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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统戴老板:​三十年前,有民营企业家突然要把厂子“交给国家”

2020-01-17 07:52:24

1989年的一个晚上,四川“饲料大王”刘永好兄弟几个跑去找县委书记,说要把自己价值上千万的饲料厂无偿捐给国家。县长很不理解,好好的厂子,怎么突然说要捐掉呢?

当时,刘氏兄弟推出的“希望牌”乳猪饲料打破了正大集团洋饲料垄断我国高档饲料市场的局面,在省内外颇有影响,其书写的大字标语遍布广袤的城乡大地:“希望养猪富,希望来帮助。”连孩子都跟着电视广告学:“我的猪长得肥,是吃了希望牌饲料……”

但是,8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云诡波谲。刘氏兄弟曾多次被授予各种荣誉,可突然间,过去常来视察的领导一个都不来了,采购、运输、销售等环节开始受阻。刘永好想买原料,铁路不给运,甚至有竞争对手告他“投机倒把”,这在当时可是个足以判刑的罪名。

在县委书记面前,刘氏兄弟困惑地问:“书记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应该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但现在我们连自己到底是啥子人都不晓得了。”这个问题很直接,但却萦绕在千千万万的私企老板们心中:他们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到底是不是“自己人”?

国企还是民企,公有还是私有,这个问题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隔三差五就要被提起,且每次提起都会触发民营企业主们的敏感神经:他们会因为新闻联播上措辞的变化而苦恼忧虑,也会因为关键人物的视察讲话而感到欢欣鼓舞,这种循环至今仍然存在。

在国企民企之辨再次被热议的当下,回溯过去40年来类似的争论,我们或许可以窥见未来的方向。

01 “中国第一商贩”

1972年,在那个一切都是国营经济的时代里,年广久在老家安徽芜湖偷偷摸摸地卖起了瓜子。年广久卖瓜子的方式与众不同。别人买一包瓜子,他往往还另抓一把硬塞给人家,大家说他是“傻子”,可就是这多抓的一把瓜子,成就了日后著名的“傻子瓜子”。

到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也得到了认可。年广久不再需要偷摸卖瓜子了,《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报道,传遍全国,年广久也成了“中国第一商贩”。

改开之初,在芜湖街头卖瓜子的年广久

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没那么一帆风顺。198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的文章。事情起源于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2人。

《人民日报》专门针对陈志雄是否具有剥削性质展开讨论。讨论持续了3个月,最后竟有了个戏剧性的结尾:有人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做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七上八下”的标准本可以让理论家和民营企业主相安无事了,可是年广久严重超过了这个标准。他当时以个人名义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工厂和厂里140名职工,“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的说法迅速流传开来。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知情后就派干部到芜湖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交中央。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就“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专门发表了看法:“雇工问题,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正在嗑“傻子瓜子”的邓小平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的年广久,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企业主们的观望心理,也是从这一年起,邓小平南下广东的影响力和深圳特区的示范效应持续发酵。“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让时红时黑或灰或白的民营企业家们看到了希望。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最高决策层终于就民营经济的地位达成了普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这也形成了以柳传志、鲁冠球、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为代表的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这些“84派”企业家因此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的探路者与开创者。

这一年,尘封已久的私营经济开始再度萌发,然而没过几年,新生的私营经济又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争论中。这场争论的结果,也给未来中国民企的发展定了调。

02 姓资还是姓社

1989年,像刘永好一样打算向国家献厂的私营企业主并不只一个。当时,由于国内外局势的不确定,整个中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姓“资”姓“社”的思潮开始重新占据思想和舆论阵地。刘永好兄弟的境遇并非偶然,也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1992年1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登上了一辆开往南方的绿皮车。

南巡期间,小平金句频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一举冲破了“姓资姓社”的阴霾。

1992年10月,“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刘永好心里的巨石一下落了地。希望集团随后走出四川,先后把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迅速开拓了全国市场。

1993年,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永好在人民大会堂作《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发言

但在1992年吹起的春风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着扎实做实业。南巡后,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大量热钱涌入海南特区炒房。高峰时期,总人口600万左右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2万多家地产公司,平均300人一家。商品房价格从1988年的1350元/平暴涨到1993年7500元/平,大量投机客通过炒地皮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刘永好的一个朋友也劝他去海南捞一笔,刘永好一开始还被打动了,去海南注册了家公司买了套房,但他逐渐意识到这就是个击鼓传花的骗局,于是果断撤出海南,不贪图侥幸的发财之道,这也让他逃过了随后不久就发生的地产泡沫破灭的灾难。

