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特约《书评产业链》系列评论，以郭玥事件，观看报纸副刊生态，《制稿机器》已经刊发。此为第二篇，讨论书评的发稿机制，以及媒体为何在此次事件中不报道，不表态。

“为什么媒体不报道？”，这几乎成了李小丢那个回复达一千多的帖子之下，大多数热心网友的疑问。草根网友将这一事件发到新浪微博，@各路媒体人、公知、名流，转发千余次，但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众媒体仍然在沉默，为什么？

难以相信，草根网友的这么大的动静，这么高的呼声，始终没有被媒体听见。此时此刻，在真正行业性的危机爆发之时，大众媒体集体失语了。

回到此次事件，郭玥众多抄袭文章的发稿量、发稿面积，是相当惊人，甚至是令人震惊的。甚至可以推断，很多文章本身，就是大众媒体的编辑向郭玥约的稿件，导致众多媒体沦为抄袭者的发稿机器。那么，媒体是否对此事应有一个基本的回答，回应草根网友的呼声？装聋作哑，闭眼塞听，当然是容易的，但其损失，将是更为长远的。

在这一事件上，有两点媒体是难以推卸责任的。

其一，用稿失察

正如我在《制稿机器》一文中所指出，一个年仅24岁的书评作者，应该不可能有百度百科的大知识量，无所不能地包办各种书评，应该更不可能在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的同时以每周多达数篇的频率发稿。报刊编辑在采用这些稿件的时候，是否在心里对其阅读的数量和速度有一丝疑虑？或许有媒体人认为，作为媒体的编辑，难以审查每一个作者，更不可能对每一篇文章都保持警惕，无法审查其内容是否抄袭。

一般来说，大众报社的评论版与副刊版，是约外稿量较大的版面，同时也是与外部发生关系最多的版面。这些版面设置的初衷，是要肩负起舆论引导、文化传播的功用，同时，正是这些版面，决定了报刊本身的立场与格调。具体到书评这个版块的设置，其目的是肩负文化传播、占领高端读者与传达出版信息。此类版块的主事者，是需要较大的阅读量，在行业内有一定的人脉资源与作者团队的，往往需要数年经验与必备的文字水平，才能胜任。

正是因为副刊编辑是这样一个角色，由此也可以认为，处于这一岗位的人选，对其撰稿人的水平、能力，在事先应有一定了解。他（她）的作者擅长什么样的文章，对哪些图书能胜任评论，哪些图书不能胜任，应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而不幸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就目前通过网友根据郭玥微博考证出来的情况来看，副刊版面的编辑们，似乎更为热衷于拉近与作者的人际关系，而不是考察作者的业务能力。部分编辑的堕落，在于发稿时不设底线，不论好坏，不问质量，用人唯亲，把公器当成自留地。书评人只要在圈子里混个脸熟，就可以随意发稿。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能指望编辑好好审查稿件，对作者的文化素养进行考察？

退一万步说，即便没有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副刊版面编辑，对于稿件来源、作者能力，是否也应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呢？在我看来，这也责任所在、必备的业务素养。而现在的情况，不是一二人失察，而是集体失察。部分副刊编辑的堕落，对这一境况，难辞其咎。

另外一个情况，是作者涉嫌抄袭的稿件，在纸质媒体甚至多达一稿五发。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顺手搜索一下，即可知这些稿件，是否已经发表。对于一位作者来说，一稿五发，其一篇文章的收益翻了五倍，经济收益的刺激，自是使其变本加厉；但对于媒体来说，其损失则是难以估量的。长期随意接受一稿数发，这么多报纸的副刊，还用不用办？莫让读者笑骂副刊“重复搬运，浪费纸张”。

其二，回避报道

抄袭事件，可大可小。此次事件对行业的冲击，怎么评估都不为过。对于肩负监督重责的媒体来说，遇上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一个说法。但事实是，媒体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事件发生近一周，仍选择抱团取暖，掩耳盗铃。

回避报道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正是因为涉及面太大，对媒体自身的杀伤力太大所致。以我看来，原因不外乎两点：部分媒体自身涉水与“同业回避”。对于已经自身涉水的媒体来说，要报道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是自己打脸。“同业回避”原则，是媒体同行业不互相批评，不点名报道。在这两种尴尬中，媒体纷纷选择沉默，看起来是最好的办法。但媒体这笔账，肯定算错了。

就事实而言，如果涉事媒体在知情之后，第一时间报道，并承认用稿不慎，那么这种诚恳的态度，必能为大众所谅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便是涉事媒体，犹不失光明磊落。就情理而言，既然媒体为舆论公器，就更有义务报道不端之举，况且是如此重大的事件。

此处，需要谈谈“同业回避”。“同业回避”，本身是指出同行业之间不搞恶性竞争，不揭露对方之短。但在这个事件上，显然已经不是一两家媒体出现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出了问题。媒体的副刊，应该怎么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是相当有建设性意义的。就如“用稿失察”问题所凸显的，媒体若藉此问责编辑和书评人，责成其提高自身素质与行业素质，这难道不具有建设性意义？

过去的几年间，大众媒体对于涉嫌抄袭的报道，可谓热心。这种事件，往往出现在两个作家之间，如郭敬明抄袭庄羽一事，全国大众媒体几乎全部跟进，持续炒作。从报道营销上来说，选择知名作者的抄袭事件来报道，是能持续引起大众兴趣，也能吸引眼球的。从正面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持续报道，也能起到引导监督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有选择性的报道，也意味着有选择性的失明，甚至有选择性的失真。在利益、媒体派别面前，这种选择性失明，是近年来媒体普遍陷入危机、饱受质疑的原因。这是亟需媒体自身克服的困境，不能一味将责任全盘推卸于“体制”。就体制而言，媒体本身也应该反思自身的“体制”。

书评的症结在哪里？

此次事件的重灾区，在“书评”版块。从网友对稿件的排列组合来看，编辑成为书评的“发稿机器”，并非夸张。

书评版块，近年来为媒体普遍设立。这个版块的特点，是与出版社交接紧密。因为需要大量的新书资讯与内容支持，需要出版社帮忙联系作者资源。应当说，这些必要联系，是应该的，媒体天然需要占有信息，才能发布信息。同样，出版业也需要媒体对其新书进行宣传，无论是正面的评价还是批评性的评价，对于图书的宣传推广来说，都是必须的。

不过，在郭玥事件上，显然可以看出一些更为成问题的端倪。依据郭玥自己提供的身份说明，为“人民日报出版社营销经理”，这一职位，显然是出版社对接媒体图书版块的职位。每一个出版社（或出版公司）都有“营销专员”对接媒体，这是图书行业的正当需求。由此，我们理应推断，一个“营销编辑”利用职务之便，广泛地接触媒体，并向媒体提供信息，是应有之义。但事不仅止于此，这次事件背后，部分媒体沦为“发稿机器”，有几篇书评，就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营销经理”郭玥，评论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图书。自说自唱，媒体照发不误。

看起来，在这一事件中，“发稿机器”的背后，还有一部来自出版机构的“售稿机器”。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费章，资深媒体人、观察者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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