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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中央集权只适用于极端状态?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

2020-04-07 07:32:38
导读
眼下,面对东西方不同的防疫措施,很多人都会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比较。在这种突发的极端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中央集权的制度模式表现出了更强的动员和救援能力,相比之下西方的抗疫则缺乏这种互助机制,至少在短时间内很难凝聚力量。 不过这也成为西方一些声音攻击中国的靶子,认为中央集权的模式只适用于极端状态,并不能作为常态治理模式。针对新冠疫情下的制度之争,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以下内容根据采访整理而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

极端状态(或称非常状态)和日常状态是观察这次疫情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政治生活中,非常状态和日常状态是密不可分,紧密交织的。应对非常状态是任何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能够很好应对非常状态的不一定是“好制度”,但是不能应对非常状态的制度一定不是“好制度”(而且它也很难生存下来)。对非常状态,不仅有能不能,还有愿不愿的问题,背后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和价值观。

这次疫情确实是一种极端事件,让各国的应急管理体制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效能,都接受了一次严峻考验。

过去几十年间,西方政治话语和价值观在世界上是占优势地位的,很多人在西方观念的洗脑之下,对什么是好制度产生了一些不科学、不客观的观念。比如,习惯于片面强调自由、权利、分权、公开性、竞争性等指标,并基于这些因素来评判政治制度。

诚然这些因素有其意义,但不应片面强调,因为政治制度第一位的任务、第一性的价值仍然是提供安全和秩序。如果不管安全和秩序,只谈自由和权利这些东西,就是“舍本而逐末”,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制度。

这次疫情危机是一次灾难,但是从政治角度看,也是一次“对照组实验”。我个人对“对照实验”这样的所谓科学方法论是不完全认同的,在医学上开展对照实验是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改善人类健康,尚且可以接受。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对照实验,会对受试者的利益乃至整个人生产生不同的影响,多少有些不人道,有违科学伦理。比如获得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几位经济学家,用贫困人口来进行减贫政策的对照实验,我个人对其道德性深感怀疑。事实上,国际学术界对这种方法也有争议。

但是,在自然产生的对照组间进行比较研究,是不存在这个伦理问题的。这种比较,恰恰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改善人类境况,这正是社会科学最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

这次疫情几乎无差别地把所有制度推到了同样的起跑线上,展开了一场“生死考验”。中国经受住了考验,虽然远远不是满分,但已经取得了最好成绩。一个最直观的证据就是最近一段日子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大量涌入中国,炒出天价机票,或是公务机包机“豪华逃难”。

这其实是“用脚投票”,在国外生活的人最直观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的选择无疑是理性的。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们对中国应急能力的信任,充分表明了他们心中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客观地讲,中国的起跑条件更差,因为中国是首当其冲,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开始仓促应对,一开始也有轻敌、误判,一度出现大量矛盾信息和不同观点的争论,武汉封城初期也有过恐慌和短缺。我当时在北京隔离,也一度为能否买到食品和口罩而焦虑。但是情况很快就稳定下来,第一波被动之后,中国迅速站稳脚跟。

反观世界,在中国奋战时,多数掉以轻心,没有珍惜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信息和经验,以及为它们赢得的几十天的缓冲期。大多数国家都浪费了中国为人类争取的战机,特别是欧美国家的表现简直是一步一个槽点,完全毁了人们心中的“发达国家”形象。

在这次大自然发起的“对照组实验”中,中国的应急能力毫无悬念地领先于世界。但是很多人会问,在紧急状态下表现更好的制度,是否也是日常状态下的好制度?

