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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世界秩序过渡期的一场综合性全面危机

2020-06-28 07:54:06
导读
2020年5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做《危机与世界秩序》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观察者网已获冯绍雷教授授权。

【文/冯绍雷】

今天,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已成为热点。至少与两个方面密切联系,其一,历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更替,都与全局性危机有关。当前面临的是什么危机呢?全球流行病危机、能源危机、全球化危机、还是中美关系危机?其二,鉴于当前高度的动态性,对危机性的判定还要看另一个问题,即世界秩序本身处于何种状态。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处于上升或稳定期,那么危机再凶险,也无法撼动秩序;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已经风雨飘摇,那么危机会加速世界秩序变更。目前来看,很可能滑向后一种态势。

综合来看,当前遇到的是在世界秩序过渡期所发生的一场综合性的全面危机。

首先,百年未遇的大规模流行病触发世界经济断崖式下滑,油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四次熔断;随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舆论围攻,大国关系出现对抗态势,全球化全面倒退,甚至不排除局势会进一步恶化。现在我们看到两个情况,一是危机发生于世界秩序转型的、高度不确定的过渡期,二是这是一个多重领域同时爆发的综合性危机。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第一,历史上的危机和世界秩序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换句话说,危机是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更替?第二,当今国际秩序有什么特点,正在经受危机冲击的世界秩序处于何种基本状态之下?第三,今后的世界秩序何去何从?

一、危机下的世界秩序

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危机跟世界秩序相互关联。国际危机多种多样,我们这里讨论的危机,一般是指影响全局、延续时间长、大规模的危机,而非局部的短暂的小规模危机。类似的危机可分成四类:

第一类,战争与革命,大规模战争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战争又经常与革命相互联系,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建立,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首先,17世纪初,欧洲不同宗教、不同地区、不同利益之间发生了一场极其残酷的30年战争。最终,于1648年确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宣告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开始。新体系的确立有什么含义?教廷不再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也即,国家内部事务不再由外来干预支配。这一原则,大体上延续至今。

近两个半世纪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及延续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了维也纳体系。这是欧洲近代历史上第二个重要的国际秩序。大革命之后,拿破仑一方面称帝制宪,另一面发动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当时的欧洲君主制国家,比如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不甘于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击败拿破仑。经过1814年的谈判,确立维也纳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为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组成的四国同盟,通过互相制约达到均势,维持欧洲领土不变,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当时主要是君主体制。同时,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

由于对战后事宜处理得当,未对战败国法国进行羞辱,保持其完整性,也未施加过于严苛的罚款,所以法国接受了维也纳体制。当时,战胜国俄国的专制君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巴黎时,居然受到虽然战败、但仍非常骄傲的巴黎市民跟官兵的欢迎。这一场景非常奇怪。因为即使一场大战刚过,但各国处理战后事务的分寸把握得比较好,再加上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的保障,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各得其所。维也纳体制维持了整整100年的欧洲和平。

与此相比,一战结束后,一方面战胜国对战败国处理严苛,德国不服。另一方面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制,也没有强有力的保障体制,来遏制列强纷争,所以没过多久大战重新爆发。作为对历史的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雅尔塔体系,第一,美、英、中、法、俄五大国组成安理会,成为联合国最高权力机构;第二,联合国体制虽以大国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相呼应;第三,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即便如此,也并没有避免曾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雅尔塔体制是由战争直接推动建立的,所以,尽管有各种冲突,但总体上维持着和平与稳定。这是革命与战争直接推动下的世界秩序变更。

第二类是,国际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格局重组。战争之下,斯大林说,坦克开到哪里,就能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但是,经济金融危机不一样,它对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国际、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

比如1929年到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GDP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500万工人失业。由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曾广泛影响欧洲,所以,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使得欧洲经济也面临着严重威胁。到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让世界一分为三,苏联站住脚跟,凯恩斯强调的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新模式开始风行,同时法西斯主义崛起,直接为走向二战做了铺垫。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国家破产,接受IMF救助。图自法新社

我们再把目光移到20世纪末,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实还要加上俄罗斯。尽管危机发生在新兴国家,但具有全局性影响。冷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方面对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资金雄厚。另一方面IMF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当国际油价遭到国际游资严重冲击时,IMF要求各国继续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使得东亚、俄罗斯受到沉重打击,东亚地区雪崩式地降低汇率以求自保,唯有中国坚持不动,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同时力挺香港顶住了国际游资的打击,当时中国获得国际社会广泛的信任和称赞。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俄两国转向告别华盛顿共识,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同时,逐步走向加强自主发展与创新。事实上,中国原本打算加快开放汇率制度,但这场危机之后,逐渐转向稳健。俄罗斯也开始转向由政府主导经济。

