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制约监督、从严治党，廉政风暴中上述词语时时萦绕在耳畔。腐败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走过了亚洲“九国一区”以及部分欧美国家，以扎实的调研和敏锐的观察带回了他国的反腐经验。在与观察者网的访谈中，房所长提到，在制度建设之外，还需注重官员的格调建设。他指出现行反腐方式会对官员行为产生某些影响，更深入剖析了现阶段的党群关系。经作者审阅，本网发布现场实录以飨读者。】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腐败是非常隐蔽的，手法和形式非常多。甚至有官员以不懂法作为幌子文过饰非，对这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

房宁：我们在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时候发现，他们一般不用“贪腐”这个词，他们叫“利益冲突”。西班牙管理腐败的机构就叫“利益冲突办公室”。概念不一样，整个防范体系也不完全一样。

腐败与否，其实每个官员心里都很清楚，就是个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官员能不能约束自己，关键在于“善养”的力度。我们一直关注和研究新加坡，有一回访谈给我印象尤深。我问一个新加坡的官员，我说你们新加坡公务员廉洁奉公，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希望能够介绍些经验，特别是官员的廉洁教育问题。他当场就笑了，说我们教育什么啦？！我说，听说你们有一个很厚的公务员手册，他说他从来没看过，谁去看那个啊？那里面不是都是些很简单的道理吗？从小妈妈都教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难道还用教育吗？我们不看那些的。我们很清楚，你要贪赃枉法的话你的待遇就没了。

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有些腐败官员声称不懂法，那全是装傻！他们犯的那些事，凭常识是完全可以判断对错的。

观察者网：我们常常听到的观点是，反腐要注重制度建设，您认为国外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制度范例呢？

房宁：相对清廉国家的治理经验都是要“综合治理”，里头一个最突出的就是要“善养严管”。我们在研究东亚国家时发现，那些公务员比较廉洁的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对公务员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严格要求是有前提的，即公务员待遇都很优厚。这就是新加坡的所谓“善养严管”。

“善养”从国际经验来看，要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的直接收入应该比较好。不过，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收入都不可能太高。各国公务员都号称是人民的公仆，既然为人民服务，那你拿的薪水总不能比人民高太多吧？不然你的奉献精神又体现在何处呢？待遇好的另一层面，是对公务员有一个隐形的、特别的保障。比如在退休以后，根据你的表现和操守做出相应的安排。这对公务员就是一个巨大的内在约束。

观察者网：《人民日报》之前也批过，说部分官员因反腐对企业软拒绝，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我们国家目前管理正在日趋严格，但公务员的待遇还没有完全跟上。是不是会造成官员“不作为”？

房宁：对所谓的“怠政”现象，我们做了一点的调研，调研中形成了三个初步印象。

第一，的确不能排除官员中的一些人，由于反腐的压力，由于行贿的人少了、油水少了，就真的不作为了。

第二个情况，是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加强了监督和制约，这样自然推高了行政成本。比如，为了制约、监督腐败，监管审计的环节特别多，做起事来就慢，就会复杂。像过去大干快上，“先上车后买票”，那样是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是有意的“怠政”，而是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规定增多又连带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官员的自由裁量空间不确定，让官员们有些退缩。现在讲“法无授权不可为”，但还是那句话，“法不是一个点、一条线”，法本身有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范围里如何做，那要靠官员的所谓“自由裁量”或曰“担当”，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但古今中外官场的文化都是一样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去年我去美国调研社会治理问题，访问几位美国市长，一位市长也跟我讲了这样的话。官员做得越多出错的几率就越大，这肯定是规律。现在强化问责，大家自然害怕出错也就更加谨慎了。我们在调研中，听到最多的是“不敢”，许多干部说：不是不作为，是不敢作为。“不敢”这个词儿听到的频率特别高。许多官员不敢动，不知道会不会犯错误。

第三个，就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带来的问题。现在干群矛盾、党群矛盾比较多，干部队伍中的竞争、矛盾也比较多。有些老学者、老同志总是感慨说，你看看现在这个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过去没法比，过去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现在说好听一点儿叫“蛙水”关系，一会儿跳出去，一会儿又跳回来了。总之是不那么“水乳交融”了。其实，在我看来这很正常。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翻身求解放，那个时候双方的利益，不光是高度一致，更是高度重合的，而即便是那样也还是有矛盾呢。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古田会议决议了，在那里面毛主席讲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主要纠正的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等等。