或许,人们在潜意识里会觉得非常状态和日常状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非此即彼。实际上,观察政治,乃至任何人类社会现象,都要避免这种二元论或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画一个光谱,非常状态是一端,日常状态是另一端,真正的政治生活状态分布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没有永远日常的政治,也没有绝对紧急的制度,政治制度就是在不断应对不同紧迫程度,不同级别的挑战和不同烈度的冲突中运转的。

如果这样思考,就会发现非常状态和日常状态并非截然可分,所以政治制度也并不是在某种绝对的状态下运转。它在每种状态下的表现,都是它本质和能力的一个具体表现,不能割裂来看。

战争是非常状态,但即使是在战争中,生活的很多方面,甚至军队中的一些活动,仍是按日常法律和制度在进行。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也都能听到警笛声响,警笛就是非常状态的示警。在发生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火灾、群体性事件、游行示威、暴力抗法的时候,日常社会中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时刻下,也会处于紧急状态。

举一个例子,在2015年天津滨海爆炸案发生后,美国某电视台记者到现场采访,中国消防队员告诉他不能进入现场,遭到该记者助理的推搡指责。后来该电视台在新闻中播放了这段视频,声称中国限制新闻自由。

这是一个典型的双标现场。因为在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在特殊情况下是有现场独裁权的,那种情况下,日常的权利就中止了,任何人必须先无条件服从。这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紧急状态。所以那家美国媒体,在自己的国家是断然不敢这样做的,除非他有几条命,否则是不敢对消防员或警察做出肢体冲突的。

近年来,中国警方加强执法,慢慢大家也懂得了警察发出的口头命令是使用暴力的前奏。这样做有好处,确实中国社会上一些人习惯性不尊重法律和秩序。所以我们会在看到一些嚣张跋扈之辈被警察强制时大呼过瘾。但是要知道这也是双刃剑,这种非常状态的频繁出现对社会也不是好事情,否则就会走向美国式的“法治”社会。

在美国,个人的轻微行为失当就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父母的一时气话就会威胁到子女抚养权,这不是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过度的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害处一样大。中国社会应该重点鼓励和培育自觉守法的意识,同时保持人民警察的优良传统,不要让法治和人性对立起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出品的《东方学刊》最新一期,恰好刊登了一篇谈“例外状态”的文章,作者是重庆学者方旭教授。文章就讨论了“宪法专政”的问题,有的国家采取的是议会专制,如法国的“围困状态”法。英国行政机关可以绕开议会实行紧急状态。美国采取的是总统紧急权。

文章指出美国1978-2018年的40年中宣布了58次紧急状态,克林顿时期就宣布了17次,小布什13次,奥巴马12次,平均每年1.5次。这么看,我们就理解紧急状态不是那么遥远。观察者网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去年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斗法时就动用了紧急状态。

所以,对于一个政治制度而言,应对非常状态本就是其更基本的功能,而且往往是更“底层”的功能。手机和电脑操作系统日常都有很多功能,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就会进入安全模式或节电模式。人的身体在正常功能之下,也隐藏着底层功能,特殊情况下才会激发出来。我们在评价操作系统品质或身体素质的时候,就像评价政治制度一样,应对非常状态应该是基本要求。能够应对非常状态不一定证明它好,但不能应对非常状态则是没有达标。

能不能应对和愿不愿应对也是两码事。西方国家制度也都经历过战争和危机,因而它有能力转换成紧急状态。问题是要不要转,何时转,转多大。这些问题就不是制度的功能决定的,而是制度的价值决定的。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制度反应迅速,有很多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不是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在中国政治中,最大的政治正确是人民利益至上。所以涉及到大量人民的利益、关切乃至生命安危的问题,会自动升级到优先级。这个说起来似乎很空,但是在实践中其实不空,因为这种价值导向会在制度日常运转、资源分配乃至官员升迁中润物无声地发生“内化”,基层领导干部再没有政治素养,也知道出了群体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疫情,都是天大的事。所以,中国制度转向非常手段来应对危机的门槛相对更低,效率更高。

当然,一些弊端也是因此而起,有时会导致不分是非、“按闹分配”、“死者为大”,还有一些地方发生事故后会瞒报、少报,扶贫等基层工作中会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确实有官员腐败、渎职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背后逻辑是怕出事,不是不在乎群众利益,而是太害怕相反的后果。就像孩子说谎往往是因为怕犯错,虽然我们不能像宽容孩子一样宽容乱做为、不做为的官员,但是也要客观认识其行为逻辑。

