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冯绍雷】

全球转型进程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之间的复杂互动，难以仅靠人们耳熟能详的既有范畴来轻松如意地加以解释。换言之，为能够有效进行分析与诠释，需要首先来讨论一些学术范畴、工具与理论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需要，把事实与理论概念简单地加以嫁接。本文主要讨论当代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所涉及的范畴与理论观点问题，为当代俄罗斯与大国关系的阐述提供一个初步铺垫。

一、有关俄罗斯外交主体的争论

俄罗斯外交主体的问题，主要是指俄罗斯究竟是以怎样的一种国家身份、带有怎样的体制特征，以及处于怎样一种特定历史地位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讨论身份政治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归类，让每个国家对号入座，各得其所，然后确定其与整个国际体系之间带有很大动态性的相互关系。但是其中一个还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是，几乎所有这些概念与范畴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为构建，难免带上各不相同的时代特征、利益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使得这些概念本身就有无尽的争论。虽然几乎所有这些争执都远无定论，然而这毕竟使我们有了一个较为广谱的思考空间，便于在“后真相”“后事实”时代的扑朔迷离中去探究真谛。这里所选择、介绍与分析的，是比较能够体现俄罗斯外交特质的有关主体与身份的若干争论。

叶利钦（左）与戈尔巴乔夫，图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一）俄罗斯是“地区国家”和“冷战失败者”吗？

苏联解体之后，在有关俄罗斯国际地位的争论中，有两种说法盛行一时。其一，认为俄罗斯已从世界大国地位迅速沦为“地区国家”；其二，与这一范畴相关的流传更为广泛的说法，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冷战的失败者”。

1. 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吗？

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为推行美俄关系“重启”，无论对俄罗斯的内政还是外交，都一度表现出十分容忍。“美国政府数年来第一次几乎没有对俄罗斯的国内政体进行公开指责，也没有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义务与俄罗斯的民主缺陷关联起来”。[1]但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特别是当危机进入2014年3月18日克里米亚被纳入俄罗斯的高峰阶段，美国政要忍不住了。一周后的3月25日，奥巴马在海牙核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威胁近邻的区域性国家，这并非是由于其强大，而恰恰是因为它的虚弱。”[2]把俄罗斯称作“地区性国家”这一明显对俄贬抑、藐视的说法，不但一改“重启”以来奥巴马本人对俄立场的谨慎态度，而且半年后，奥巴马进一步称俄罗斯是与“埃博拉”“伊斯兰国（IS）”并列的“当今世界三大威胁”之一[3]，并决定把俄罗斯逐出G7。对照2006年德国还曾专门将G7主席国的位置让给俄罗斯，奥巴马上述的这一说法，后来招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严肃批评。[4]也如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2014年瓦尔代会议讲演时所直言，是由于美国的傲慢才导致了莫斯科的非常反应。[5]

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依然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当代俄罗斯当然不可能再是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做的2020年“世界最强实力国家”（The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ies）排行榜统计，美国第一位，中国第二位，俄罗斯居第三位。[6]而据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中心（Frederick S. Pardee Center forInternational Futures）2020年7月发布的国家实力分析模型，以及兰德公司2020年度报告《测量大国：大国周期与21世纪大国战争的风险》中关于2040年前大国排行榜的评估，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第二，印度第三，俄罗斯第四。[7]显然，在俄罗斯被“降格”为“地区国家”的问题上，各方认知有很大差距。2008年后，从国际金融危机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的连续制裁，对俄罗斯新的实力与地位构成了巨大伤害。甚至当2020年白俄罗斯、纳卡地区、吉尔吉斯斯坦等欧亚地区出现动荡时，有舆论认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原苏联区域模式已经“终结”。然而，在俄罗斯周边形势动荡的同时，人们却又看到了俄罗斯在东亚、北极、拉美和中东等世界各地的全面伸展。

总之，俄罗斯影响全球的战略力量、能源资源领域虽有限但依然优长的潜能、在全球议程问题上的丰厚经验积累、以及辽阔疆域和独特地理位置所造就的横跨全球的辐射力，是否都已远远超出了作为“地区国家”的水平？无论西方和其他国家对此存有多少争议，至少俄罗斯人自己是充满自信的。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并非处处领先、但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也是它得以继续伸展和抗争的认知基础之所在。

从实践看，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如果仅将俄罗斯定位成一个地区国家，大国尊严的挫伤感必将使其难以再回归俄罗斯与西方热络相处的年代。另外，不仅奥巴马本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贬抑俄罗斯的官方判断，实际上，这一判断多半还来自美国国内那些带着“专家”头衔、而实际上对俄罗斯认知肤浅的“精英”们的解读。资深专家凯瑟琳·司多妮认为，美国传统观点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严重低估普京手中所拥有的牌的价值”。特别是像麦凯恩这样的强硬派，称俄罗斯不过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认为“冷战后的俄罗斯衰落、过时”。[8]用美国真正的老资格俄罗斯问题专家、曾在白宫工作多年、同时是乔治城大学著名教授的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这些现今在白宫主持工作、然而并没有对俄罗斯问题真正下过苦功的年轻人，他们专业知识的缺乏，才是美国决策的关键问题所在。这是美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一个非常致命的“社会学问题”。[9]