现在党是执政党，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它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群众，主要的现实考量是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我们看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现象不就是这样吗？！住在旧城乃至棚户区的“人民群众”天天盼拆迁，盼改造，但真要拆迁改造了，他们中不少人就变成了阻力。到这样具体的时候和场合，党和政府是一方，“人民群众”为一方；或者是城管一方，小摊小贩一方；拆迁一方，被拆迁一方，不就成了“对立统一”了吗？这个很自然，我管这个叫“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拆迁过程中的“最牛钉子户”

现在这类矛盾特别多，干部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呢就落埋怨，甚至带来风险。得罪了人，有人就会去告你，“有枣没枣三竿子”，现在这样的事不少。这样也使得一些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当然，领导干部理当敢于担当，某种程度上“敢担当”就是敢于得罪人。但话说回来，“敢担当”又不完全取决于干部本人，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党组织。干部敢不敢担当、干部的腰杆儿硬不硬，得靠党组织，靠纪委撑着。也就是党组织还要信任广大干部，为那些想干事，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刚才说的“善养严管”里也应有这个意思。信任、理解和支持、授权也是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的重要条件。“善养严管”也包括了对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观察者网：除了制度层面，外国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就是他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您也很有心得，能详细说说吗？

房宁：我们发现外国精英阶层特别注意官场文化的塑造。这也可以是国外的“政治文化建设”但我更愿意叫它“格调建设”。为什么说这和反腐有关？我们还是要回到贪腐的规律上分析。姑且用“后工业化社会”这个词，说说为什么一旦到了这个阶段腐败就会减少。除了客观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原因就是西方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形成。

现在很爱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工业化乃至前工业化社会，人类的这三观其实是比较统一的。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都挂在中堂上：“福”、“禄”、“寿”、“喜”、“财”嘛。有的就是福禄寿喜，其实“财”是基础，是关键。前工业化或工业化社会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在这个阶段追求物质与财富是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我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人类什么时候可以挣脱物质匮乏的束缚，能够让自己的精神摆脱一些经济的约束，那就是要到物质丰裕的时代，现在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后工业化社会就是人类过渡到物质丰裕时代的社会。

客观世界的改变会带动主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说过，历史其实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核心价值是追求财富，然而一旦从那种追求中解脱出来，人类势必会关注到财富以外的东西，开始关注人生本身的价值。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有钱才能有闲、有快乐，而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则意识到快乐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用钱都买不到。当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物质生活条件，无限的物质追求也就会淡化，所谓“欲壑难填”是物质匮乏造成的思想意识和信念，是异化，是穷怕了的“形而上”。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数千年来，人类价值观的大变迁，工业化进程，日渐丰裕的生活带来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可以观察到的改变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积极的、健康的正能量是追求精神价值，从有益的文化活动中获得快乐，在生活体验中实现自我。我们在国外调研一直注意到那些发达国家随处可见的社会风景线——健身。伦敦街头、柏林的林荫大道、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纽约中央公园，长跑族简直就是城市的名片，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名片。现在我们中国，在上海、北京也终于出现了夜跑族，今年中国放开了马拉松运动。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极限运动的开展是价值观多元化的显著外在表现。极限运动是在挑战自我，在挑战自我中体验生命，获得快乐。这是后工业化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人类挣脱物质束缚和传统价值约束的新走向，新潮流。

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再看看西方社会政治精英的爱好与品味就不难理解了。小布什2000年选举的时候50岁了，那时他一英里跑能够在7分钟以内。奥巴马擅长打篮球，就爱在选举造势现场秀自己的弹性步伐。我们台湾的马英九先生65岁了，前不久一次3000米跑，跑了15分08秒。这几位都算得上牛人，但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从这些例子看出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取向。