接下来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过度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公司纷纷倒闭,全球爆发严重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各地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剧增。

彼时出现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当时各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萨科齐总统、胡锦涛总书记等先后进行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的G7集团之外再建立G20集团,在新兴国家跟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建立国际协调机制,这是一个关键性举措。

但是,今天在灾难面前,国际协商领导机制失去了效力。3月底,联合国秘书长曾要求G20领导发表共同抗疫声明,中国的要求是写入发挥WHO作用,但美国坚决不同意这一条款,最终这份联合声明流产。

总之,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通常经由国际国内的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重组国际力量格局,调整世界秩序。虽然跟战争形成的结果不一样,但危机之后世界秩序的变化,同样相当深刻。

第三种危机,我称之为“反体制力量”所引发的危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出现于东西方的反体制力量形式不同、目标不一,其中有社会抗议运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活动等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国际国内的现行体制。

先谈谈1968年学生运动,这是一场遍及欧美各大学校园的轰轰烈烈自发形成的反体制运动。在国内,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国际,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反对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还真的带来国际缓和局面。1968年运动鲜明地指出,欧美国家机器及其意识形态衰落,直接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合理性。学生青年们当时说得很明白,我们大学里面学的那些理论,貌似价值中立,貌似科学,但实际上都被用来维护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运动口号是终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1968年运动还体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也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开始走向对现存结构进行各方面解构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这个变化非常之大。运动还导致欧洲共产主义从此衰落,为1970年代末以来,西方保守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总结这些思想历史的,已经不是年轻人,而是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家。虽然1968年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推翻西方制度,但按照左翼人士沃勒斯坦的观点,这甚至是比1989年至1991年的苏联解体、冷战终结更重大的历史转折,因为,它体现了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图自法新社

再往后推几十年,到本世纪初的911事件,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本土首次受到外敌袭击,当时,也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变。的确,以“911”为契机,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新保守主义认为,首先要先发制人,维护美国安全利益;其次,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体制,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战略大行其事。最近,曾任奥巴马总统顾问的罗·本茨有一个反思,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911”让美国犯了一个错误,手伸得太长,从而加速了超级大国的衰落。

不过,“911”还有另一面,因为“911”是美国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所以还一度出现中、美、俄和其他国家联合反恐的短暂合作。我记得,“911”那天,正好从莫斯科出差回国,当天,送我去机场的是一位莫斯科国营大化工企业退休的总工程师、知识分子,我问他怎么看待刚刚发生的这件事。他一边开车一边毫不犹豫地说,非常明白,这是反人类的恐怖主义罪行!当天,大批莫斯科市民手捧着鲜花,自发到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吊唁。在各国官方尚未公布自己的正式立场之前,莫斯科平民老百姓的表现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给后人也留下了一个启示:危机之下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大国依然可以紧密合作。

世纪之交以来,遍及各地的社会抗议运动接连不断,一方面2000年以来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等等,西方各国反体制抗议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在新兴国家中,自科索沃危机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之后,趁着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内严重腐败、贫富差距以及官僚主义等问题,西方推动所谓“颜色革命”,连续组织街头抗议,接连引发政权更替,一度甚嚣尘上。

近年来,西方出版界出版了一些关于颜色革命的研究著作,披露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运用各种秘密或公开手段,比如组织街头暴动、传播网络谣言、制作标语口号、卡通片甚至如何印制带有标记的T恤,建立所谓“革命学院”,专门培训灌输反对派骨干在新兴国家策动颜色革命,令人触目惊心。

总之,反体制力量不同于战争与革命,也不同于金融经济危机,而是以超越国界、以非常规性的、以意识形态批判或现代信息传播方式,自下而上,动员民众走向社会抗议,或以暴力恐怖方式挑战现行体制,影响世界事务。

第四种危机,国际灾变影响下的世界秩序。灾难与流行病可谓是大敌无象,其凶险难测、突如其来,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先讲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暴发,波及整个西欧的这场大瘟疫,导致欧洲1/3人口死亡,甚至传到天气寒冷的北欧跟俄罗斯。中世纪以来一直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也曾被严重甩锅,成为各种谣言和诽谤的对象,受到驱逐迫害。瘟疫不仅冲击了欧洲农业,也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改变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汉莎同盟的对外贸易。到14世纪末,欧洲经过黑死病后很快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在这一时期进入高潮,所以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打下深深烙印。

