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川】

社区虽然是由一个个“家庭”所组成，但在疫情防控中，工作队、社区工作者和党员志愿者在识别和管控工作中，却往往更加注重“个体”。

然而，中国人重视家庭，家庭是个人寄托生命意义和情感认同的基本单位。与疫情恐慌嫁接的家庭故事，容易成为激发民众悲观、愤怒情绪的引爆点。家庭圈会成为扩散病毒、生产和传递负能量的源头。

如果社区防疫工作不能与家庭形成顺畅的对接，则家庭就可能成为疫情排查中不予配合的一个个“封建堡垒”，也可能成为“应收尽收”暂时无法完成时的一个个孤立无援的绝望“孤岛”。

简而言之，社区疫情防控，不能忽略“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

防疫期间社区治理所面对的家庭并非铁板一块、千篇一律。我们必须细致分析“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疫情中的表现，充分了解不同类型的家庭在疫情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情绪和不同需求，并在此基础之上因势利导，对社区家庭进行分类治理。让社区成为战时状态下稳定的后方，就是对抗疫前线最好的支援。

社区工作人员（右）对进入社区的人员进行检测登记（资料图/新华社）

一、五类社区家庭

按照“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是否自洽”和“在行动上家庭成员间能否相互支撑”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将防疫期间社区治理所面对的家庭，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类型1，“平衡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能够自洽，家庭成员彼此能够在行动上相互支撑。

在疫情期间，社区大多数家庭的家庭成员居家禁足，只要身体尚处于健康状态，这个家庭的情感互动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维持。只要社区能够满足他们的日用饮食，他们的情绪相对而言就能处于稳定状态。

类型2，“消耗家庭”：虽然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能够自洽，但某一家庭成员单方面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

若是家庭成员中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其他家庭成员会对其进行照顾，亲友也会通过微信、电话对其投来关切的目光。此时，虽然心情紧张，但如果社区能够在满足他们的日用饮食之余，为他们保障感冒药退烧药，在观察若干天之后，若该家庭成员身体恢复正常，则他们的情绪又将回复稳定状态，“消耗家庭”将转变为“平衡家庭”。

若是家庭成员中有一位需要长期照料的病患，通常是一位身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或是一位身患重病者，在防疫期间无法雇请保姆和护工，又由于医院被征用而无法住院的情况下，其已婚子女和亲属只有代替医生昼夜不停地对其进行护理工作。特别是当小区封闭时，已婚子女亲属中的少数一两位成员，只能与病患长期生活在一起，依赖社区提供日用饮食和有限的药品，精神消耗和身体消耗极大。

类型3，“分散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自洽，处于稀薄松散状态，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也不足。

所谓的客观原因，大概包含两种情况。

其一，是工作职责。

我们不能忽视执行防疫任务的社区工作者、警察、医务人员等一线工作者，他们本身也是社区家庭中的一员。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救治更多患者，他们必须坚守工作岗位，无法回到小区与家人团聚。在这样的家庭中，很有可能多个家庭成员都是一线工作者，分别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不同现场，比如警察与医生的婚姻搭配。

他们每天在一线忙碌，接触的人多，生怕万一传染给孩子，只有将孩子早早送到其他亲戚家，将老人托付给他人看顾。他们有时候应急值班，甚至几天几夜没回过家，家庭成员之间时常见不到面，各自成为家里的“独行侠”，全身心扑在基层防控工作上。

其二，是需要离开家到老人居住之处长期照顾老人。

在分家别居的状态下，此时以父代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属于前述“消耗家庭”，而以子代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则处于“分散家庭”状态。

类型4，“缺损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处于缺损状态，无法自洽，更不存在行动上的支撑力量。

当能够照料老人的子女被隔离，或父母皆被隔离的小孩在武汉没有亲戚时，这样的老人和小孩就丧失了既有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很有可能只有孤身一人在家，靠邻居和社区每日送饭，却无人敢不考虑感染风险将其接回自己家。近日一段反映全家隔离独自在家的六岁小女孩的视频传遍全网，她无助恐惧的眼睛，攫住了无数人的心脏。

类型5，“消失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从社区空间中消失（也许是暂时，也许是永远）。

如果出现发热反应的家庭成员真的是新冠病毒携带者，则照顾他的其他家庭成员很有可能也已经受感染，这就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性感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根据集中收治的相关政策，这个家庭理应立即从社区消失，不再是社区防疫的治理对象。

二、五种工作难点

社区防疫在面对上述5类家庭类型时，都存在相应的工作难点。

（一）

“平衡家庭”是社区中的大多数，家庭事务不多，所以他们身体健康地“宅”在家里比较闲，往往将自身定位为社区服务的享受方和监督方。

一些看起来表现积极的“平衡家庭”成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经常打电话质问社区和物业“对楼栋是否消毒”“用的是什么消毒水”“我怎么没闻到味，没见到消毒的人”“为什么不穿防护服”，声称“不是针对你们，而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利用手机微信扮演高高在上的监督者、评论家角色。

