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日至4月底，房宁老师及其团队沿京杭大运河徒步3000多华里，从北京到杭州。本篇为其走读大运河系列笔记中的一篇，其他笔记，观察者网将为读者陆续选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房宁）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做学问的方法。现场观察法是我们在长期政治学研究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专业性研究方法。今年春天走读运河的徒步考察调研，无意中进一步发展了现场观察法，不妨称之为“走读观察法”。

所谓走读观察，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连续性不间断的走访观察，它有别于一般调研采取的那种一城一地一单位的点状调研。走读观察可以对社会生活进行全程式、全域性的观察和了解，其价值在于有利于形成对事物发展整体进程的认知。同一事物在一定历史区间和一定区域内发展进程与水平是存在差别的，点状调研看到的是事物发展的现状与结果，不易于形成对某一事物发展进程的印象。走读观察对一事物进行全域观察，可以发现该事物在区域内呈现出的不同发展状况和水平，在事物的共时态中呈现历时态进程，相当于将时间维度引入了观察的视野，有利于发现影响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因素及作用，有利于形成对于事物全貌和进程的总体认识。

在不同地点进行关于同一事物的调查研究属于共时态研究，形成的印象与结论是关于事物在不同地点上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有利于形成对于影响事物发展要素及其权重的认识。走读观察法是历时态的研究，犹如走进“时间隧道”，通过了解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不同水平的呈现，形成对事物发展进程的印象与认识，获得对于影响事物发展诸因素之间关联性以及事物发展规律性的认识。

在中国腹地3000里的行走，使我们直观地领略了中国近40年来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中国的不均衡性明显高于许多西方国家。认识发展不均衡性是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

我们的感受是，中国发展的共时态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借助英语时态作表达，在观念上中国社会进程都在当下，可算作英语中的现在时。但如果你从北向南从一路走下来，你会发现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与水平绝不是同属一个现在时，中国社会发展状态实际上同时具有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即使是同为现在时，甚至还可以区分出“现在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

比如：冀东、鲁西农村地区的发展进程停留在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应该属于过去时了；鲁中、鲁南、苏北的中运河区段则处于世纪之交，也属过去时但依然在较低水平上有所发展，并非“过去完成时”可算“过去进行时”；而苏北工业化地区大致为里运河区段，则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在时”，到了苏南以至杭嘉湖平原尤其是杭州，基本上是中国的“将来时”。

中国的发展犹如一场行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军，但整个中国并不是齐步走的，一路走来有的快有的慢，有的走到80年代末就停住了脚步，有的停留在了90年代，有的走到了前面超过国家平均水平20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走读观察犹如走进了时间隧道，可以直观地完整感受和了解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发展的不均衡性，从中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思考发展不均衡的内在原因与规律。

走读运河前，城乡之别是关于中国社会内部差别的一个寻常概念。走读运河后，新增的见识是能够区分工业化地区的城乡与非工业化地区的城乡，都是乡村但工业化地区与非工业化地区的乡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路走来，连续观察，你甚至会发现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边界，即发展转型的临界点。

那天我们从淮安沿运河右岸向扬州的宝应进发，下午走过淮安泾河镇运西闸时，我们忽然意识到刚刚跨过了中国北方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地区的边界。运西闸北属淮安，闸南属扬州宝应。一道短短二三十米的闸桥明显地隔开了两个时代。淮安是周总理的家乡，应当说城市建设得十分漂亮，但淮安农村与冀鲁豫广大的农村却没有很大区别，仍属半自然经济状态。

一过运西闸桥，首先田野里景观大不一样，闸桥南面的村子叫春光村，春光村田地里满眼设施农业，大棚成片。春天里华北平原上油菜花盛开，但宝应以北的油菜花多在道路两旁或房前屋后，这是农家少量种植换油自家吃的，但进入宝应黄灿灿的油菜花一望无际，显然是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

在春光村里我们终于见到了一家叫“大兵农家菜”的餐厅，这是离开天津后第一次在村庄里见到餐厅。春光村头居然有一条小街并排开了四、五家小超市，颇有了点“商业街”味道，走进超市一看货品——一律江苏本地品牌，完全没有了一路上村庄小超市里比比皆是的冒牌货。

经过近40年大发展，中国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广大工业化区域，工业化地区的城乡具有一体化趋势，扬州以南一路走下去，看到的是城乡差别显著缩小、城乡界限逐渐模糊。另一方面，工业化地区对非工业化地区，尤其对非工业化的农村乃至乡镇具有强烈的吸纳作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统统流向工业化地区，而非工业化地区农村则陷入了历史性的没落。