差不多100年前的1918大流感与战后世界秩序安排有着直接关联。流行病学研究证明这种新型流感病毒于1918年初发源于美国卡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因为战争,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中立国西班牙公布了流感信息,结果很不幸的这个病毒被惯称为西班牙病毒。通过军队和战舰的长途运输,传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上海。据记载表明,患病者非常痛苦,剧烈咳嗽,甚至造成肋骨跟胸部肌肉撕裂。当时世界人口数量是现在的1/3,约5000万人丧生。甚至据流行病学记载,死者可能达到1亿,要知道一次大战阵亡将士不过2500万。

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图中为美国总统威尔逊 图自维基百科

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病参加巴黎和会,体温高达39.4度,在跟各国元首谈判时已经神志不清,他甚至臆想自己的住处到处都是法国间谍。因为,法德是冤家对头,威尔逊比较谨慎,不太同意法国总统提出的以非常严苛的方式,来惩处战败国德国,要求德国赔偿并承担战争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尔后他既没有通知别人,也没有跟身边幕僚商量,突然放弃此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的煤矿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期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转交给法国,西普鲁士跟波茨南给了波兰,德国因此处于严重衰败分裂状态,对德国人刺激很大。此外,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要求、对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特权等要求都一一做了让步。巴黎和会这场帝国间的分赃,就这样在威尔逊朦朦胧胧的应对中告终。

实际上,到一战末期,各国疫情严重,不得不匆忙结束。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从未承认大流感的存在,但身处一旁观察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评论威尔逊的状态时表示,威尔逊的精神状态在会议中已经崩溃了。当时,有人说他身患中风,但威尔逊非常信任的助手格雷森,证实他得的是流感,而且,这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可见,1918年大流感直接促成凡尔赛体制,特别是对德国严厉的惩罚。该体制最终也没能维持和平多久,十几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爆发。

一场大流感,让人类文明差点灰飞烟灭,严肃的传记作家约翰·巴里在其名著《大流感》中写道,1918年的教训何在?不能让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去离间和分化整个社会,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最重要的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扭曲是非,也不要试图去操纵任何人。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布于众。

到20世纪末,必须要提的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4月26号,当时的苏联、现在乌克兰境内靠近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释放出来的辐射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我自己是在这场事故后大约三个月,到苏联去学习的,亲眼目睹这场灾难给苏联晚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带来巨大冲击。当时大家亲眼见证,美苏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几百倍毁灭人类,所以切尔诺贝利也是推动美苏和解、终结冷战的动因,而且主要来自苏联方面。核灾难中,暴露出了苏联体制的弊端,比如危机突发之时,当时切尔诺贝利本地连一个能准确反映核辐射量的仪器都找不到。

总之,规模巨大的灾变往往和其他社会变化共同直接、或间接推动世界秩序的变化。巨大的灾变所带来的危害,比如死亡人数,对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预谋所造成的伤害。

综合来看,第一,与历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转变相比,新冠危机是在世界秩序转型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之下发生的综合性、大规模的多重危机。过去的危机比较单一,从来没有如此多重的领域几乎同时爆发危机。所以,当前这次危机对于世界事务可能造成深刻影响,无论如何评价可能都不为过。

第二,近代以来,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出现了一个多元、多样、多级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是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这一点很重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内部多元化的初步体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包含着美、英、法、中、苏各大文明的多元共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G7向G20的转变,尽管没有终结冷战后美国称霸的局势,但凸现出了多元多极并进的强劲势头。在政治经济不平衡的规律之下,力量变化所触发的危机,几乎推动着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以不同程度走向多元化,而不是霸权化,当年如此,今后也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态势。

第三,人类文明的一项宝贵财富,就是每逢危机或秩序重组,都出现了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间的尖锐冲突,都是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大家都在检讨当下流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缺乏什么,缺的就是对国家尊严和威望的维护,缺的就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深入探讨。为什么维也纳体制能够大体维持欧洲“百年和平”?原因就是它能够关注上述这些问题。

第四,当下我们看重GDP,比较关注坚船利炮,看重数据化的综合国力对比,但对于观念性力量、思想力量、非常规事件、不可知的灾变在世界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像1968年学生运动所体现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思,曾深刻影响之后的世界变化;再看像新保守主义是如何利用911来推动全球扩张,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才刚刚掀起大幕一角,远待进一步探讨。