而社区和物业人员为了回应他们的质疑，就不得不拍大量的视频和照片，甚至要调取监控视频来回应。这样的人也许不多，但对社区和物业人员工作的精气神极具杀伤力。

然而，一旦要他们组织起来拼团买菜，为大家做点事情，却并不容易：大家都想买，但都不愿意出面牵头，都巴不得有人把菜送到家门口，还提各种建议。他们习惯于只动口不动手。

如何在满足其日用饮食的同时，摆正他们的心态，甚至动员和组织这些积极分子参与社区防疫，是社区防疫关于“平衡家庭”的工作难点。社区和物业固然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如今的战时状态下，也需要给予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二）

“消耗家庭”中，能够平稳回归“平衡家庭”的，多是年轻夫妇组成的核心家庭。而不得不持续维持“消耗家庭”状态的，多是由原本分家别居的中年子代与老年父代回复同居状态的家庭形态。

当医院被征收为发热门诊，其他医院也在特殊时期不收病人，或只接收自己的首诊病人，致使原本住院的非肺炎病人不得不回家“自寻出路”时，如果老年父代是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慢性糖尿病人、需要靠透析续命的肾病病人，或是病情随时可能恶化的肺结核、白血病、癌症患者，他们的中年子代就只有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天天到各家医院去寻找出路，回到家后还往往需要熬夜照料父代，精神和身体承受巨大压力，抵抗力的下降又会提升他们被感染的风险。

如果站在非肺炎但需药物维持的重症病患的家属立场上看，他们原有的医疗资源都被新冠肺炎的疑似或确诊患者突然挤占。他们中的许多人心中就会萌生一个医疗伦理的问题，或者说是医疗政治问题：

病情同样危重，只是得的病不一样，“新冠肺炎”进入了举国体制的视野，患有该类疾病的病患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理应优先得到医疗资源，但其他病情随时可能恶化的病患，是否理所当然被牺牲，被驱赶回家等死？

社区当然无力解决这个疑问。于是，有能力者就容易产生报复社会的危险行为，没能力者就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求助，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如何对“消耗家庭”进行国家主义教育，给予他们积极的心理暗示，配合国家共度时艰，是社区防疫关于“消耗家庭”的工作难点。

资料图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

“分散家庭”中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包含抗疫一线工作者的家庭，另一种是有部分家庭成员需要离家照顾老人的家庭。后者的家庭中留居的家庭成员一般较少，是社区工作者动员起来加入志愿者的潜在人员。而难点主要集中在前者。

以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的家庭为例。虽然他们也有家、有父母、有孩子，也是血肉之躯，但他们不能在相对安全的自己家中隔离蜗居，而是要在物资短缺、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每天忙碌于防控宣传、辖区巡查、测体温、送医协调、张贴通知、排查、登记造表、上报信息、送药品和生活物资、消毒、听取群众意见、回应咨询、劝导居民、发放物资、关注群内信息、处理突发事件、学习文件、迎检、困难帮扶等事务。他们是战斗在疫情第一线的“逆行者”，其工作本应得到居民的掌声和赞美声。然而事实上，他们除了每天应付繁忙的工作，还要接听无数遍来自居民的质问电话，解释无数遍同样的问题，承受来自居民的怨气和怒气。

物业人员并没有多高的工资，也没有编制，一线的保安员和保洁员也不是离了这份工作就活不下去。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却担负重要的职责，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他们原本可以辞工不干，原本可以不用冒险，和大多数居民一样居家隔离。但他们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甚至有管理人员主动加班请战。

如何让这些主动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放在家庭利益之上的抗疫一线工作者，感受到工作带来的“获得感”而不是接二连三让人“寒心”的打击，做到“为众人抱薪者，不使其冻毙于风雪”，是社区防疫关于“分散家庭”的工作难点。

“缺损家庭”中留居房间的老人或小孩，在没有子女或父母的陪伴时，极易丧失安全感，产生恐慌。病毒蚕食了他们的家庭。他们一个人在家，也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如何让这样的老人和小孩获得应有的照顾，是社区防疫关于“缺损家庭”的工作难点。

（四）

而政策上理应成为“消失家庭”的家庭成员，往往已经全家发生感染。病毒侵吞了他们的家庭。如果“应收尽收”政策因床位不够而迟迟无法落实，这样的家庭就会成为社区中最为绝望的家庭。

虽然许多这样的家庭尝试联系过社区、经视直播、市长热线、区政府和各种渠道的求助平台，但截至笔者撰稿为止，尚有不少家庭反映“没有用”“回复就三个字：等床位”。在无尽的等待中，求生的本能让这样的家庭在网络上发出求助的绝望声音，一些年轻人更是为了家人的床位和自己看病而到处奔波，无奈之下成为大家口中的“移动传染源”。