过去我们有种说法，就是说你犯了错误，那就是因为理想信念出了问题。这对，但不完全对。20世纪心理学的重要成就告诉我们，人的行为除了受思想制约，还会受到习惯、氛围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我管它叫“格调”，格调不是一种思想。据我观察，我们的一些干部格调不高。有些人很能干，工作有贡献、有成绩，也经受过一些考验，但仍然会去干违法乱纪的事。我感觉，不完全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其中也有格调问题。有的官员就是格调不高，你说他有一点豪迈的吧，也就是能拼酒；有一点幽默感的吧，也就是常说点黄段子；有点艺术细胞的吧，也就是唱个卡拉OK，要不就是字儿写得好，可常常是楷书还没怎么练呢就直奔行书去了。在这一点我们应向国外政治文化中好的东西学习，我们干部格调有待提高，党的思想建设中应加上格调建设。

现在中央党校限制学员出去吃请，还采取了一些措施，这又何必呢？要我说，直接称体重。党校也是学校，也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其中有“体”嘛。干部应进行格调培育，读书、健身，用积极健康的文化充实自己，充实“八小时以外”。中央党校就应该开设健身课，巴黎的“埃纳”（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就一个为数不多的专职教师中，就有体育老师一席之地。其实我们的党校不如在学员入校和离校时，称称体重，减轻了就加分，重了就是吃多了。这是玩笑，但也不全是玩笑。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社会结构在变，社会的精神价值也在变，多元化时代正在来临。在这样的阶段，文化建设、政治文化建设上升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注意研究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规律，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完善我们的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推进人的现代化。

（翻页为专家特写《房宁：足音中的家国情》）

房宁：足音中的家国情

（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曲一琳，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06月25日16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小会议室。站在长条桌前，背后的书柜里，各种理论著作整齐有序；面前，中国和世界两张巨幅地图几乎铺满墙面。

“两幅地图代表着我们的学术抱负，在国内，我们在东、中、西部建立了多个调研基地；在国外，我们考察了亚洲的9国1区以及欧美多国，通过对多国政治发展的观察与研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启发与镜鉴。”房宁扬臂指点，高声讲述。

从起初“希望了解社会”的朴素愿望，到此时“服务中国实践”的灼挚情怀，在与政治学结缘的38年中，他心怀对国家与人民的热爱，时时关照中国实践，深耕细作，创理论新基；勇担重任，树学人榜样。

他坚持“用脚底板做学问”“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奔走在国内国际调研的第一线。跫跫足音中，回响着深沉炙热的家国情。

几堂“政治课”，结缘“政治学”：“我想了解这个社会”

1957年6月，房宁出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大院里。父母都是教师，从不刻意说教，但谦逊上进的品格无声传承。

年少时的记忆多与“文革”缠绕。一个夏日午后，路遇所谓的“地主婆”不堪批斗，投河自尽。少年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为什么建国这么久后还要清算？“人生第一堂政治启蒙课”就这样不期而至，对社会的疑问和思考自此萌发。

1976年，“上山下乡”的热度已减，18岁的房宁心怀“裹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炼一颗红心”的憧憬，来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队。很快他就发现，现实与想象难以重合。矢志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听到看到的却是农民“跳出农门”的迫切愿望。村里的姑娘都希望嫁到城里，小伙子只能到更穷更远的农村找媳妇。

理想渐渐被现实啃噬，困惑却给他带来一份意外的礼物：对现实有了切肤体验，并从中隐隐感悟到国家大势与个人际遇的关系。他开始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的命运。

优秀知青代表有机会参加北京市的理论学习班。在那里，他初次接触到《国家与革命》这样的经典著作。虽觉艰深难懂，但胸中某些疑团似乎能从中找到答案。他感受到理论的力量。

1977年，高考制度甫一恢复，房宁即决意学习社会科学，“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填报的三个志愿都指向一所学校、一个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

录取通知书如愿而至。四年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

此时，改革开放的浪潮越涨越高，知识无用论裹挟其中呼啸而来。有次回家，他看到大院里的老教授们把积累多年的手稿和书当作废纸卖掉，心酸之余不禁自问：“我今后也要这样吗？学术研究究竟是工具、手段，还是目的？”

1987年，房宁被委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美国的繁华、现代给他带来强烈冲击。有美国人问他：“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富裕吗？我们从全世界人的兜里拿钱，生活当然就好了。”看似调侃的话语令他感到震动，他开始试图揭开美国社会的浮华面纱。他乘车环游美国，遍访城市乡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倾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一年后，踏上归程的房宁带回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带回了对西方繁荣由表及里的深刻洞见。“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吗？”他常发此疾呼，同时给自己提出要求：要对现实透彻观察，还要引导公众拨开迷雾、认清真相。