特朗普将讲稿中的“新冠病毒”改成“中国病毒” 图自联合早报

二、当下国际社会特点

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今所处的国际社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处于世界秩序的过渡期。和平的世界秩序演变不同于战争时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和平时期的较量一点都不逊色,科技、金融、网络、贸易、信息、法律,每个领域的竞争都是惊心动魄,包括动用街头革命、混合战争、网络攻击、恐怖袭击等非常规方式。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借助霸权,长臂施压或制裁或勒索。前段时期,特朗普和蓬佩奥赤膊上阵,借口追查病毒,轮番讨伐中国。这是非常极端、非常典型的霸凌。当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我听说伦敦已经有人算出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损失,中国欠欧盟3.7万亿欧元或美元,这个数字接近于中国整个外汇储备,包括所买下的美国国债;甚至有人主张,如果中国不支付这笔赔款,将扣押中国境外资产,听到这类言辞,我简直连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说明转型期内国际社会的既有体制还在,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卫组织,但同时这些现存秩序正在遭受严重损害,甚至霸权横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我觉得这是冷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来,由三个方面的基本趋势逐渐演变而成的。

第一,全球秩序范式的总体转型,其中包含三个要素,国际治理、国内结构和外交战略,三者互为一体。

首先,国际治理。上世纪90年代初借助冷战胜利,美国独霸世界的意图非常明显。我记得当时接待一批又一批美国代表团到中国上海访问,他们向我们解释,什么叫当今世界秩序:当今世界秩序,就像一个同心圆,圆心当然是美国;再画个圈,就是他的盟友;然后外面再画个圈,就是所谓的一般伙伴关系。但这种状况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治理结构从G7转向G20,这是重大变化。

其次,国内结构。冷战结束时,无论东方西方,大家普遍模仿欧美的国家建构方式,比较强调市民社会、多党体制、小政府大市场等模式,但随后逐步转向确立各国的自主性,寻求符合自己本国特点的治理模式。这里可以举例,差不多2003、2004年左右,中国跟俄罗斯是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都开始采取重要措施,加强对本国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比如2003年,中国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差不多同时,俄罗斯把最大的私人石油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

再次,外交战略,它本应当在国内与国外结构之间起衔接作用。外交战略的变化体现的是趋势性的变化,一方面从全球走向区域,另一方面从共处走向抗争。上世纪90年代,美国借助全球化推行华盛顿共识,同时,美国推行北约东扩,不可一世。但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出现变化,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转折点,美国跟中国、俄罗斯、欧洲都出现争议;几乎同时,各个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情况:欧盟从一体化提升为货币联盟,东亚合作跃跃欲试,中俄合作也以上合组织的成立宣告重大突破,所以,地区事务逐渐抬升。当然,也进入地区冲突的高发期。在总体和平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地区冲突,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危机、乌克兰冲突、叙利亚战争,还有接连不断的颜色革命,南海之争、台海危机等等。

我们看到的所谓全球范式转型,首先,是内部结构,从学习西方转向新兴国家追求自主性,外交战略从合作主导走向合作竞争并存,而后世界秩序从G7到G20的变化,这是一个范式性的转型,从规则、行为方式到基本结构都有了根本性变化。

令人不安的是,范式变化当前正在失控。这与下面一个问题有关,即转型期的第二个特点,力量对比出现重大转折。这个方面最为关键的因素,是西方从登峰造极开始走向衰落。

20世纪早年,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也曾提出西方的衰落。但当时西方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但是,这次谈论西方衰落的背景不太一样。沃勒斯坦曾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忙着去提取冷战终结的历史意义,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不光是苏联的问题,同时也是美国的霸权走向终结。因为美国有一个特点是,始终需要外部对手的存在,才能保全自身意识形态。所以,冷战终结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虽然俄罗斯对美国的挑战隐而不露,有时还回光返照,但实质性挑战是深刻存在的。

从实证角度来看,多少年来支撑西方发展进步的一些积极因素、关键因素开始逆转,出现自我瓦解的征兆。第一,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选举,如今选出的是一批自挖墙角的民粹人物当道。第二,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础的两党体制,福山曾说,两党体制是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出现的产物,而今信息时代自然会逐步解体。我曾当面请教他这个问题,他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而且今天看起来,欧洲各国的一些两党体制,确实变得面目全非。2012年我到美国访问,当时是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竞争非常激烈。当时大家讨论,究竟美国的两党制还是否有意义?书店橱窗中摆满这类标题的书。

第三,言论自由是西方民主制的骄傲,但现在充斥着虚假信息、谎言。执政者居然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第四,西方体制的开放性,仅仅因为一个难民问题,几乎引发欧盟基本体制的动摇,最后英国脱欧。去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公开承认西方的衰落;今年2月,慕尼黑峰会的年度报告明白提出了“西方的缺失”,而且证实,首要问题来自西方内部。

2月10日,德国柏林,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出席新闻发布会。 《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为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设定主题——“西方缺失”。 新华社记者 任珂 摄