如何尽快落实“应收尽收”，是社区防疫关于“消失家庭”的工作难点，虽然这项工作已经超出了社区的能力。

在思考如何破解这些工作难点之前，我们需要明确，防疫战中的核心主体其实是“生命”。围绕对于“生命”的守护、对于“生命”的价值判断，社区家庭展现出不同的面相，释放出不同的情绪。以下讨论凝结着大量家庭情绪的“三对生命关系”。

三、三对生命关系

（一）“逆行者的生命”与“大家的生命”

防疫属于公共卫生事业，事关生命安全。但是为了大多数居民的生命安全，总有一些“逆行者”担当重任，冒着生命危险负重前行。

然而，也总有一些宅在家里的业主，在防疫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悠闲，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可供他们操心，于是就对社区和物业人员的工作指指点点、喋喋不休，一边不痛不痒地挑刺、制造矛盾，一边声称这样的质问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在他们眼中，这些在许多人的假期里却相反更加忙碌的一线工作人员都在“偷奸耍滑”，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在为大多数居民的生命安全负责。在他们的立场上，一线工作人员理当“逆行”。此时，质问者早已将自己的生命无限拔高，高傲地使自己成为了“大家的生命”的代表。

“大家的生命”当然比这几个逆行者的生命更重要，但其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则是“我作为业主的生命比你们工作人员的生命重要”“你们工作人员就应该不惜用你们的生命来为我们业主的生命负责”。甚至在一些业主的意识中，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应该为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神”，他们早已忘记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也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活在家庭里的“人”。

何况如此苛责质问工作人员的业主，往往养尊处优，生活在“平衡家庭”，而工作人员则身在“分散家庭”。“分散家庭”的家庭成员，难道不比家庭意义上各方面相对健全的“平衡家庭”的家庭成员更应受到来自社会的包容和关爱吗？

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也是血肉之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神。难道业主的生命就比“逆行者”的生命更高贵、更重要？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小区物业服务人员为公共空间消毒（图/新蓝网）

（二）“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与“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防疫战的唯一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封城并进入战时状态，火速营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收治患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并开辟一批方舱医院以“应收尽收”为原则，集中隔离得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防治疫情蔓延扩散。但与此同时，仍有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住在征用的医院。于是，大家开始议论住在正规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对病床资源的挤占问题。

在病床资源的挤占现象中，我们看出，人的生命因得了不同的疾病，而被附加上不同的权重。治病的权利嵌套在国家政治之下，普通老百姓治病的秩序也不得不服从于国家治理在当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非肺炎重症患者为新冠肺炎患者所做的牺牲，也正是“消耗家庭”为新冠肺炎患者所做的牺牲。换句话说，“消耗家庭”正因为这种牺牲而成其为“消耗家庭”，同时导致一部分“分散家庭”的产生。为新冠肺炎患者让出病床资源，为挽救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提供了空间和希望，却不但威胁到“消耗家庭”中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还因导致照料者的过度操劳而威胁到患者的中年子女的生命。

那么，同为最接近死亡的重症患者，难道因为要让疫情统计数字显得更好看一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就比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更值得挽救？——在家中忍受体力不断消耗的非肺炎重症患者家庭，往往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消耗家庭”的悲情故事和疑问，会迅速掀起舆论的洪流，引发民众对新冠次生灾害的关注。当然还包括那些理应在“应收尽收”政策之下撤出社区，得到医疗救护的“消失家庭”的悲情故事，表明疫情已经开始冲击国人的家庭底线。值得为政者警惕的是，一旦疫情大量冲击国人的家庭底线，家庭生活因疫情的蚕食甚至侵吞而大量解体，此时，社会就向真正的社会秩序危机爆发的临界点推进了一大步。

毕竟每个人都有家庭，发生在家庭中的悲情故事最能引起共鸣。如果要教育群众不要被悲情故事的煽情“带节奏”，最根本的只能是打掉家庭这个最基本的认同和组织单元，让每个人从小就被集体、社会和国家组织起来。

或者，必须要让群众学会用国家立场的大局观思考问题，具备一个治理者的视野和胸襟，拥有一个优秀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在和平年代，突然陷入猝不及防的战时状态，要让由普通群众具有那样的政治觉悟，谈何容易。

（三）“逆行者的生命”与“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同样是“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同样是潜藏于每一个生命背后的家庭情怀，从不同类型家庭的成员口中说出，却拥有不一样的内涵。

