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按】李世默周一到周五做生意，周末研究中国共产党，也是蛮拼的。而他关于两个历史元叙事的批评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治理与改革模式的新观察，为沉湎于左右道路之争的思想界带来新的空气，也引来了思考和争议。新话语和新路一样，需要磨砺与思辨。作为一种创新叙述，理应接受批评。在李世默于清华发表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之后，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发出了他的批评之声《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范勇鹏来文，认为二者涉及不同层面的问题，未必互相矛盾，反倒互为补充。特此刊发，欢迎讨论。

李世默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不出所料地又成为池塘中的石子，激起争论无数。之前李在TED的关于“两种元叙事”的演讲已经引发了围绕中国国家能力和中共治理效率的辩论，笔者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不少美国学生谈起中国问题，都会提起“Eric Li”作论据或靶子。

李的清华演讲激起的涟漪之一，是清华学生王琪的评论文章“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文章认为当代政党政治存在着“去政治化”的问题，当“党-国”体制变为“国-党”体制，政党失去了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功能，政治问题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或“治理能力”问题。文章认为李的演讲，将合法性问题转化成治理能力问题，同样陷入了“去政治化”的陷阱，忽视了中国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

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

文章将李世默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他“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的论据，这种论证方法是不大好的。对于历史上的死人，阶级分析加之于身当然无可厚非，但对于还活着的人，还是要尊重辩论的规则，对文不对人，讲逻辑不讲出身。不过，作为一个资本家，李的立场和视野肯定受其身份的影响。但是，同为资本家，有人批国进民退，有人讲国家能力，似乎这个身份也不能作为一个科学变量。

平心而论，沿着汪晖先生的思路，这篇文章说的道理确实是不错的，的确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文章与李的演讲涉及政治不同层面的问题，未必相互矛盾，反倒互为补充。我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基于对中国问题诚实思考所提出的两个“真”命题，两者如车之两翼，一旦偏废，大车将倾。

国家能力还是国家主义？

前些年，当国家能力还不是一个热门词汇的时候（王绍光教授很早就提出国家能力问题），笔者已经听不少自由派的朋友猛批“国家主义”了。在西方政治思想主流——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看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基本就是好的，国家的基本就是坏的。公民社会强调社会力量的自发动员，治理理论强调“非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自由意味着人的权利对国家的约束，法治意味着超越国家政治权力的终极合法性之源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受其影响，国内自由派朋友也多相信政府是小的好，企业是私的好。我在国外也听过几场国内经济学家的演讲，在他们看来，所有经济、社会问题，最后总能归结到政府干预太多。我将这种心态归结为一种“国家主义”恐惧症。

那么，人类为何还要国家呢？

如果问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是“国家能力”。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饱含激情地声称所有人生而平等，拥有不可剥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可是，“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毕竟只是歌词中的一厢情愿。拿着这些权利并不能换回一个安全繁荣的生活环境，反过来，没有政治秩序，这些权利也最终无所附丽。

由于大陆会议制定的《邦联条例》太过于松散和低效，华盛顿将军的大陆军陷入无兵无饷无装备的窘境，独立战争难以为继。更可怕的是有钱人的独立债券及其他动产投资没有了可预期的回报。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们忍无可忍，在费城召开会议，制订了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明确宣示了其宗旨为“组成更完美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和平，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前五项宗旨都涉及国家能力，只有最后一项涉及自由。美国宪法既抛弃了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也用一套高效的制度设计代替了无能的《邦联条例》，高度强调国家能力。从此美国走上了崛起之路。

如果问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是“国家能力”。

200年后，再问美国的政治领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却变成了“自由”，或者是自由的各种现代别名：民主、宪政或法治。

也许他们并非真的这么想，只是内外有别，“宣传有纪律”。在国内，自由主义是自由和秩序之间的一种平衡。且看占领华尔街和福格森抗议，国家毫不犹豫地动用专政机器维护秩序。只有在对外时，特别是在推广民主和颜色革命时，他们才跳过了宪法宗旨的前五项，直达终点：自由。

于是，美国在海外的战略主要是支持社会力量、削弱政府能力、推行私有化、鼓励多元化。这在所谓“第四波”民主化国家中，导致了政治秩序的衰败，也即国家能力的失败。面对这种失序局面乃至诱发的人道灾难，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治理乏术。政治秩序的诞生极其艰难，摧毁却十分容易。翻遍西方政治哲学史，政治秩序永远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前提。