1992年起,一大批官员、学者纷纷走出体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并由此形成了继“84派”之后的另一个企业家群体,“92派”。

1992年,浙江东阳人郭广昌刚满25岁,复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已有3年;比郭广昌大10岁的湖北人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官至厅级;陈东升在武大的同学毛振华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任处长,捧着令人羡慕的“金饭碗”。

然而,在南巡后的春风下,这三个不同岗位、不同部门的“体制内”精英做了一个在当时并不被人理解的决定:放弃铁饭碗,下海创业。如今,郭广昌已是复星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创办了泰康保险,毛振华则建立了有“中国标普”之称的中诚信。

年轻时的郭广昌

1992年之后,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可是随着2001入世,民企面临的质疑声再度响起,这次的主导者居然换成了所谓“经济学家”。

03 “原罪论”风波

尽管错过了莫干山会议那个经济学家拜将入相的黄金年代,但2003年的郎咸平也凭借着一连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炮轰,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不过真正将其送上风口浪尖的,还是那年年中他挑起的“民营企业家原罪论”大争议。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我国刚刚趟过了国企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地雷阵,加入WTO的时代红利开始释放。部分企业家在改制过程中,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行为格外碍眼。经历过下岗潮的万千民众与骤然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之间,仰慕、猜忌、嫉妒的种种难以明言的情绪正在潜滋暗长。

一个口无遮拦又渴望出名的经济学家,是点燃这堆干柴最好的火星。

利用时代漏洞进行财富积累是一种原罪,民营企业家需要赎罪!

郎咸平振臂一呼,顿时风起云涌。有要求清算的,中国人大教授杨德明强调,如果资本的积累是以非法的手段得来的,必须要追查到底;也有呼吁特赦的,北大光华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主张,政府可以实行一个税收特免政策,过去的事既往不咎。

学者声音背后的是汹涌民意,但企业家们其实更在乎朝堂之上的声音。尽管早在2001年,时任最高领导人就一锤定音发表了支持民营经济的“七一讲话”,但据说其中接纳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内容,一度引发了组织内部的激烈争论。这一代企业家的青壮年都沉浸在敏感岁月里,对舆论和政策的警惕几乎是伴随终身的。

2002年著名演员刘晓庆因证据确凿的逃税案入狱;同年华晨汽车实控人仰融因与辽宁省政府错综复杂的产权纠纷,潜逃至美国。风云人物的旦夕祸福,让企业家们惴惴不安,纷纷向民众做深情忏悔,一副争取宽大处理的诚恳。柳传志自爆联想集团赖过账、走过私;刘积仁坦诚东软集团卖过骗客户的软件。

企业家们惊弓之鸟般的情绪在2003年中崩至极点,上海富商周正毅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被抓,清算“原罪”的舆论沸反盈天。郎咸平用一整套BOT、累进税制、第三方处理的学术化理论为舆情提供了理论支持,吴敬琏、张曙光等温和派学者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

虽然确实有一部分企业家存在利用国企改革盗窃国有资产的情况,但把民营企业家群体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以偏概全的。将仇腐情绪引导向仇富情绪,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巨大的内耗。体制内自上而下很快达成了坚定支持民营经济的共识,从地方到中央,快速对舆情进行了反馈。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一系列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次年,国务院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成为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凡此种种,不仅是朝堂对“原罪论”的拨乱反正,也让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年代。互联网BAT三巨头、曹德旺的福耀玻璃、何享健的美的集团……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

宏观经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常常导致社会舆情呈现出一种往复。每当前行遭遇颠簸,总会有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试图搅浑水牟利。在“原罪论”的风波中,郎咸平赚够了社会声望,自此从经济学大师摇身一变成为了割韭菜的大师。视郎咸平为偶像的后来者,也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刻。

04 “私营经济应逐渐离场”?

