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纸媒版已发表于《东方早报》，有删节。此为冯绍雷教授提供给观察者网的完整版。）

正当乌克兰产生新政权，国内局势表面上看似趋于稳定之际，2月27日克里米亚突生变故，一部分民众占领政府大楼，插上了俄罗斯国旗，并定于5月25日在当地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克里米亚的去留。该日正好是基辅新政权宣布总统提前大选的日期。同时，隐匿多日的亚努科维奇现身，并定于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尤其引起舆论关注的是，俄罗斯前所未有地在中西部地区举行军备检查，虽如普京所云，此事与乌克兰事件无关，但势必对于乌克兰局势产生重要影响。（观察者网注：本文截稿时，俄罗斯尚未承认派兵进入克里米亚。）

在事态又一次进入扑朔迷离的态势之下，有必要结合若干方面资深人士对于乌克兰未来取向的思考和构想，来深化对当下事态的思考。

乌克兰事件的出路何在？这是摆在各国战略家面前的一份考卷。不言而喻，每一种构想都带有当事人所处内外环境的深深印痕。但是，综合各家看法之后，至少可以为勾画未来图景提供一些线索和路径。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政府外，人们升起一面俄罗斯总统旗

一、从布热津斯基的“芬兰化”模式说起

作为资深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大概是最有资格来评述当前事态的战略家之一。因为，他不光是冷战东西方决斗关键时期的西方核心智囊之一，而且冷战结束之后，他是有关俄罗斯、乌克兰所处的欧亚地区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和国内变革的思想建构者和战略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十多年前，笔者在华盛顿访学之时，多次见其亲自为独立之后的前苏联各国政要与华府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联系穿针引线。

基辅“2月事件”发生之后，布热津斯基的思绪仍如年轻人一般敏捷，迅速地提出了他的有关策论。在他看来：危机之后，“俄罗斯是有能力把乌克兰引入到一场激发仇恨、引起天下大乱的国内战争的。这场战争将很快促使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工业基地的离异。但若如此，无论这样一类由俄罗斯所挑起的国内战争会带来怎样的短期效应，肯定无疑的是，这将会使大多数乌克兰人成为俄国的永世仇敌”。

在他看来，“由普京本人所倡导的‘欧亚联盟’无非是一个抱负远大，但还是用来进行强制和恐吓的基地，并不会引起前苏联地区中现在的主权独立国家任何兴趣”。因此，他认为，“在控制当下发生的动乱局面时，西方无论如何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和欧盟可以采取相关的行动。特别是美国可以向普京清楚地表达，它正准备运用自己的影响，采取一些行动来确保乌克兰的独立和不破坏领土统一，并促使乌克兰在对俄政策方面采取与芬兰相近似的立场。芬兰的政策曾经是一项有效的实践。”

在布热津斯基的眼中，“芬兰化”政策的特点在于：其一，采取多边睦邻政策；其二，与欧盟和俄罗斯同时保持广泛的经济关系；其三，在与欧盟扩展广泛经济联系的背景下，不参加任何在俄罗斯看来是针对自己的军事同盟。布热津斯基断言，“芬兰化”方案是一种对于乌克兰、欧盟、俄罗斯三家而言，都各得其利的一种理想模式。

在最近的这篇短文中，布热津斯基甚至警告俄罗斯，不要采取干预乌克兰内政和不利于刚形成的民主的任何行动，否则的话，美国可以动用他的单边影响、双边行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机制，诸如俄罗斯所在的WTO、世界银行、G8等等，对俄罗斯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布热津斯基相信：“比预想的可能更早，乌克兰将会是民主欧盟的一个成员；而或早或晚，俄罗斯要么自我孤立，要么成为一个半停滞的帝国遗产。”

字里行间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得到布热津斯基多年以来尚留存的对于俄罗斯毫不留情的另眼相看。“芬兰化”方案的要害在于中立。但是，当下国际国内条件是否允许乌克兰真正走向哪怕是有限的中立，圈内人士大有疑问。尤其是一个明显地偏向于欧盟和西方的所谓“中立化”的芬兰，能否为俄罗斯所接受呢？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所表达的对于俄罗斯的警告，看来也未必会使俄罗斯受到约束，根据俄罗斯列瓦达（观察者网注：俄最大的独立民调机构）的最新民调，接近半数的俄罗斯居民坚信乌克兰事件深受西方影响，旨在把乌克兰纳入围绕欧盟的轨道。这一民意倾向当然会直接作用于俄方决策。实际上，就西方在此番事变中所起的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当事者与看客也不言自明。