曾有美国学者慨叹：“美国的经历没有把房宁熏陶成一个亲美的学者，反而造就了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而房宁也乐于承认：“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共同‘培养’了我。”

“学问并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谈之事”

美国游学归来，学术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房宁开始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试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到应对之策。1995年，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面世。

睿智、冷静与勤奋，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1990年，年仅33岁的房宁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5年5月30日，房宁与他人共同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问卷在《中国青年报》公布。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通过报纸大规模调查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反响热烈之程度，超乎想象。当天就有读者上门送回反馈，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地送来。一个月后，问卷回收达到了13万份。

外媒蜂拥而至。路透社、法新社及朝日新闻等媒体转载了问卷内容，并做了专题报道。

他从中认识到，社会科学学者要为中国发声，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习得与外媒打交道的经验：“要坦诚，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我们的故事，简单形象，让信息最大化。”

多年以后，面对《中国怎么想》一书的作者，他巧妙地打了个比方描述中国民主：西方模式民主好似顾客可以选择厨师，但吃什么菜是厨师决定的；中国民主厨师是固定的，但顾客可以选择吃到什么样的饭菜。这段话被用作中国民主一章的题记。该书2008年出版后，引起西方社会浓厚兴趣——有西方读者说“这样的解释让我们理解中国”，时任欧盟女外长阿什顿出席欧洲议会时阅读此书的场景，被美联社记者的镜头敏锐捕捉。

2001年，房宁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任副所长。朋友问他在研究什么问题，他坦率回答：“党让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他对年轻科研人员说：“学者总说立足‘学术前沿’，殊不知上级交办的任务，都是国家和人民在实践中的当头难题和迫切需求，这不就是‘学术前沿’吗？”

他在文章中写道：“如今的学问并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谈之事。我们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听房宁讲解政治问题，听众常感“深入浅出、耳目一新”。在谈到中美政治制度特点与区别时，“美国像熬腊八粥——将就材料，中国是做八宝饭——事先确定方向和方案”，他的回答让复杂问题瞬间明朗。

轻快的表达，凝结着沉甸甸的汗水。每写重要文章时，他就借住在学校宿舍，“排除一切干扰”闭关写作。已经难以记得，多少次伏案至天明仍未知觉，多少回深夜灵感袭来、一个人的雀跃庆祝。

服务实践，更需要发现痼疾不隐言。2003年，房宁交出调入政治学所后第一份内部报告，直指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报告中提出“官商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建议限制高级干部直系亲属经商，以防止利益冲突和利益交换。2013年，他递交的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得到多位中央领导批示。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对20多年的老友了解颇深：“房宁正直敢言，对国家社会有很多尖锐批评，但在关键问题上能站在国家发展大势上作出判断，有大是大非观念。”

2012年，时隔25年，房宁再次奔赴美国，观摩大选。此时正值党的十八大召开。他每天写下一篇日记，对两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返程飞机上，想到祖国正扎实推进的民主实践，“带些什么回到自己的祖国？”一时心潮难平，竟不能寐，一气写下《告别美国，空中遐想》。文末，他用黑体字重重写下：“太阳从美国落下，太阳将从中国升起。”

“学者须读两本书”与“用脚底板做学问”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一切真知来自直接的实践经验。对此，房宁感触尤深。他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注定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走到社会现实中去。”他说，“理论研究并非研究理论，而首先是研究实践，应用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他认为，“更加注重经验性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他强调，“学者须读两本书”，要在阅读有字之书之外，再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实践，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一边崇山峻岭，一边碧绿瓯江，车子在山间公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初次调研的所见所感仍清晰可感。1984年，他带领几十名学生奔赴浙江苍南县金乡镇，调研当地农村雇工情况。从此，在书斋之外的广阔天地寻找到了肥沃的学术土壤。

“国情调研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课。”房宁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路上。他认为，要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教条主义这“两个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立足中国实践，从对中国实践的大量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中国理论。2005年以来，他带领政治学所科研人员在浙江省、台州市、乐清市、柳市镇开展系统调研，以浙江为样本，建立了一个省、市、县、镇四级层面上的国情认知模式，为科研人员全面系统深入了解国情提供了范本。