同时,新兴力量“第二次崛起”。为什么说“第二次”?因为这些新兴国家在历史上都曾雄踞一方,目前还呈现的一种态势,不仅GDP或经济总量、资源、潜能,它们的推进还颇有章法。

比如中俄合作路径,首先是双边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1996年10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当时两国元首要签署的文件都已经谈好了,叫建设性伙伴关系;但是当叶利钦的专机快飞到北京上空时,突然,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员致电中方,说叶利钦在飞机上看了文件,认为原本中俄关系的定位不够,所以把原来的字划掉,亲笔写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但中方立刻积极呼应,双方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到2001年,中俄及中亚国家建立上合组织,这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前,很早就提出了共同反恐的目标,观念很超前。接着就是金砖五国,金砖银行现任行长是印度人,他提出金砖银行大概能拿出一百亿美元支持各国抗疫。到2008年,就是G20,共同参与世界事务。

对于中俄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推动着中俄的接近。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中俄两国同时感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及其中关系的复杂性,推动了两国的接近。

整个90年代,俄罗斯老百姓对美国的关系曾经有相当高的支持率。但是,到1999年科索沃危机,支持率一落千丈。就因为美国根本不理会俄罗斯对传统巴尔干盟友的关切,轰炸南斯拉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无辜受难,使得中俄身不由己地互相接近。此后的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包括欧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中俄也屡次共同协调立场。

要特别说明一点,西方走向衰落,新兴力量的第二次复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关于世界历史上的新旧交替,19世纪80、90年代美国GDP已经超过英国,到20世纪20年代金融实力也超过英国,美国一直忍到1945年二战结束,甚至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才真正确认自己的霸主地位。前后历时80年。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在争霸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先后对付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在二战打败德日法西斯这一强大敌人,冷战开始后又整垮与其平起平坐的苏联,到世纪末又一次撂倒追赶者日本。所以,美国作为霸主,所积累的对付后起挑战者的经验手段,我们必须关注。这也证明新旧交替是一个非常艰难漫长的过程。

说到这里,大家也要关注一些结构性的现象。世界秩序变化过程中,一方面,有新兴力量跟传统工业国家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也还受到许多结构特征的影响。

很以往很不一样的是,当今世界是受到多重网络和链接的制约,网络、经济、金融、信息非常复杂,使得过渡期曲折多变。这种权力结构,既不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新罗马帝国”的同心圆,也不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

那么,新结构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各种网络与链接使得多极化结构受到制约,世界本身成了一个大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到2019年底,中美、中欧、欧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都分别是6000亿美元上下的巨大规模,所以,特朗普想和中国脱钩谈何容易。

第二,新世纪以来,还有多种形式的三边关系,比如中美俄、中美欧、中俄欧、中美日等等,从地区层面来看,有中日韩、中俄中亚、中美东盟、中印俄等组合。这些三边关系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一方面互相均衡,另一方面又容易寻租,打破原来均衡。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的5G合作意向,受到美国极大干扰跟施压;未来的英国、欧盟会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避免选边,这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态势。4月24号,由欧盟发起的关于联合抗疫的国际会议,没有邀请中国跟美国,表达出欧盟的自主意向;有人说这是抗疫态势之下,欧洲想走第三条道路。

但话说回来,欧盟看到美国极端政治力量越来越离谱时,也在调整;一年以前,欧盟把中国定位为全面的体制竞争者,措辞强硬,但现在特别是默克尔总理积极调整,使得一年之前的强硬态度,逐渐转向更为寻求对话合作的态度。

这就是当前形势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这也是除了中美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逐渐表达出来的态势,一方面中立不选边,另一方面美国做的太过分,就会向中国靠拢。所以中美博弈势必受到网络链接、或第三者的极大影响。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无法简单地单打独斗。

福山,“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大西洋月刊》3月30日

世界秩序过渡期的第三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争议十分活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90年代晚期出现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争议,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的威权与民主,世纪之交则有民主和平理论在西方本身的争议,伊拉克战争前后还有关于新帝国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大辩论,最近几年又有民粹主义的讨论等等。

这些争论,都不是纸上谈兵。近期新冠疫情正在出现政治化趋势,而政治化的背后就是思想理论争议的支撑。所以,对思想理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绕不开的,尤其是民主与专制的争论。我们能用“民主和专制”来划分当今世界吗?经典的西方民主制度跟非西方国家探索实践中的民主,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我们非常频繁地看到欧美的舆论,习惯于将国际社会分成截然对立的民主跟专制,不分青红皂白,一捧一踩。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民主追求,同样有着深厚潜能,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曾说过,中国古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传统中的一个独特表达。

