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观察者网刊登了张旭东教授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文，文中谈到如何在我们存在的政治强度上理解文化。本文也是“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的讨论发言，来自于范勇鹏老师对张旭东主题发言的回应，文章从“命运”观念谈到一神教产生，以及由此对西方理解普遍性带来的影响，提出了对实现真正的普遍性的思考。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刊登。】

这一场的话题是普遍性和中国认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近来欧洲和中东的局势恶化非常令人担忧，让我想起一个字眼儿——“命运”。这种局势变化显示出，基于理性主义的西方社会学说和基于霸权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在中东这个大的帝国陷阱里边，都失去了建立稳定的相关性和导出一个可预期的结果的能力。所以就像美国政策界的一位人士所说：在中东，“美国的敌人的敌人还是美国的敌人”。其实对欧洲人也一样，欧洲人的盟友和敌人的界限现在变模糊了，搞不清谁是盟友谁是敌人。那么对俄国人来讲也是这样，现在没有办法搞清楚猪一样的队友和神一样的对手什么时候会互换。所以说，我作为一个做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感觉到现代外交理性的这种力学法则，在中东的这个权力真空里失效了。问题出在哪儿？

在古代西亚一神教产生之前，很多文明都会产生某种福祸难料的“命运”观。在某种意义上，命运是和不朽是相对的，命运具有偶然性、相对性和具体性，不朽则具有必然性、绝对性和普遍性，这就点到普遍性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在希腊的多神体系里面，即便是神，法力无边，它也要被不可预测的命运捉弄，因而它有一层深深的悲剧色彩，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的悲剧很发达。中国古代思想对命运这个问题一般敬而远之、存而不论，大概到了佛教内传才带来比较普遍的确定性。但是一神教作为产生于西亚草原和沙漠地带的这样一种宗教形式，它用一种空前的自信横扫了信徒的命运感，同时也带走了悲剧意识。所以希腊悲剧遂成绝响，普遍性的胜利消除了人的焦虑。所以西方人中世纪以来只需要争论教权大还是王权大，唯名论还是唯实论，人和上帝之间是需要通过中介还是可以直接沟通，甚至教堂里要不要挂圣象等等这些枝节的问题。在人与神达成的契约的保护下，没有命运的位置了，一切已经确定了。从《旧约》所创造的这种立约意识，到伊壁鸠鲁学派所提出的世俗的契约论，它和近代欧洲的契约论都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暗合。

契约的存在就是共同体的消失。在希腊城邦，人和城邦之间是一种近乎生态的、自然的联系，但是马其顿的征服导致契约的失败，那么个人就不得不发展出一种功利主义的契约观，也就是说，既然城邦已经不能再向我提供确定性，那么我和城邦之间就成为一种交换的关系，个人奉献自由和认同，换来国家的保护。我们看美国《宪法》序言部分，说白了就是一份契约的前言部分，就是我要付出什么你要给我什么，类似一个商业契约。那么作为命运不再关联的人群，通过契约达成的这样一种联合，它显然不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习大大到东南亚讲命运的共同体，为什么西方人不理解，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这种联合所需要的认同里边就隐含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既然个人已经脱离了与群体的生物性联系，那么所有个体就变成无差别的人了，所以自然会去寻求一种存在的普遍意义，这是西方一神教的普世精神、传教精神还有对理性的绝对自信这样一个根源；但是反过来，另一方面，不幸的是人类它不会产生出普遍的普遍性，它只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普遍性，然而还没有所谓的一神来裁决，所谓的一神并不存在。所以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就要强调信仰，塑造认同乃至发动圣战。说到圣战，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伊斯兰教才有圣战，历史上基督教的宗教裁判和宗教圣战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他早期一些小册子中的圣战言论直接拿到今天翻译成阿拉伯文，你会以为就是中东极端圣战分子的宣言。美国早期殖民地的一些宗教压制，似乎也不比今天“伊斯兰国”的教法好多少。

这一对矛盾，就是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中广泛存在的多种矛盾的根源：是普遍性和民族认同，世俗化和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以及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等等矛盾的生成根源。

这种根源在美国这个例子上有着突出的反映。无论是亚当斯，还是杰斐逊，还是《联邦党人文集》的那些作者——他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都曾经表达过如下这样一个疑问：人类社会能够通过审慎而自由的选择来建立一种政府、摆脱机遇和强制的奴役吗？我说这是一个疑问，其实是低估了这些青年立法者的雄心，因为他们虽然一开始就在谈“美国例外”，但是从起点上，他们就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个普遍性的事业。那么正如美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他是继承了德国一个历史学家黑伦的人类统一性理论，他对此加之以一神论的强化，他说了一句话：“美国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国家比任何其他的国家都更多的体现了这种人类的统一性。”那么从美国的起点来看，这样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最终走向了追求普遍主义的帝国不归路，实际上是逻辑的一个必然。

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布尔斯廷，他在《美国史》一书中指出了美国人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称之为美国语言中的“大话癖”。就是在建国到西进运动整整一个多世纪里，随便一个classroom就称为university，按照欧洲语言能叫inn，它叫做hotel，小酒馆它叫salon，娱乐场所就是喝啤酒的有歌女跳舞的地方它叫做lyceum——在柏拉图那里lyceum是非常高大上的“学园”，而美国一个殖民地它就称为state，咱们把它翻译成“州”，但它实际是“国家”的意思。既然州把state这个词给占用了，那么联邦用什么命名呢？于是它用America来命名。可是America是一个大洲的名字，美国人占了去，导致加拿大、南美那么多国家就没名字了，你把我的名字拿走了。另外这个布尔斯廷还说美国发展出一种雄辩文学，这种雄辩文学在历史上很独特，美国之前可能只有古希腊有，但是美国短短两百年产生的辩论家、演讲家比古希腊要多得多。我引用布尔斯廷的原话：“公职人员故意把话说得微妙难解，铺张扬厉，华而不实，并从某个特定问题一下子扯到民族的命运和永恒的真理；这就使美国人如饥似渴地去追求响彻云霄的语言”，“演说似乎要代替立法作为政治行动的主要形式”。他的这些话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今天的美国，美国上到总统下到记者，从大学课堂到好莱坞电影，无不将话题拔高到人类普遍性的层次为荣。美国人特别爱说“人类”，包括像《独立日》那种电影，打败了外星人，然后美国总统一出来都是说我们代表人类怎么样怎么样。芮成钢代表亚洲大家都不满，美国却天天号称代表人类。

那么美国这个国旗遍地的民族主义圣地，为什么却有如此高调的普遍主义时尚？我觉得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一神教最终征服了罗马和希腊世界的时候那种戏剧性的时刻。

所以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对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逻辑来讲，即便不是一个句号，至少是一个休止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让我们从面临崩溃、赶超、救亡这样一个交响曲中跳出来，思考一下西方这种普遍性带给世界的结果。如果我们有一天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的——用赵汀阳的话说它是一个坏世界的话——它就是一个旧世界，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批评和修正的旧世界。那么趁着中国人现在还没有沿着这种普世性和民族主义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我觉得还来的及反思现在中国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认同。这种认同不可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也不可对世界主义过于天真。

我认为旭东兄这本书是一味非常非常重要的良药，中国人需要吃这样一味药。我最后提出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我认为一神教不能解决问题，一神教带来的文化也不能解决问题，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召唤命运的出场，谦卑的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未来开放的可能性。最后一句话就是，真正的普遍性的实现——我个人的立场——必须是消除一神教底色的以人和文化的平等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