质疑的声音也常响起。有人直言：“你们所到之处，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带着你们走走看看，然后走人。你们能调研到什么呢？！”他撰文应答，分享经验：“调研实际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调研对象的‘做法、说法和想法’。将‘三法’进行对照，并在广泛调研积累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便可得出客观结论了。”

房宁常吃住在群众家里，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聆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韩旭坦言：“跟房所长外出调研很辛苦。他总是尽量利用更多的时间和场合，来了解当地的各方面实际情况。”政治理论室主任周少来则期待“房所长几十本厚厚的调研笔记出版，因为那里有鲜活的材料”。

扎实的基层功底支撑起了理论自信。2010年和2013年，他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得到领导同志的赞赏。他将此归功于调研：“现场的高级领导人，哪位不是顶级专家？但我知道我讲的每句话背后蕴含的实践意义，每句话都被我‘看到过’。是经年累月的现场调查研究给了我自信和底气，敢于在政治局委员面前讲中国的政治问题。”

“研究中国政治，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拿来借鉴”，房宁决心“走出国门看看”。2008年，他组建团队，开始调研亚洲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发展。课题组先后奔赴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深度考察这10个国家与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他们访谈了几百位政治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以第一手的采访材料来实证性地揭示政治发展的规律和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参加了该课题，一件小事令他印象深刻：“在印度尼西亚调研时，我们一行人中只有房所长发现了路边摆放的小花，判断其有特别含义，追踪下来，果然发现当地正在举行一场传统仪式。”

把“花粉”酿成“蜂蜜”，而不能满足于把“可可粉”做成“巧克力”

追踪亚洲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房宁选择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用直接观察与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外国政治问题，日益引起学界关注。房宁希望这项“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研究工作能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镜鉴。

正如他一直主张，“发现未知、有所创造，无论大小”。他直言，如今学界有相当比重的重复性研究，没有创造性成果，更无法用于实践。“不能做个‘套中人’在圈子里打转儿，那样不仅浪费学术资源，更有负于国家与人民的期盼。”

他身体力行，听从实践召唤，投身火热生活，在真正深入基层、了解国情的基础上，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对中国之路进行冷静探索，“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被广为引用；1997年就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诸多表述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对中国民主发展与民主建设经验予以开创性的总结，参加起草《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比较研究东亚政治发展及民主化转型，具体提出政治体系“三层次结构”的分析研究法……

38年的学术历程中，没有“食洋不化的照抄照搬、天马行空式的思辨、屠龙之术的臆想”，他从点滴做起，记述时代进程、反映时代问题、代表时代精神，孜孜探索，未曾止步。

聚沙成塔。他带领团队，正在拼出一个中国民主话语体系。

提及此点，他的期许却远远大于满足：“太多未知等待着我们去开垦，大量的政治实践需要规范的学术语言加以阐述，遗憾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远远未跟上实践发展，我们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任重道远，但事务繁杂，如何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学术工作？40岁开始，房宁坚持每天走上10公里，50岁开始跑步。每周有计划地健身，打球、骑车，装备与技术都是专业水准，闲时看看NBA、“法网”，锻造了健康身体、阳光心理和坚强意志。

2015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换上专业装备、插上耳机，房宁从三元桥的办公地点出发，迎着晚霞，伴着城市的节奏，一路跑回中央党校的家，用21公里半程马拉松迎接自己58岁生日。他的心愿是跑完全程马拉松，并计划好在60岁这一年，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走1700公里到杭州，行路读书，阅读中国，用实际行动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格调。

几年前，所里一位年轻同志生活中遇到困难。房宁知道后，默默买来一双跑鞋，对年轻人说：“跑步吧！”情绪低落的同志在跑步中改变了自己，变得阳光、健康，意志坚强。

2013年任职所长后，房宁给所里年轻同志们认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当下是政治学打基础的时期，我们大有可为。不能因循，不能苟安，跟着祖国的步伐踏实前行。沉下心来，跑十年路，哪怕沙滩拾贝，哪怕点点滴滴，却是建立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的理论认识、学术积累，都是在取得进步，非此则有浪费资源、蹉跎岁月、损耗生命之嫌。”言真意切，心远路长。

房宁非常喜欢诗人汪国真的《给予》：“给予你了/我便不期望回报/如果付出/就是为了有一天索取/那么，我将变得多么渺小。”诗为心志，献给他挚爱并将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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