2018年9月,一个名叫吴小平,自称“资深金融人士”的自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发文称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文章内容虽然粗糙,但偏激的观点显然击中了大众内心的恐惧,毕竟贸易冲突和疲软的经济形势,已经让民营企业寒蝉若禁。

精明的投机分子准确捕捉了社会痛点,民众的焦虑和恐慌被彻底激发。吴小平这个此前频繁发布P2P广告的流量追逐者,一跃成为举国焦点。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下,经济发展模式亟需做出改变。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应是一系列去杠杆、调结构的具体措施。经济下行期的改革,难免面临震荡,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强烈的不适应。

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部分民营企业热衷于铺摊子、上杠杆,一旦经济趋冷,很容易遭遇心梗式的衰竭。视一个亿为小目标的首富王健林就堪称典型,万达大幅投资海外的同时,还转型在国内布局文娱产业。当银根收紧后,就不得不选择收缩战线,抛售资产。

在去杠杆、环保等供给侧政策的落实中,虽然经历大浪淘沙,但也有许多企业扎根本业,在改革中完成了产业升级换代,华为和李宁就是典型的例子。用民营经济退场论来迎合供给侧改革中遭遇困难的人群,是利用舆论反社会的一大发明。

对此,不但《人民日报》与《经济日报》纷纷发文驳斥,最高层更是在11月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让“退场论”的荒谬传言自然偃旗息鼓。

前几天,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聚焦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意见提出在能源、电信、铁路等领域放开民企的市场准入,在监管、招投标方面一视同仁,在融资上尤其完善民企直接融资支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立中小民营企业风险补偿基金,支持发展主要服务中小民营企业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

针对民企实际经营中容易被大企业拖欠账款的现象,《意见》提出将政府部门及时支付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纳入地方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同时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协助纪检部门调查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免成为反腐斗争中的“牺牲品”。此外还提出要改善一些民企内部的投机取巧与管理粗放问题,尤其关心年轻一代企业家的成长。

本次《意见》发布后再度引发热议。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的热议不在少数,对“一大二公”卷土重来的忧虑也并不是第一次。但事后看来,在每次舆论情绪颇为悲观的档口,我国实际上都向着更乐观的方向走去。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发展而对效率与创新有着更高要求的今天,当然更不会例外。

05 尾声

民企与国企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将视角从国内转向海外,或许可以从国际比较中得到一份更宏观的理解。

2012年,因“历史终结”而饱受争议的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每年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就会出现很多坑,但春天结束前,这些坑都会被填补。但在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这些坑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填补,而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道路上的坑从不会有人去填。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别?因为不会有私人企业愿意自掏腰包去帮一条路填坑,所以填坑的人只能是政府,如果政府税收有限,那填坑当然就慢,甚至只能一直放那儿不去填。

通过这个故事,福山引出一个重要观点:正是由于政府等组织提供的基本服务已经理所当然,人们往往反而会忽视它的重要性。就像如果不是特意提起,很少有人会时刻关注到空气的存在。

但全社会都需要的公共服务(水、电、交通、公路等)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不仅不挣钱,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亏钱。靠垄断基建攫取暴利,甚至滋长出“四大家族”的后果,已在今年夏天的狮子山下充分暴露。

因此,对于公共服务这种经济效益上投入产出很难相匹的领域,资本规模更大、管理更规范的“国家队”或许更合适。从法国铁路公司,到德国电信,再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房地美、房利美,欧美世界也不乏此类情况。

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攀科技”同样存在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问题,但“大国重器”又不可或缺,故这方面同样适合“国”字头出场:北斗航天卫星应用科技集团研发了北斗卫星,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了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鞍钢集团研发了山东号航空母舰的甲板钢。

甲板钢的生产线

此外,2018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70%,天然气升至45.3%,能源安全面临重大考验,这也是我国积极奉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走出去”中,对某些高风险的动荡地区私企不会去,但从国家利益出发又不得不“入虎穴”,此时,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国企也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各有所长,国企与民企之辨的症结或许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各尽其力,取长补短,在不同场景中充分激活要素、整合资源。

未来十年,中国将重返全球GDP第一的王座,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将挺进没有前例可参考的无人区。利用好国企和民企这两套体系的长处,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点,世界需要我们交出一张答卷,时代也需要我们交出一张答卷。

参考材料:

1. 饲料大王刘永好心得:我比时代快半步,新浪财经,2013.

2. 赤脚首富刘永好,财经纵横,2003.

3. 1992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凤凰财经,2009.

4. “92派”:二十年改革缩影,财富,2012年.

5. 傻子瓜子年广久:谁也无法替代的个私经济标本人物,凤凰财经,2009.

6.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人民网,2017年.

7. 中新社:中国民企“原罪”话题成为舆论热点,2003年.

8. 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财经纵横,2003年.

9. 我国油气消费对外依存度双创新高,经济参考报,2019

10.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人民日报,2018.

11. 我国油气消费对外依存度双创新高,经济参考报,2019.

12.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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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周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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