二百多年的自由主义进化史，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外战略，也反过来影响了美国自身。对自由的过多强调，使部分美国精英也像吸食了致幻剂般失去了真正的政治洞见和智慧。正如李世默所说，在过度的程序主义和法律主义下，美国国家也逐渐发生衰败，国家能力衰落，产生重重困境。欧洲也一样，程序民主的合法性过度扩张，不仅导致国家能力停滞，而且使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建立超国家精英政体的一体化努力屡屡受挫。欧盟的2005年类似于美国的1787年。只是1787年的美国，政治精英顽强地追求国家能力，成功跨越立宪时刻。2005年欧盟的立宪计划却在形式民主的噩梦中折翼。由此欧洲陷入衰落与失能的泥潭，9年后仍未逃出生天。

同一个东西，正面看是国家能力，负面看是国家主义。然而现实的发展，似乎否定了自由主义者的担心。

按照王琪的文章，欧美国家的确发生了“国-党”体制阻碍社会利益表达的趋势。但是这并未与国家治理能力形成正相关。这显示，汪晖理论确实提出了真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李世默的关切，即国家能力。也许，汪晖理论是对的，李世默的演讲也没有“错”。

能力与正义都是合法性基础

鉴于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失能症，西方学者近年来也重新发现国家能力问题，比如福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李世默的观点形成呼应。但是西方学者讨论国家能力，主要是为了寻找克服形式民主病症的药方，却无意追求实质民主的实现。因而，中国知识界对同一问题的关注，应特别留意避免西方思想的陷阱。

在这方面，汪晖先生这样的声音令人尊敬。西方一些学者也在试图从同样角度解开西方问题的症结，比如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可以说，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李世默与福山站在类似的角度（仅仅是角度），而汪晖与皮凯蒂站在类似的角度。从单一角度分析显然都不完整，我们需要结构性的理解。

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大不相同。西方国家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成功的国家能力建设。而此后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平等、经济民主和福利国家的道路却并不仅仅是由于汪晖所说的“党-国”体制。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没有殖民扩张和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政党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所进行的竞争就会是一场“零和”游戏。其结果，要么是工人阶级被镇压，要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崩溃。正是由于创新和国际不平等的经济秩序，西方国家，包括被很多人理想化的北欧模式或莱茵模式国家，得以在国内形成分利方案，达成“正和”格局。共同体内之善治，是以国际体系的不义为前提的。

中国已经没有可能重复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和发展生产力来部分解决财富稀缺的问题，但是目前不可能通过体系外资源来解决国内分利问题。事实上，在资本全球流动而劳动无法流动的情况下，劳资博弈处于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候，对外经济交往恰恰会导致新贵阶层的出现，产生反平等的效果。因而，基于西方左派的“全球知识”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地方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去政治化”的结果，政党的“再政治化”也不一定能解决。

中国怎么办？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回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来寻找答案。

自由主义更多强调的合法性的权利维度，主张宪政。李世默式的观点主要讲绩效合法性。汪晖的观点主张实质正义合法性。我认为在当下中国，这三者具备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可能性。

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李世默与福山（图）站在类似的角度（仅仅是角度），而汪晖与皮凯蒂站在类似的角度

先说宪政合法性。福山认为，欧洲、中东、印度等地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宗教权力，作为一种世俗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约束国家权力的功能。例如，一般认为欧洲的基督教产生了独立而统一的教会，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最强大；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力量虽然很强，但未形成独立统一教会；印度次大陆则由于宗教力量过强，阻碍了国家权力的正常发展，故而未能产生强有力的政治国家。基于这些差异，欧洲最先产生现代法治的现象得以解释。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国家权力可分庭抗礼的宗教力量，因而国家过于强大，而法治未能伸张（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沿着福山的逻辑往下走，则共产党就是中国的宪政权力来源。福山有意回避的一步，李世默无意中替他走了出来。既然习惯法、自然法、成文宪法、神法、议会主权，都可以是一种宪政权力来源，那么先于国家宪法存在、作为国家创建者和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宪法性的立法者。

再进一步，福山的观点也忽视了中国式的法治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从来都不是没有约束的。古代天命观将统治者的德，即保障人民的福祉视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天命其实体现于人民的满意之中，使虚幻的天命与可触摸到的民意相结合，对国家权力形成约束。沿着此路径，孔子提出以德治国，孟子主张仁政，荀子呼吁仁政，董仲舒发明天人感应，“民为贵，君为轻”、“天听自我民听”等宝贵思想都体现道德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所以中国古代政治虽然没有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宗教力量作为制衡，但有非常强大的儒家价值观和道德力量相约束。

