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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斯托克曼:他们曾如此相信特朗普,虚假的希望也是希望

2020-10-23 07:30:26
导读
编者按: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已不足半月。4年前,特朗普“横空出世”,让失望、愤怒的美国工人仿佛找到“希望的曙光”。4年时间过去,特朗普重塑美国制造业的承诺完全没有实现,但是他割开了美国繁荣的表象,露出了美国底层民众已被资本和联邦抛弃的事实。如今美国政治版图变迁,以前坚定拥护自由贸易的拜登也呼吁“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曾经因相信特朗普而抛弃民主党的美国工人,现在又该如何选择? 《纽约时报》10月16日刊文“他们为什么曾经支持特朗普”,追溯了这一阶层的心路历程。观察者网对文章进行了编译,供读者参考。

【文/法拉·斯托克曼  编译/观察者网 白紫文】

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就像一场五级火警的火灾,可以理解的是,很多人都在试图灭火,或者从中幸存。希望不远的将来会有一天,人们能缓口气去调查,这场火灾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很容易对特朗普总统数百万热情的支持者大加嘲讽和指责。没有他们的崇拜,特朗普不可能造成这么多伤害。但我们应该努力克制自己这么做。事实证明,把大批美国选民说成是“可悲”的,并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还有一个原因:美国面临的混乱不只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即使特朗普在11月的选举中落选,投票支持他的人还会存在,还会想推行他宣扬的政策。大约有40%的美国选民支持加征关税和建边境墙。超过50%的选民表示应该驱逐更多非法移民。

关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投票给他是出于对经济还是对种族的焦虑,很多研究倾向于后者。但如果你在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里呆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要区分这两者其实很困难。

过去四年里,我跟踪了印第安纳州的一群钢铁工人,他们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都曾在一家已迁往墨西哥的工厂工作过。我见过他们曾深感苦恼,是该去帮着培训他们的墨西哥“替代者”们,还是该站在工会一边拒绝提供培训。我看着他们像为人父母一样为工厂的离开感到悲痛。我跟随着他们去申请新的工作,有些工作的薪水只有以前的一半。

一个名叫蒂姆的机械师在工厂倒闭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在钱包里留着他的钢铁工人工会卡,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他曾经的身份。蒂姆在一个工会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汽车工人;他的祖父是一名煤矿工人。

“我们以前总是投票给民主党,因为他们照顾小人物,”蒂姆告诉我,“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可以确信,他从来没有给共和党人投过票。”

蒂姆也曾对民主党人信心十足,当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推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时,他并没有感到担心;当2000年克林顿与中国实现贸易正常化时,他也不感到担心。但后来蒂姆工作的一家工厂搬到了上海,另一家则搬到了墨西哥。

我见到蒂姆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厌恶克林顿夫妇和民主党了。不知不觉间,民主党人已经和企业勾结到了一起。蒂姆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被抛弃了——直到特朗普出现

身为房地产商人的特朗普硬生生将自己树立成了美国工人阶层的代表  视频截图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对特朗普让工厂回归的承诺嗤之以鼻。他们坚称,工厂再也不会回来了。但虚假的希望也是一种的希望,或许还是最常见的一种

毫无疑问,特朗普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正是因为蒂姆这样的蓝领,他们曾经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根据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2015年的一项研究,2016年初选期间,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预计有55%的人属于工人阶级。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俄亥俄州的马霍宁(Mahoning)县,参与共和党初选投票的人中,四分之一以上是前民主党人。该县民主党主席告诉《华盛顿邮报》,该县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18名成员跨越党派去投票支持特朗普。

而在那些工厂就业机会大量减少的县中,许多非法移民也在大量增加,他们在竞争那些剩下的非技术性工作——打扫酒店房间、屠宰家禽和修剪草坪。他们的到来加剧了美国对境外世界的怨恨。

敌视全球化者并不限于右翼。它还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崛起,我所跟随的钢铁工人也支持他。就在遇见蒂姆的那个星期,我采访了一名正面临刑事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参与了破坏特朗普就职典礼的行动。为什么他会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回答,是因为NAFTA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暴政”。

对很多人而言,这种愤怒可能显得愚蠢或不合时宜。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无疑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裕了,但这些财富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少数掌握资本和受教育的人,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则压在了这些最脆弱的美国人肩上。

NAFTA已经成为精英们为精英阶层精心打造的世界秩序的象征。该协议以蓝领的工厂工作为交换条件,换取投资墨西哥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白领工作机会。如今,即使是该协议最鼎力的支持者也承认,它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的净流失。

事后看来,全球化遭遇倒退似乎不可避免。在上世纪90年代自由贸易鼎盛的时期,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预测,工人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甚至没有试图阻止工资下降或就业机会出口”。他写道:“届时,部分选民将判定系统失效了,并开始寻找和投票支持强人——一个愿意向他们保证一旦当选,就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僚、棘手的律师、报酬过高的债券推销员和后现代主义教授都不再发号施令的人。”

从英国到巴西,选民们都把票投给了承诺会扭转几十年国际经济一体化局面的领导人。这些民粹主义运动大多是右翼运动。反抗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势头让左翼很是感到吃惊。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或许是美国对不受限制的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中最知名的一位。在特朗普当选前的几个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哀叹,世界各地的左翼政党都未能提出保护主义和隔离墙的可行替代方案。

后来,美国的政治版图也变了。曾经全力拥护自由贸易的拜登现在也承认,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伤害。拜登现在的经济计划要对向海外转移制造业的企业征收10%的税,对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增长的企业提供10%的税收抵免。他还提出一项未来4年内在绿色能源基础设施上投入2万亿美元的计划。

拜登2月份获得汽车工业州密歇根州的支持,3月份与密歇根工人会面时就枪支问题发生口角  视频截图

“拜登名义上虽然是中间派候选人,在经济问题上的政见却比希拉里·克林顿要激进得多,”罗德里克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但布丁的好坏要吃了才知道,我们还要看拜登当选后是否真能带来改变。”

许多渴望铁腕人物的美国人会再次投票给特朗普。他们崇拜他撕毁了NAFTA(尽管特朗普达成的新版协议与旧版差别不大)、对中国进口商品和韩国洗衣机征收了关税(尽管特朗普那令人难以预测的贸易战导致制造业遭遇十年来最严重的萎缩)。

然而,目光稍微深远些的工人阶层选民都会注意到,他们拥护的领袖(特朗普)有一点“不寻常”:他反对工会。特朗普提名的第一位最高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在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帮助削弱了工会收取会费和其他费用的能力。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签订的贸易协议更注重打开中国的银行和保险行业市场,而不是为蓝领创造就业机会。

此外,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也有利于公司和包括非美国公民在内的公司股东。本该流入美国财政部的钱反而流入了这些人的口袋和银行账户。这些公司将省下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让公司所有者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是雇佣、培训新员工和加薪。回购行为如此猖獗,就连特朗普本人也无法为其辩护。

他对记者说:“我们认为他们本该做得更好。”

其实,特朗普总统才是那个该做得更好的人。他要么是无能,要么就是利用蓝领工人进入白宫、结果却把权力交给那1%的人的“特洛伊木马”。如今,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扼杀《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即奥巴马医改法案),而新冠大流行期间,有数百万人依赖着这一法案。特朗普到底是哪边的,恐怕再清楚不过了。

医保法案是我跟随的一名印第安纳州钢铁工人香农(Shannon)回到了民主党阵营的原因,尽管她家里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特朗普。

“他一直吹嘘说他保住了所有这些工作,”她告诉我,“但他并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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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斯托克曼

法拉·斯托克曼

《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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