最近,还值得关注的是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他在一个采访中被问道:你曾在柏林墙倒塌后预言自由民主国家会取得胜利,能否解释一下为何它们现在面对病毒时,显得如此不堪? 福山的回答是,我并不认为政权类型跟抗疫成效之间有什么关联性,也就是说民主或威权跟抗疫成效,没什么必然联系。

其实,福山只是继承了他的老师亨廷顿的看法,亨廷顿甚至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比较倾向于超越意识形态,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当记者追问福山:尽管对中国抗疫举措有各种疑虑,但是否给民主国家再次提供了一个真正取代性的模式? 福山的回答中,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但是十分明确地肯定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他的原话是: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可见,福山的思想在发生转变。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因为这跟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相关。这种理论强调唯有西方民主国家才会带来和平,并引经据典称这个说法来自康德。康德的确曾写过“永恒的和平”一文,但实际上大家看了原著就知道,康德最担心的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中过度民主的暴政,他倾向于行政与立法不相分离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础。

如果从历史事实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各国议会通过民主投票表决,才下定决心投入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正是美英两个民主国家藐视联合国安理会,谎称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起战争。这件事情至今还没说清楚,由谁来负责任。200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代表团访问上海,我曾就该问题当面请教知名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专家罗伯特·基欧汉。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说,民主和平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不牢靠。

总之,“半秩序”之下的国际规范的缺失、组织的涣散,在突如其来的灾病面前一度穷于应对。但一旦人们对这场灾变有了一定认识,也能借助过渡期的新旧交替,动态易变,并且面临多重选择的这种机会,化险为夷,化敌为友,转危为机。

三、未来,我们将走向何方?

第三个问题是,对当下国际秩序的描述。疫情之后,国际社会是否将如基辛格所言,以往的世界秩序将不复存在?我倾向于认为,疫情的确会重塑世界,但未必是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很多事情仍很难改变。

如果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观点来看,首先长时段,存在数千年的文明多样化的传统,仍将长期存在;同时地缘政治的影响也不会消失。就国际秩序角度而言,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前的几百年中,美国学者最近提出一个非常实证的结论,亚洲国际秩序所发生战争的频率,要大大低于欧洲国际秩序,即便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后依然如此;就国家间关系而言,除了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即“nation state”,如果将视野扩大一些,在东方或半东方,1689年也就是差不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不是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而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沙俄跟满清王朝签订《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从1689年一直到19世纪晚期满清衰落、沙俄大举东扩之前的大概接近200年左右的和平。可见,尽管西方曾经主导世界秩序,但在地区结构和大国关系当中,非西方文明还始终是西方式世界秩序的重要补充,依然会惯性式地对今后产生劲影响。

地缘政治当然还会继续存在。用比较学术的话来讲,大陆地缘政治的“空间连续性”跟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阻隔性”之间的对立区别永远存在。

怎么理解?举个例子,上世纪英联邦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一个个独立,不会引起英国本土的动荡与革命;而地处大陆的苏联,上世纪末一个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引发雪崩式连锁反应,导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因为大陆国家比邻而居,而海洋性国家大多隔海相望,所以,海洋地缘政治始终将分化肢解欧亚大陆、避免出现任何来自欧亚大陆的威胁,作为自己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大陆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定会通过加强欧亚大陆内部各板块之间的联系,防止外来干预,维系欧陆稳定,作为其地缘政治目标。

现在美国对于自己的伙伴德国要跟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建立海底能源管道,耿耿于怀。默克尔说,我们跟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已经持续几十年了,特朗普马上板起脸来反问:难道现在跟冷战时期一样吗?但美国也无法左右德国。所以,疫情无法使地缘政治消失,相反,一定会有人利用不同的文明、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态势,借着疫情兴风作浪。

基辛格: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华尔街日报》4月3日

基辛格曾在《论世界秩序》这本书中,隐隐约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说世界秩序只有一个,而各大文明都怀揣着自己的抱负来到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地缘政治抗争。我觉得,当下,不仅是文明、地缘政治,甚至种族主义重新抬头,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所以,从长时段来看,这些东西都不会轻易被排除出国际社会。

从中时段来看,首先,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竞争合作势必长期存在。关键理由是,力量对比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东西方之间,还是传统工业国家跟新兴力量之间。其次,“全球化”也可以算一个中时段现象,疫后“全球化”会是什么状态,现在仍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已经出现全球化危机,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将终止倒退,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全球化还会以高水平出现。这场辩论很重要,我还是持比较谨慎乐观的态度,可能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会中断、会淘汰;但全球化形势之所以会出现,是代表了人类交往的需求,高质量、高水平、更符合人类本身需求的全球化会不断深化。比如网络不会终止,相反会朝着更高水平发展。