其次,中国人的人本主义文化——中国人讲究人命关天、死生事大。对人命的重视,也会使制度对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非常状态做出强烈的反应。

文扬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都谈到定居文明的问题。的确中国很多文化现象的根子都在定居传统。考古发现周成王的何尊上有铭文“宅兹中国”。其实中国历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于兹、长于兹。我正在写一本书,讲美国制度,美国文明的第一个特性就在于它的流动性。

历史经验衍生出了华夏文明的很多特点。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有篇很重要的论文,他从渭水流域的定居遗址,推导出中华人本主义传统的来源:黄土的特性使中国古人定居生活,这就产生了代际之间的空间联系。代际关系产生祖先崇拜,因为祖先既是人也是鬼神,所以打破了人神界限,产生了人本主义。最后由自己的祖先推而广之到别人的祖先,产生了同理心,宽容心,“兴灭继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的集大成者是大同理想。

“宅兹中国”铭文

华中师大的徐勇教授提出过一个概念:“祖赋人权”。通俗地讲,中国人的人权不是像西方“天赋人权”所隐含的那样是由神赋予的,而是来自人本身,是中国人民“宅兹中国”的权利。所以我们的人权不是仅仅以个体为本位,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人共享的权利。

我们比比中美的宪法就明白了。中国宪法序言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句话讲的就是历史,讲出了我们的文明密码和精神之源。美国宪法序言:“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六个目标),成立联邦”,美国的制度,是适合它的文明的,但它显然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宪制。所以,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的碑文,每句开头都是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1840年以来……这意味着,中华民族是用斗争和鲜血奠基的共同体,不同世代的人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次抗疫期间牺牲人们,也会被刻在中华民族的纪念碑上。

最后,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责任意识——中国自古强调治人者的责任,早自夏禹、商汤,就留下了“罪己”的传说。汉武帝的罪己诏更是人尽皆知。从汉代儒家建立天人感应学说,就把天听、民心联系在一起,统治者有责任让民生息、让天满意。出了天灾人祸,不管有没有直接责任,统治者都要自责。诗经就留下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句子。今天我们的领导人和党政干部仍在讲这句话,这就是在强调责任意识。

从这三方面看,中国的制度不仅仅是更“能”,而且是更“愿意”为抗疫牺牲一些别的东西,迅速转入非常状态。

而西方国家,这三方面均与中国相反。

首先,其价值观是资本主义,那么显然是资本最大。

美国是高度个人化的社会。表面上看,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更应该重视个人价值吗?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为了救一个士兵不惜代价。实际生活中却相反,为了利益可以牺牲一切。

面对疫情,美国不少政治和媒体精英都出来讲,不必检测,不必治疗,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美国一片救市压倒救命的声音。CNBC的主持人就明讲,不能为了这些老人、高危人群牺牲经济和股市了。日本媒体3月11日报道,意大利呼吸机不够用,优先救助青壮年,60岁以上不救。

所有发达国家都公开表示,保经济优先于保人命。英国的专家和医生公开讨论“三圣人协议”。近几天美国也在公开讨论医生有权决定谁有治疗的权利,谁要被放弃。为了不引起恐慌,很多国家甚至采取“驼鸟政策”,不检测就没有病例。孙正义捐100万个病毒检测试剂,被骂到收回,因为日本不想让检测,否则数据就会上升。今天美国已经破20万,这仍然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检测。

我去年在观学院的《流浪地球》演讲中,讨论过谁有生存权的问题。很不幸,一年不到,就一语成谶,谁有权活,真的就在西方国家成了个问题。我当时在演讲中提到了自由的本质。在西方哲学中,个人、自由、人权都是有明确的阶级属性的,所以本质上,都是有价格的。没事的时候,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一旦遇到危机,是按地位和财富来分等级的。人的生命绝不是平等的,就像电影《2012》中英国女王的狗,现实中瑞典小公主,都是一样的逻辑。