身处“分散家庭”的一线工作者呼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是对那些只管评论、颐指气使的“平衡家庭”业主们义愤的回应。为了不给战斗的前线添乱，我们需要向业主们强调“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一线工作者的家庭属性，同时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身处“消耗家庭”的老年父代和中年子代呼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对求生欲的表达，是从家庭利益的角度，对原有的病床资源在战时状态下被挤占的不满。为了不给战斗的前线添乱，我们却需要使这些“消耗家庭”接受战场上生命的不公。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判断说，“逆行者”与“非肺炎重症患者”其实都在为这场战斗做出牺牲。只不过，前者毕竟还是自己能够自主选择的行业，而后者得什么病、哪种病更具有政治性，则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如果说前者的甘愿牺牲靠的是个体的觉悟和职业伦理，透露出国家意志下个体的敬业奉献，那么后者的被动牺牲则更多地透露着国家意志之下，个体囿于家庭利益和对自己或家人生命的珍视，而产生的悲切与无奈。

四、可能的建议

前文围绕三对“生命”关系的论析，其实梳理的正是社区疫情防控中“平衡家庭”“消耗家庭”和“分散家庭”这三类家庭之间的关系。

在封城防疫的战时状态下，家庭成员的关系纽带和精神力量，为社区防疫的开展提供着秩序的支撑。前线在打仗，在后方的家庭需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以疫情防控为指向的社区治理，视野中一定不能只存在原子化的个体，而忽略了个体所从属的“家庭”这个治理单元。

社区内不同类型的家庭，在日益严峻的战时状态下表现出不同的情绪：

“平衡家庭”因其家内无事，家庭成员在茶余饭后好议论政事，对公共权力和普通劳动者表现出怀疑与轻蔑，觉得疫情离自己不远但又绝对不会太近。

“消耗家庭”则因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而将行为和立场聚焦于家庭利益，紧张、焦虑、恐惧和无助容易蔓延，感觉稍有不慎，疫情就极有可能与他们擦肩而过。

“分散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或者去支援“消耗家庭”，或者加入了抗疫和防疫一线的队伍。他们小家庭的家庭关联和情感密度，往往因他们对大家庭赡养事务或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投入而变得稀薄。为老人或为社区做事，日夜操劳，只求对得起这份责任和良心，在疫情中做好牺牲的准备，保持战斗状态，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防疫战中，疫情就是命令。若要稳住社区这个后方阵地，我们在社区治理中的目标，应是尽可能让社区和物业工作者所在的“分散家庭”动员和组织“平衡家庭”，特别是“平衡家庭”中的党员家庭，同时尽可能在精神上劝慰和鼓励“消耗家庭”，让“消耗家庭”向“分散家庭”学习，使“分散家庭”的精神成为实现群众动员、社区协同的凝聚点。

具体而言，声称自己最有公德心的“平衡家庭”成员，往往是社区公共事务潜在的意见领袖，社区应利用他们对“公德心”的在意，激励他们带头帮助社区和物业一起消毒、为居民送药送菜，为物业捐款采购防护服、口罩和消毒水，让他们不能只当评论家，更要实实在在干活。而对于“分散家庭”中留居在家的剩余家庭成员，由于家庭事务简单，这些成员也可在社区的组织带领下，力所能及地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

当他们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体会到社区和物业工作者的不易之后，他们对社区和物业工作者的苛责和刁难一定会减少，同时大幅度减轻一线工作者的业务负担，使一线工作者不再“寒心”。

当上述家庭被动员起来之后，党员家庭更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敢于牺牲小家庭的利益，比如收留“缺损家庭”中无人照料的老人或小孩，抚慰他们的精神创伤。如此一来，“缺损家庭”中剩余成员的不安、恐惧和惊吓情绪，也可得到有效缓解。

最关键的是对“消耗家庭”的情绪引导。对于家庭成员，要充分说明治疗新冠肺炎对于社会全局的利害关系，突出“分散家庭”的家庭成员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说明治疗中优先新冠肺炎患者的必要性，同时也要让非肺炎重症患者及其家属看到早日重回医院住院治疗的希望。“消耗家庭”中的病患多是老人，有的甚至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党员，利用他们对早年革命情怀的回忆，更容易说服他们服从国家大局的安排，怀着希望坚持下去。

而最为棘手的，则是真正落实对“消失家庭”的“应收尽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党员的能力限度，只能依靠政府努力开辟床位、统筹调动全社会的医疗资源，一步步将“应收尽收”加以落实。在这一方面，武汉目前这种单纯依赖大医院治疗的添油灯式战法，不仅增大一线医疗工作者的压力，还极可能直接拖后全国的复工时间。

基于此，武汉市高层一定要具有宏观数据和系统治理的概念意识，充分扩充隔离床位资源，让尚未收治的“四类病人”看到被收治的希望。群众党员也应尽力通过慰问帮扶等各种方式安抚他们绝望的情绪，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感受到小区社会的温暖。

希望“应收尽收”、彻底切断传染源的防疫目标能够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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