从短时段来看,其一,无论种族、文明、观念、制度、国家规模大小,目前都面临疫病挑战,共克时艰,并不是一句口号。今后一两年间,人类需要共担风险,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国际共同体。其二,对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各国都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考虑应对措施,异中有同。大体上都是以以封堵隔离、戴口罩为主。关于疫后复工复课,共同交流远远超过利益冲突。当然鉴于固执跟偏见,总有一些人会出来挑事。

第二,这里顺便谈一点,疫情期间,有一些深层的问题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制度的关系。

先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否通过所谓“佛系”的、自然淘汰的方式,形成集体免疫。我比较接受钟南山院士的意见,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我们不能再以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去换得所谓集体免疫力的提高,对弱势群体的淘汰。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曾说过一段话,原来很强壮的人群在饥荒或者流行病之后,会变得既不是最强壮也不是最聪明的;虽然他们侥幸存活,但是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比如,熊比猫先饿死,猫比蚂蚁先饿死,恐龙的绝种和哺乳动物的兴起,也正是这个道理。他还特别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才是竞争中的适应者?这个问题常常被搞错。

灾情下的人和制度,尤其是人和民主制度的相互关系。我最近在读剑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大卫·朗西曼的作品。他对这组关系有两条结论,第一,在民主社会,很难说服人民把焦点放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风险上,选民在投票时经常倾向于把他们已知的风险列为优先;第二,民主是我们竭尽所能应该保存的重要事情之一,因为它让人值得生存,但这并不等同于民主是可以保存我们生命的东西。换言之,人的存在是更首位的,就像杰弗逊在人权宣言中所表达的“人生而平等”,这其中首先谈的是人的生存权。这是一个总体性的阐述。

但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口罩都能引起巨大争议,封关也是高度政治化。但最终,还是要服从现实,要以战胜疫情为最终目的。无论是美国欧洲,抗疫措施都有了很大改善,遗憾的是晚了一点。

最后,人和自然的关系。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提倡以人为本,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有些场合、有些学者过分夸大人定胜天,所以才有了之后生态主义者所说的,人仅仅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平等成员。人的有所作为,跟人对自然的尊重,本应是统一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第三,灾情之下,经济衰退必将对未来国际社会带来极大影响,至少,有三个紧迫问题。一,产业链是否中断,争论颇多,其中一个突出观点是产业链本身具有粘性,不像开关,按一下马上重新调整。有人说,苹果公司最有体会了,中国侧重中低端的制造业以及装配流水线,日韩侧重芯片、集成电路、显示材料等,如果这些东西全都回国,需要好多年的准备跟重新筹集,谈何容易。

最关键的还是消费者,现有的链接对控制通胀、维持消费者的消费水平都有很大作用。近30年来,美国民众实际工资收入的中位数都没有变,如果再有冲击,后果真的堪忧,不仅中产阶级开始动摇,下层民众更将受到极大冲击。至于产业链能否继续延续,恐怕更多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根据美国总商会的统计,大多数在华美企还是愿意留在中国,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信息;但也不能忽略美国与日本的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通过政府拨款帮助企业回国。所以今后还有一场硬仗。

二,经济复苏将以V型、L型还是W型的形式出现?至少,美国现在受到很大关注,一方面由于关闭市场、阻断交通,整个经济受到极大挑战,股市暴跌后又有飙升。显然,受到即将解除封锁的刺激。但从中期来看,一些重要支柱产业,比如航空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威胁的情况下,其全面恢复几乎不太可能,要知道这次美国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就是航空业。所以,V型恢复是不太现实。那么,是否会出现L型复苏呢?主要看疫情到底延续多长时间,如果持续拖延,长期低迷的局势就会出现。W型复苏是否可能?历史有前车之鉴,比如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就像今天一样采取经济刺激的方法,但刺激措施到1936年基本停止,一旦停止,经济马上下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起初也采用量化宽松,因为担心通胀,量化宽松到2011年暂时停止,经济也出现下跌。今后几个月可能是关键,同时还取决于疫苗何时能够出现。

三,目前国际经济的三个普遍问题是,就业、能源、粮食,三者是否会出现危机?就业问题是各国都关注的问题,美国失业率已经飙升到14.7%(注:这是5月上旬演讲时的统计),加拿大也升到13%。失业率压不住的话,不光是经济萧条、产业倒闭,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一个经验性的证明是,本世纪以来发生颜色革命的那些国家,像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国,它们的 GDP指标都还可以,甚至个别略有上升;但收入水平、特别是失业率非常厉害。失业率一上升,特别是年轻人,无事可干,对这些处于转型期的不发达国家所造成的破坏非常危险。