当有人质问特朗普总统,为何有钱人可以获得检测,总统的回答是“这就是生活”。的确,这就是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美国国会召开疫情会议之后,议员们着急做的事情是先抛售自己的股票,这个行为最直观地反映了美国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

在这种价值观下,国家是否进入非常状态,首要的考虑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命。所以,在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非常状态。我们中国老百姓看着瞎着急,但是在美国资本看来,政府应急做得不错:疫情刚起来,联邦政府就向企业提供贷款或投资,航空业290亿,国家安全相关企业170亿,小企业3770亿。

当然,对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家庭、大学生和失业者提供的补贴、减税等措施也有助于民众度过难关。但是总体上可以看到政府救助公司的行动要快于救助患者。在历史上所有的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都是救助企业,服务资本,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政府不大关心民众的损失,却大举救助金融企业。当然,企业和市场也很重要,中国这次抗疫中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能力。但是必须要找到生命和金钱、人民与企业之间的平衡点。

其次,美国的文化对人命远不像我们那么重视。我在美国曾问过一些朋友,为何年年发生群死群伤的枪击事件,他们只是去给遇难者献花、点蜡烛就完事了。为何不像中国人一样为死了的人讨个说法,去上访,去告状?美国朋友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人是被枪手打死的又不是谁故意造成的责任。也许宗教对生死观也有影响。

这就引出第三个方面,政治责任。

我正在写的书就要证明一个理论,美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从公司向国家过渡的实体。美国的制度有两大来源,一是欧洲封建制,二是股份贸易公司,这两者都是私权实体,都是法人。由法人构成的国家,其制度必然是有限责任的。

霍布斯曾指出,政府的概念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力,一个终结性权力。英国政治学家白哲特也曾说,主权分割成很多部分,实际就是没有主权。美国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分权,而权力分散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分散责任,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责任。

有限责任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选举制度下,不称职的政党下台就行,制度不承担责任。比如联邦政府有横向的三权分立,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完整的权力,也不承担责任。再比如美国联邦权和州权有纵向的分权。涉及人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就可以甩锅。

同时,当联邦政府想做事时,州政府又有权力和手段来抵制。比如纽约州长宣布联邦政府要“封州”的决定是对州的“宣战”。为何这些州不愿意被封呢?因为它们知道,联邦政府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调配全国资源支持武汉,一旦封闭,可能生活必需品都会短缺。眼下罗德岛和纽约州就已经开始互怼,这只是初级阶段,一旦疫情恶化,各州之间发生像德国、法国、意大利那样互相“截胡”抗疫物资的事情也完全有可能。

美媒报道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有困难找政府,有不满有冤屈也去政府和党委反映,有人批评这是缺乏法治精神,实际这也说明在中国所有事情都有责任主体,很多事情即使没有责任主体,老百姓也要找政府来负责。这里当然有利有弊,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制度中有一个最终的责任人,它也是最终的权威来源。

而在一个有限责任的国家,对于人民,国家的权力机器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一样,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制度,自然缺乏对疫情做出迅速而全面反应的动力。

这次疫情也促使人们反思西方社会中呈现困境的两则关系:一是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自由?政治语境下的自由,绝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由。西方意识形态就是故意混淆这两种自由,还灌输传播其价值观。西方政治语境中的自由就两个含义,一是野蛮的自由,二是财产的自由。

先说野蛮的自由。欧美国家大都是日耳曼蛮族的后裔,日耳曼人从森林里走出来时,随身带着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武器和自由。每个武士的剑就是部落的一份股份,所以他也享有政治上的一票。这就是野蛮的或曰原始的自由。

在征服罗马土地的过程中,日耳曼人建立了国家,其制度基础就是蛮族自由制度。后来随着地位的分化,有些人成了大贵族,有些人降为普通自由民或农奴,产生了由身份等级过渡到地产等级的封建制度。

