汲取哪些历史经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樊鹏研究员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提到,如果比较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中国在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方面,几乎是做得最好的。尽管在以上每一个方面,中国都曾有过曲折的经历,但是最终都得到了及时的调整和“校准”。 西方曾预测中共将“被市场经济所吞噬”,但事实是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且具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且善于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所以我们依然在驾驭体制,没有出现市场经济和市场秩序的失序。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在百年发展史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了多个层面的问题。当下,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重温百年党史,能为我们提供哪些经验、启示?

樊鹏:重温百年党史,我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一个百年党史的学习者和思考者的角度,历史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经验、启示。

第一,坚实的政治实体是国家安全之基、发展之源。

中国是世界上几乎唯一经历了全国性革命运动洗礼的国家,比较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我们国家治理的真正优势便在于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就奠定了的,伟大的革命队伍扫平了固有的政治势力,荡涤了一切陈旧力量,重建了国家权力体系和基层组织。今天我们的制度执行力来自哪里?核心就是这个。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这个历史基础和这个能力。

第二,久久为功,致力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百年来,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了几次重大的“飞跃”和“转折”,但是根本上的进步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中国一直在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以贯之的历史主题,也是久久为功的伟大事业。

从保障基本人权和发展权,到逐步提高人权、追求和实现高层次人权,中国持之以恒地实现了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进步。以新中国建立之后的30年为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就曾经比较过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他具体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印之间的婴儿出生时预期寿命、中小学受教育比重、妇女社会权利等具体指标,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除了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改革路线和方针之外,实际上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30年实现了人的解放,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这为后期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阿玛蒂亚·森

伟大的改革开放充分释放了人的活力。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我们党的许多改革就是不断赋予人民自由的过程,也是构建和展示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的过程。

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高达二亿八千多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就有一亿六千万。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从乡村到城市,突破“天花板”、开创新天地,从城市到乡村,返乡创业、建设故土,创造了一个“流动的中国”,一个充满繁荣发展活力的中国。

第三,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构建了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基础、健全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于全球第一。

在产业布局上,依托三线建设,完整的小型工业体系在全国分布式发展起来,这为中国提升自我保护、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了历史基础。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时候,这个工业基础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的时候,国际上很多国家非常羡慕我们,因为我们在封闭之后,仍然能够基本实现工业体系的自给自足。这种产业链的完整性同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构建国家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时候打下的历史基础很有关系。

新冠疫情之后,各地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有序复工复产,赶制国内外订单。 新华社发(徐仲庭 摄)

第四,坚持走自己的路创新创新发展道路、创新制度模式。

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政治实践探索提炼出来的新的民主发展模式和民主制度。这个民主,不是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不是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那样的形式主义的民主,而是包括了选举、协商、监督、参与等在内的贯穿人民政治生活实践的全过程民主。

可能现实还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这是一个方向。正如我们前些年提出的协商民主,同样是中国民主的伟大创造。这里要说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创新创新发展道路、创新制度模式,这是中国的重大政治发展经验。

实际上,在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创了许多重要的制度模式。这一点,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深有体会。比如我们的医疗制度,前些年研究医疗改革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到在1978 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模式推崇备至,赞誉中国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健康,并将之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

一直到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仍然称赞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用非常低的成本实现了初级诊疗的全覆盖。虽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走了一些过度市场化的弯路,但是我们很快就从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

第五,致力追求发展与稳定、秩序与活力的双向平衡。

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彪炳千秋的政治成就,还体现在一些更为宏观的方面。如果比较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中国在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方面,几乎是做得最好的。

在以上每一个方面,中国都曾有过曲折的经历,但最终都得到了及时的调整和“校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鲜有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而且确保了中国在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保持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政治稳定与社会活力的平衡,稳妥处理了有为政府和市场的复杂关系。

例如在中国地方关系上,如果我们比较地看苏联、南斯拉夫,还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改革失败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央地关系,比如说南斯拉夫的解体,主要原因就在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

改革开放以来,在剧烈的发展转型中,中国的国家财税能力和中央财税能力都成出现过大幅度滑坡,但是中国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成功改变了这一趋势。同时在90年代末期,以分税制改革为先导,中国又迅速而果断地改革国家制度体系,增强了中央干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稳健的战略定力,政治成就更为突出。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

观察者网:后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在香港、新疆以及最近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西方频频设置议题,指责中国。有观点提出,在西方,少有系统理性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著作,这也使得现在西方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偏见、误判不断加深。对于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是否有破局的可能性?