行走路上，我们常常议论，千年来的中国故事有一半都发生在身边这条大运河上，当年中国最有本事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云集河上。但随着工业化进程，这条一千年来的繁盛之河已经寂静无声，非工业化地区农村剩下的是老弱妇孺。

一天我在地头与一对给麦地施肥老夫妇攀谈，他们都已70出头，种着6亩粮田。丈夫扶着一个专用施肥的轻便犁杖，犁头破开土地胺肥颗粒随即顺犁头撒下随后再覆土埋住。当年插队时我也曾干过类似的活计。休息片刻，老妇人在前肩背绳子拉起犁杖，老汉在后扶犁施肥。我看着他们走远，渐渐隐在苍茫绿野之中。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他们也许就是最后一代曾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农民了，再过一二十年他们注定会消失在这片耕作了千年的土地上。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传统的农业、农民和农村行将走入历史。首先是从事传统农业的人口严重老化。当年我不到20岁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农民调侃自己，自称“老农民”、“老社”，我也自称“老农民”。现在的农民那可是真的老了，根据我们一路的观察，日常从事田间劳动绝大多数人已在50岁以上，甚至多数超过了60岁。

我曾两次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连续访谈10位遇到的在田间耕作农民包括询问年龄，结果两次完全一样：70多岁的3人，60多岁的3人，50多岁的2人，40多岁的2人。当问及为什么还在家种地，50岁以上的都回答：老了，打工没人要了。干了半辈子农活，现在干不了别的，只好回家习惯性地操持老活计。这批在家种地的农民确实已经太老了，未来10至20年，他们会消失在故土。

其次，半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的非经济性使得传统农业无法持续。现在华北平原上老一代农民的耕作是惯性行为而非经济行为，分散的粮食生产根本无法盈利，老年农民的劳作相当于城市居民退休后的休闲活动。现在种粮农民一年辛苦换来的钱不如在城里打两个月工挣得多，这种不经济的活动自然是难以为继。

第三，没有继承人。无论是出于习惯还是出于无奈，现在的农民再也不会有接班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第二代、第三代跟随着工业化大潮进入了城市，进入了第二、第三产业，尽管这些农民工还没有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他们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路还很长，但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进城农民工为了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最终在城市里立足生根，他们无论如何要在城市里打拼！他们决不会让子女再回到村庄里重复祖辈的生活！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村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即将随着最后的农民的消失而走入历史。农民没了村庄也会没落。可以预见中国大地上将出现一种新型农业，但新型农业不会像传统农业自然消亡那样自然产生。

新型农业的出生还有许多阻碍和困难，其中重要的问题是现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问题。当还在农村土地上耕作的老一代农民消失后，谁来耕作土地？从理论上和国外经验上讲，现代农业公司集中耕作是一个大趋势，但现代农业公司进入农业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是进一步的土地产权问题。现在一切似乎都是在等待，按政策语言叫作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是在等待和观望。

我们在山东临清乡下探访一个村庄，这村共300来户人家参加了上一轮土地承包。和其他村庄一样，这个村子也是个老龄村。去年村里有一对老夫妇相继故去，他们的承包土地按当地政策要由村内300户参加承包的村民中的近亲属转包，而不能由他们已经离开村子常年在外打工的子女继承承包权。最终老夫妇的承包地被他们已经嫁到邻村的一个侄女转包。

这样的政策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村中绝大部分承包人都故去后，村中土地由谁承包？农村集体土地当集体消失后由谁来继承？这是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果将来由“最后的农民”的已经离开农村和土地的子女及后代继承，则势必要造就一个巨大的食利阶层，形成千千万万个“小地主”。

食利问题暂且不讲，无数个小地主对新型农业生产，对于土地集中经营会形成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即像印度、菲律宾那样的情况。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不仅新型现代农业无望，还将累及中国最终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走在大运河岸上，望着缓缓的河水、富饶的原野，中国的未来在这里，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出现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但是，许许多多艰难险阻也隐藏在这片土地上，需要我们的智慧，需要我们的魄力，需要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很难，但好在还有时间。我们走累的时候，难免心生焦躁，一路同行默默无语的的白玛师傅这时就会跟我们说，没关系，不着急，慢慢走慢慢走，路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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