经过封建时期,虽然仍有野蛮自由的残余,但是自由更主要地变成了和财产相关联的特权。随着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融合,地产和资本共享自由,英国产生了现代自由制度。所以翻遍从英国启蒙思想家到美国建国者的文字,到处都写着“财产=自由”的公式。

这次疫情,让西方自由的野蛮性和资本性暴露无遗。野蛮的自由就体现为政府的放任和人民的放纵。当疫情日趋严重之时,欧美国家还在为隔不隔离、封不封城而斗嘴。一边是纽约政客继续吹嘘法治,说不能学习中国武汉,侵犯人权,一边是迈阿密警察对民众暴力执法。武汉封城最严厉时也没见警察在街上打人,也没有像纽约、巴黎一样派大批军警上街。

资本性的自由就反映在西方各国首先考虑的都是资本、大公司、股市,而不是人民生命安全。政客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抛股票,而不是采取措施救援民众。

所以,在政治意义上,“权力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存在。在西方国家,制度就是自由制度,权力就是自由制度的权力。目前西方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反应都是符合其自由特性的,只不过,民众行为更多是出于野蛮的自由,政府的行动更符合财产的自由。

如果是讲日常观念中的自由,那么自由和秩序之间必然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没有秩序,自由也就不存在。政治秩序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所以,自由永远是处于有限状态,而其受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改善。

就拿言论自由为例:这次疫情中,一些言论受到了管制,造谣者受到法律惩处。但是所有舆论关注的事情都得到官方重视,并且无一例外,全部给出结论或做出整改。所以,言论受到限制的结果是让言论变得有责任,同时让负责任的言论得到国家权力负责任的回应。

相反,西方各国则是典型的“言论自由”:什么都可以说,说什么都没用。事实上,连这个表面的言论自由都做不到,最近已经有不少所谓的“吹哨人”受到压制甚至迫害。我觉得从这个例子的中西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由与权力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相关报道截图

再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难题,今天也未能很好解决。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一篇文章《统一性、联邦制和美国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

中国古人说过,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也就是说权力过多地在上或在下都有问题。好的央地关系是个非常难拿捏的平衡点,但总体来讲,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是更大范围内权力的集中,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水平,也为更集中的管理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疫情中,西方暴露出很多央地关系的矛盾,以及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问题。稍为展开一点,这还关系到制度中的权威问题,当前西方国家抗疫中的许多乱象就是其制度权威不足所导致的一个问题。

二战后的西方政治思想编造出了一套意识形态,贬低权威,片面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分割和制衡,故意制造出“民主-权威”的政体二分法,让人相信权威不是一种“好东西”。

实际上,权威是政治制度的基本前提,没有权威就没有制度。而受到人民普遍认同的合法权威更是任何“好制度”的第一要件。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脉络中,权威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白哲特,法国的基佐,德国的韦伯,无不将权威当作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命题。

有人喜欢拿英国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作为限制权力的先例,拿美国的“三权分立”来支持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但是这些观点所掩盖的基本事实是:英国的议会制度是在国家集权的过程实现的。早在诺曼征服时代,英国王权就比欧洲大陆国家强大,没有形成顽固的封建制度。在欧洲现代国家集权过程中,英国也是领先一步。所谓英国宪制,表面看是对王权的制约,实质上是议会主权的上升,内阁制度的形成使英国的权威牢牢地掌握在议会下院手中。

美国的所谓权力分立也是发生在集权的过程中,是国家集权未完成的产物。它绝不是主观上将国家的权威分散开来,而是客观上集中国家权威努力的阶段性成果。美国建国之后,从制宪、到内战、再到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都是在不断推进权威的集中。只不过二战的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在不断损害美国的凝聚力,美国今天的制度面临着权威不足的严峻困境。

疫情的发展过程充分显示了,一个制度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后果何其可怕。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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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

范勇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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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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