樊鹏:准确地说,西方有许多研究中共的著作,涉及到国企管理、干部管理等各个方面,但他们的问题是不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实事求是,也不够心平气和。他们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抓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特征,但是在改革的后期,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中国社会显示出了复杂重大的变化,他们的研究却没有跟上。

他们的研究基本建立在这些假设上:中共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共附着于国家,会不断收缩、萎缩,直到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共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经济,而不是政治,但市场经济是中共难以驾驭的,所以中共最后会被市场经济吞噬;中国人民会倾向于拥抱西方式自由民主,等等。

但是这四个假设几乎都不成立。比如,“中共会犯颠覆性错误”,实际上纵观百年来中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最大的经验就是中共会自我纠错,作为一个压力型政党,中共会自我施压、自我发展,由此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总结错误再出发。

这个过程有点类似美国政治学家说的“muddling through”,就是政治决策在泥泞中前行,虽然左一脚右一脚,但是总体在向前,没有出现重大颠覆。

“中共会依附于国家不断萎缩”也是不成立的。

西方总是试图用源自西方政治经验的“政党”概念来衡量中国、想象中国。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局部利益的政党,更不是西方的议会党团。

“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呢?在广义的宪法政治意义上,中共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是当前中国国家体系的创造者,包括了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国家监督机构在内的所有机构,都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创造。

党还是是广义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广泛深入融汇嵌入在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运行中,在今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而且,任何想把党同国家切割开来、分离开来的想法也几乎都是幻想。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相互融合,同时提高,有一个强大的党,才有一个强大的国,两者是统一的。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党,就没有国。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解。

我们也没有像他们说的“被市场经济所吞噬”。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且具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且善于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所以他依然在驾驭体制,没有出现市场经济和市场秩序的失序。

数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提到,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市场经济的成果多受惠于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中国前30年的建设奠定了国家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这套体系不断变革完善,在国家财政、军事安全、金融财经、市场监管、社会民生、国土规管、公共治安等方面,提供了几乎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项重大的发展经验是对市场社会发展进行必要的结构性调整和分类施治。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市场、社会同国家的对抗和制衡关系往往带来市场社会力量同国家公共事业的“脱嵌”,这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发展成本。

然而,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通过党和国家机构的纵向“链接”,形成对各种新兴力量的包容和吸纳。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能够包容新生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体制机制,目的是使基层党组织、政府与群众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形成有效衔接,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国家发展的任务。

这一系统既不是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所预期的“强社会—弱国家”模式,也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而是一种相互支撑、权责配置更加有序有效的协同治理模式。

近期,杭州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至于说“中国人民会倾向于拥抱西方式自由民主”,我想中国人民在百年党史、70年新中国史和超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史中已经接受了教育。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适合国情的体制才是好的体制。我们应该用实践效果和人民感受衡量民主。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发生,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弊端,也让我们认识到需要一个“主心骨”来维护国内的发展环境和国民政治秩序。

在理论研究的层面,讲好中国故事很重要。但现在中西之间有很多深层次的冲突,比如在国际规则的走向上,在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好的政体这些根本问题上,中西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西方意识到中国可以不依赖他们那套自由民主体制来实现富强,这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所以,我们不要指望西方人改变偏见。

至于破局,我觉得除了讲好中国故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强在理论上的提炼。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走向复兴的过程,但没有给予这个过程一个令人信服的普遍化的理论总结,在这方面,社会科学要肩负重任。

另外,我们也要善于多方面发声,因为不管你多么正确,只要你只有一张嘴在说话,别人可能就不太相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急于让别人马上接受我们,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伟大的理论创新、文艺表达。

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形象,应该由“他塑为主”转变为“自塑为主”。过去,中国形象基本是西方人主导塑造的,他们塑造得好了,我们就赞赏他一下。现在,就不要指望他们了,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对中国形象、中国故事形成自塑的能力。

观察者网:今年,各地都形成了党史学习的热潮。在一些讲述党史的文章下,我们常能看到读者留言缅怀历史。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历史实践也是非常能打动大家的一点。在抗疫和抗洪救灾中,群众路线也仍然发挥着非常可观的能量。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该如何继续发扬群众路线?

樊鹏:基层治理是我们党和人民对接的一个重要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群众路线也应该朝着新方向有所发展。目前这个界面的变动比较大,如果单纯依靠行政化的刚性手段来管理,成本很高。因此,培养专业化治理队伍(例如基层社工),建立更加灵活的基层体制,趋利避害地运用新技术都是必要的。

最近,我一直在关注基层社工的问题。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全国只有不到20万社工。但是我们到2012年之后就制定了一个社工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发展到现在,全国社工群体的数量可能在300万左右了。而且我们围绕着社工的教育、培训、认证都有一整套体系了,这对于服务基层、维护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来,我们推进社区居家养老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社区里就需要充实专业化队伍。这对于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只靠政工干部、政治学习来处理社区事务,肯定更多的是在正确的政治引领下,强化专业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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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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