能源危机也是目前的一个严重问题。最近我们跟俄罗斯学者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能源价格在本世纪以来已经第三次下跌,2008、2009以后大幅度下跌,到2015、2016年又大幅下跌,2020又来一次。这对产油国是一个极大挑战。尽管,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国家,总的来说我们的挑战,跟他们不一样。但如果这个情况长期延续,绝对不是好事。

农业问题,因为欧洲边界封锁、申根协议停顿,使得几十万原本前往西欧的劳工就被封锁在中欧、东欧、东南欧地区。如果春耕停止,可以想象今年秋天欧洲将是什么局面。前段时间,联合国粮食署已发出警告,本来在危机之前已经警告过,大概是1.5亿左右人口会受到饥荒威胁,近期将数据提高到2亿多。中国商务部也发出明确信息,在当前情况下,要确保就业、维持能源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不分产油国还是消费国,不分农业输出国还是农业进口国,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目前来看,大国国内政治进程可能会对世界秩序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尤其美国。虽然,美国出现所谓两党一致的对华立场,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以互相“抹红”的方式竞争上岗,也力图以这种方式来维持执政地位。大选投票之前的激烈党争,会更加严重地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一方面寻找外敌,另一方面两党在国内问题上矛盾重重,比如疫情期间是否戴口罩、是否隔离、何时解封、复工复产等问题,红蓝对峙非常鲜明。

今后的国际秩序将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其一,回到“自由国际秩序”?2009年美国知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约翰·伊肯伯里提出,自由国际秩序从威尔逊总统提出到二战结束,经美国主导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历史证明这对西方发展、西方跟苏联对抗都起了作用。他甚至强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愿意向作为竞争者的新兴国家让渡主导权。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出现G7到G20的关键性变化。其实质的确是传统工业国家跟新兴工业国家共享部分领导权。当然伊肯伯里也说过,美国绝对不会拱手相让在军事战略领域的主导权,这也是事实。所以,能否回到自由国际秩序这种乐观主义模式,现在,基本看不到希望。

那么,会不会回到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或者说“新冷战”?至少从美方来看,疫情甩锅的目的就是进一步与中国脱钩,加速形成与中国的紧张对抗,近期至少对选票有利。中国究竟是按照美国设定的逻辑,亦步亦趋入套、还是另有上策?如果两强决斗,中国人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迎接这场对抗。但是,基于目前力量对比,这场恶斗很可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将是一场相当长期的全面抗战。人们是否已经在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大规模对抗之前的充满自信不是坏事,但一旦冲突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倒退,就国际先例来看,精英尚可寻找出路,但承担艰难困苦的,首先是基层民众。

其次,半秩序转型之下的一般逻辑,除了两强之外,几乎所有的第三方行为者可能支持公道,同情委屈、被压制的一方,但更多会倾向中立,而且基本不会出现像当年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结盟。此外,西方的结盟关系会有所松弛,但不可小视,它们仍有拉帮结派的机会与动员能力,结构性因素还会长期存在。

第三种,更为糟糕的局面是,如果两强对抗失控,势必会引发全世界各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一片混战,导致整个国际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这是最可怕的。

相比之下,在放弃任何幻想、准备迎接艰难挑战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维持尚存合作空间之下的多极、多元、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比如,美国一方面对5G问题还在激烈内部争论,另一方面再三跟中国官方沟通,希望中美贸易谈判成果还能得以维持。

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为世界做更大贡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我们需要把中国的事情讲得更加清楚明白,堂堂正正地表达中国人民既要自己发展,也要与世界和平共处。

因此,未来是共处而不是互掐,是缠斗而不是决斗,是互鉴而不是独尊,这是比较接近现实的选择。显然传统工业国家在科技创新、战略实力、舆论传播、结盟关系等方面都有领先优势,不会一夜间消失。因此,新兴国家的合作竞争潜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转化成现实力量。

我觉得,依靠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强劲传统,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惯性,保持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进取态度,尤其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脚踏实地,着眼于国家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制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改革。同时,要扎扎实实经营“一带一路”周边关系,加强互联互通。

更具体一点,我们应该让科学务实的精神,在决策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能够让专业领域的人才和智慧能更多得施展才华,能够让各级管理部门克服官僚主义、部门阻隔,不是观望等待领导,而是发挥更主动负责创新的精神,让富有勇气的新生代不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准备决斗,而是以更为坚韧不拔的态度面对挑战,同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空间,给予更多理解尊重,也要提供更多让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如果能做到这些,中国人立足于长期奋斗、致力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本次演讲的相关内容已缩编成学术论文发表,见《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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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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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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