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菲利普·斯蒂芬斯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让我们称这个时代为“乐观时代”。二十五年前，当本专栏首次出现时，这个世界是自由主义的天下。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了，美国宣称世界进入了单极时代，中国加入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欧洲一体化已经驱散了民族主义的群魔。英国此后不久就被称为“时尚英伦”。

即使你认为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停止前进，你也可以轻易判断出21世纪的风潮是促进民主和自由经济秩序的发展。

现在，预期出现的美中两国碰撞、民主与威权的较量以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正塑造着这个世界，今日各国的决策者们都在努力应对这种状况。英国也再次成为了欧洲的病夫。如果这听起来仍不够悲观，你还可以加上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人为的致命威胁。

《金融时报》刊发本文

对此，简单的解释是，西方不可救药的天真使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了困境。冷战的胜利冲昏了西方的头脑。当时西方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在脸书出现之前，仍有人幻想互联网是一个长存不灭的全球社区。实际上，人类的本能就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未来。历史难道不是直线发展的吗？

就此而言，欧洲的衰落并非无缘无故。欧洲大陆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共同推动了一项促进民主发展的伟大事业。美国有枪，而欧盟的力量则是自己的“标准”。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本应都变成欧洲。

此后世界形势出现了大倒退，美国领导的后冷战世界秩序让位于重新出现的大国竞争，欧洲的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主义者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去对抗欧洲一体化，而重商主义者则在竞逐国家经济主权。在一个“强人”独裁的时代，民主正处于守势。

如今，西方决策者有可能会再次犯下大错，错将中国视为对旧体制最严峻的挑战。有人告诉我们，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聚精会神，集中全力去消除这一威胁。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南海部署更多的潜艇。

考虑到北京的穷兵黩武，这一观点是很有迷惑性的。这也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为，它制造出了一个借口不去直面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真相。是的，中国的增长速度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但西方民主国家的衰落主要是由西方自己造成的。

美国选择开打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构成了这个故事的部分章节。战争本来是为了彰显美国的实力，然而这些代价高昂且不受欢迎的战争却突显出“泛美利坚和平”的局限性。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誓言要重塑中东。结果却恰恰相反，正如我们上个月在喀布尔沦陷时看到的那样，华盛顿被迫偃旗息鼓仓皇撤离阿富汗。全世界其它国家都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

然而，相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美国在中东的失败显得微不足道。历史学家不仅会把这次金融崩盘记录为一次经济事件，也会将其记为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这是西方民主国家遭受致命打击的一刻。

早在“雷曼兄弟”倒闭前，自由放任式经济体制的失败已显而易见。在技术进步和开放市场的双重压力下，非富裕阶层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的果实却都被富裕阶层和超级富豪们收割。尽管木已成舟，但这次崩盘实际上就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诈骗。

有些人想找出原因，解释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会赢得总统大选、英国会投票脱欧以及民粹主义会在欧洲甚嚣尘上，其实他们不必多此一举。金融行业的胡作非为以及政府决定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所有这些行为都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造成了致命伤害。

像其它国家的民粹主义者一样，特朗普明白，选民们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尊重根植于一项契约。公众对民主体制的信仰，以及对法治和国家机构的信仰，建立在一种观念上，即该制度至少会尊重公平原则。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促进公平的改革已经出现，但却没有迹象表明西方的改革足够深入。

后冷战乐观主义者怀有的理想没有错。如果没有自由民主体制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我们将难以看到这个世界运转良好。但乐观主义者那时所遗漏的、以及中国观察家们现在所忽视的则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人民对民主体制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诚然，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特朗普如能连任，那这个威胁会比中国威胁更严重。

历史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的过度乐观与当代的过度悲观相互映衬。这是我打算留给别人去做的判断。对于一个政治评论员来说，在同一个位置上工作25年已经足够长了。因此，本文是我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此后，我将继续以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的身份偶尔发表文章，但在此项工作之外，我还打算去更好地理解历史。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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