从更深层次看，芬兰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系，远不若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于斯拉夫语系的关系紧密；芬兰基本上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圈子，也远不若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之刻骨铭心。所以，“芬兰化”此案值得一说，但远未能够终结当下的拉锯式拔河。

二、格拉济耶夫“联邦制”构想之不易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是俄罗斯的著名经济学家，苏联解体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由于所持见解渐渐不一，格拉济耶夫退出了俄共，但是他所具有的中左翼经济思想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012年普京当选第三任总统之后，请他担任首席私人经济顾问。在莫斯科的圈内人都知道，格拉济耶夫是普京“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定的推动者。

那还是在基辅独立广场流血事件前两周，但当时乌克兰舆论已经就其未来政治走向展开了广泛的争论。2月6日，格拉济耶夫在接受乌克兰《生意人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在乌克兰国内实现联邦制，可能是当前政治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特别是要允许乌克兰西南部地区加入俄罗斯的“海关同盟”。格拉济耶夫说：“我想，这不仅是一个想法，而且是势所必然”；“这意味着给予地方足够权力和能力去解决他们自己的财政问题，甚至给予部分政治自治的机会。”他枚举了国际案例说：“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这样的实例，虽然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有点奇怪：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和经济体制。比如，格陵兰可以存在于丹麦的混合企业当中，但是，丹麦是欧盟国家，但格陵兰却并不是。这样一种方法是一个可以适用于乌克兰的案例。”

但是，就在同一天，当时作为反对派的“祖国党”领导人亚采纽克马上予以反应。他说：“这会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措。”在反对派看来：联邦制将会引导一个统一的国家乌克兰走向分裂。尽管，联邦制比内战或者混乱要来得好些，但它最多也只是解决目前政治危机的多种出路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也许联邦制可以使得原本的分裂过程变得较为缓慢平和，但是，目前还是有着比联邦制更好的解决办法，第一步就是回到2004年的宪法。

2月25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任命亚采纽克为乌克兰过渡政府的总理，看来，上述的想法还是表达了在乌克兰占上风的反对派的意见：回避联邦制，首先解决议会与总统的权力关系问题。

问题在于，克里米亚事变之后，事态变得更难逆料。克里米亚的街头对峙，和政府大楼插上的俄罗斯国旗，至少给基辅新政权出了一个难题：既然，基辅独立广场反对派能够以一场街头暴乱推翻原有的宪政安排，那么，为何以同样逻辑行事的克里米亚当地居民，却不能够被赋予合法性呢？在未来的关于克里米亚去留的全民公决中所运用的多数决定原则，与基辅新议会推翻宪政的多数决定有何区别呢？捍卫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固然是国际社会和大国间公开宣示的准则，但是，当这一原则已经明显地被用来作为大国维护既成有利格局的工具时，主权原则的神圣性又何在呢？

三、“反克劳塞维茨”范式背后的真真假假

墨勒是丹麦的前外长，他曾经在2013年12月20日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欧洲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命运之争的背后”，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在他看来，克劳塞维茨一向主张，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但是，欧盟所主张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谴责战争，主张通过选择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目标。这是对于克劳塞维茨范式的一个逆反。

在墨勒看来，其一，欧盟的这一新范式是在国际政治当中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这也是为何近二十年来在中欧、东欧多家普遍存在广泛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其二，目前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考验就在于能否真正通过政治对话，以找到出路。尽管，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因为其缺乏硬实力的支撑而受人诟病，对于乌克兰复杂事态也还没有形成特别清晰的政策模式，但是，主张多边方式、协商对话、非军事手段、特别是主张包容性妥协的欧盟范式之潜移默化地被人接受，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反克劳塞维茨”范式至少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观念。

但是，当2月21日，在法、德、波诸国监护之下，乌克兰各派签署的谈判协议之后，当时这份立刻收到美国等方面全面认可的多边决议，为什么在一天之后又马上变得一文不值了呢？在一己私利和国际公正之间，我们的欧洲朋友所强调的理性和规则的严肃性又体现在何处呢？既然，2月21日的谈判协议可以在一日之内就被推翻，或者用更文明的话来表达“被忘却”或“被搁置”，那么，人们又怎么能够对于政治家们当下的种种庄严宣示表示信任和理解呢？

上述的任何解决冲突构想中，都存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观念预设，关键的问题，不仅是如何将规范适用于当下的现实，而且，人们也要学会如何在各类学说、理念和看似正经八板的原则宣示之后，看到那些难以言传的种种谋算。今后的两个月一定会是各方绞尽脑汁、纵古论今、施展高招的密集时期，值得看官留神。

当然，中国人大概也越来越不能作为旁观者，而认为此事远在天边，于己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