更根本性的监督力量来自人民的反抗，即任何统治者都不得不面临被人民反抗剥夺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然，这一逻辑在西方近代政治发展中也一样存在，启蒙以来的欧洲政治哲学争论中，从未回避人民的反抗权力。暴力反抗从来都是欧洲宪政发展的背景变量，美国开国之父杰斐逊也认为美国人民应保有每20年进行一场暴动的权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地方知识”中，宪政性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内在相通，并不互斥。中国历史诸帝国，其天命不仅要求实现统一而普遍的政治秩序，更需要绩效的证明。回顾历史上人民行使暴力反抗权的案例，多是由于国家未能提供政治秩序和治理绩效。

说起中国传统，除了先秦的天下传统，秦以后的帝国传统，还有60多年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包含着汪晖所说的实质正义合法性。正是这个传统破除了中国几千年的等级社会结构，实现了普遍的政治平等和经济民主，实现了民族的“现代化”。

由是观之，中国共产党站在了宪政、治理绩效和实质正义合法性的历史结合点上。我并不是说这个党已经完美地承担了其使命，但是它具备这诸多合法性的潜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上承传统的统一普遍秩序和良好治理的道统，中承建国立宪的奠基身份，下承完成民族复兴和社会公平的使命，古道今道，东学西学，得到了沟通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可盲目乐观。按马克思的观点，欧洲国家应先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其逻辑就是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但是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都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只有在无阶级社会才会成为“明日黄花”。而在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撞到一团，问题更为复杂。近些年执政党讲“市场发挥决定作用”、讲“法制”，解决的是自由主义问题；汪晖提出的阶级平等和实质正义的问题，需要“再社会主义化”来解决；但是在中国特定国情和世界历史的阶段特征之下，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能力”和“有效治理”。由此来看，治理并非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

余论：左派、右派还是保守派？

李世默的演讲和王琪文章关注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各有其道理。有朋友问，他们不都是左派吗，怎么还吵架？关于左派右派的区分，一言难尽，非本文要点。值得指出的是，汪晖先生是地道的左派学者，放到国际思想界的光谱中也是如此。而李世默，以及国内一些关注国家能力、治理效率的学者，严格来讲，不算左派。他们自成一派，名字没想好，但应该属于抱有“保守观”的一派。“保守”这只鞋已经被美国新保守主义穿烂了，容易引起误解，中国新兴的这些保守派应不同于美国的各式保守主义。

他们的某些观点并不新鲜。他们强调政治秩序、国家能力和法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强调的主要方向。他们所关注的核心命题：秩序，是政治学最古老、最长寿的命题。同时，他们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同时也对政治实践和时代精神都着敏锐的感触。他们对统一普遍有序状态的偏爱不完全来于西方政治哲学理念，更多是受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政治实践的启发。

如果说保守派关注秩序和效率，左派则更关注公平和民主。所以保守派对合法性的论证更多关注能力、较少关注民主。而左派更多关注平等和民主，较少关注能力。我认为未来中国这两派的争论与合作应该是一种积极现象。两者都比某些自由派更符合中国需要。某些自由派强调的政治自由是与治理能力离心的，其强调的经济自由是与社会主义相悖的。做个未必恰当的类比，这个保守派和左派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美国建国时联邦党与民主派的关系。没有前者无以立国，无以提供政治秩序，而没有秩序一切都是扯淡。没有后者，社会公平无法建立，国家在火山口上无法长久，无法维稳。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基石。但与美国经验不同的是，这二者相互补充的最佳方式，是将国家能力看作工具，将民主看作是价值。西方自由民主是与此相反的，美国式宪政是以民主为工具，以能力为价值。

左派对新兴的保守派还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如前所述，西方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他们的关注是有导向性的。正如19-20世纪西方学者通过关注民主问题而将民主去价值化一样（参见张飞岸的《被自由消解的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现在西方学者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也是以去价值化为目标的。如果按照这个方向，世界会走向霍布斯式的丛林时代。西方国家在18、19世纪能力强大时，不讲道义，只讲能力。20世纪第三世界兴起，西方开始塑造道德优越感和意识形态优势。21世纪，随着西方道德形象的失败，又有人开始塑造能力神话，试图抹平西方的道德赤字，重新制定规则。这个时候，中国思想界很容易再次掉进西方的陷阱，陷入失语状态。我认为，中国现在要争的，不仅是国家能力，也是国家善治。从这个意义上，王琪文章的观点，有利于提醒中国提高社会公平、改善实质正义、补充自己的话语权阵型。如果中国能利用这个最好时机，一方面强化国家能力，一方面提高善治，则可超越西方一个身位，在更有利的位置展开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