克里米亚公投支持回归俄罗斯 图自路透社

客观地说，俄罗斯联邦是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这意味着，一方面俄罗斯与解体后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原苏联国家一样，都是独立平等的国际主体；但是另一方面，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俄罗斯又凸显出不同于一般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与影响力状况。其一，经过国际协商，俄罗斯独自承担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战略核武器的储存与监管，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与西方就战略核武器进行对等谈判与合作、同时也有实力对西方进行反制的核大国。其二，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地位的法定继承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不仅表明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延续性，而且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际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三，俄罗斯是一系列重要地区组织（如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等）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也是一系列相关多边活动（如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的主持者，这说明仍然需要俄罗斯承担一定的处理原苏联地区国家间事务的责任。其四，作为苏联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承载者与后继者，俄罗斯维系着这一遗产，与世界各地保持着远超过一般原苏联国家的传统关系。

事实上，在美俄关系“重启”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奥巴马总统曾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全球大国来看待，一系列重要协议才得以达成；而一旦低估其实力，藐视其存在，势必会引发动荡。如安琪拉·斯登特所言：“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对于苏联解体后那种创伤和动荡的影响程度，美国一直都没有理解。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指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从国家掌控经济演变到准市场经济这一重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克林顿政府将俄罗斯邻国的非核化、市场经济起步、实现差额选举、拥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以及确保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与美方合作，都视为其成就的一部分。然而，在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架构中，美国却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个有意义的角色——或者说，无法给俄罗斯提供一种利益。”[10]

苦于20世纪90年代的实力不彰，俄罗斯无法在当时与美国公开叫板或者抗衡。经过“十年黄金时段”之后，俄罗斯国力有所复苏，特别是在普京威望抬升的背景之下，就很难再接受西方这一类的轻蔑贬损之词了。[11]相反，“如今的莫斯科却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正在衰落下去的大国”。[12]

2. 俄罗斯究竟是不是冷战的“失败者”？

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冷战失败者”，只能接受西方在其原有势力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还是如西方领导人在诸多公开言论中所宣称，同时也被俄罗斯所接受的观念：冷战无败者？这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两种不同的话语，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身份认同。

没人能够否认，冷战结束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却让步，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萎缩的事实。包括叶利钦政治顾问格·萨塔罗夫在回忆录中也既含蓄但又明白地承认：“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已没有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日趋明显地出现了无条件向‘冷战’胜利者投降，什么也不追求的倾向。”[13]实际上，从笔者多年来与西方精英交往的感受来说，大多数人尽管会在场面上做出“冷战无败者”这样的宣示，但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决策依据，都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已然衰落，已经不是当年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了；因此，俄罗斯没有资格和美国坐到一张桌子上来平等对话，也没有权利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是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深层话语”的基本心态。“9·11事件”以后，普京全力支持反恐，高举回归欧洲大旗，不光要求加入欧盟，而且希望加入北约。但是，欧美对此却全然不放在眼里，更多将之视为俄罗斯的示弱。从美国坚持北约东扩、2002年决意退出反导谈判进程等举措来看，大体上，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深层心理背景在起作用。

然而，普里马科夫的观点是，“苏联的解体不能归结于其在冷战中的败北”。理由是：第一，“人民支持叶利钦绝不是因为他做出了使苏联解体的事情，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过去极权时代。”换言之，这是人民的自觉选择。第二，虽然普里马科夫作为一个持有中左立场的老资格政治家，曾非常冷静、客观地断言，“不认为国外势力会直接参与”苏联解体过程，但也承认，“在美国和西欧，盼望苏联早日崩溃的人为数不少。”而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担心“苏联的解体会导致国家出现动乱，因为在该国各地部署着大量核武器。”第三，有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佐证，“后苏联时期的空间并没有陷入混乱，苏联的核力量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仍矗立在解体国家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的国土上。然而，正是基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不对称认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赢得了冷战而苏联输掉了冷战，华盛顿才认为，在世界事务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权利平等是‘不合理的’。”[14]

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以和平方式终结的这场较量并没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失败者。普里马科夫据理力争的立场在于，俄罗斯是作为前超级大国与美国一起终结了冷战。[15]显然，在俄罗斯，普里马科夫的这一表述不仅是较有代表性的官方看法，也反映了相当多数精英与民众的看法。但也仍需承认，冷战终结多年之后，多数西方精英经常毫不在乎、并十分外露地把自己视为“唯一胜利者”的态度与立场也没有改变。

（二）当代俄罗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国家”？

从带有时间含义的现代性视角来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究竟是一个需要完成自身的——首先是国家政治建构的——现代化的国家，还是一个如欧盟国家那样已经完成了这一进程、处于超越主权阶段的后现代国家？抑或是一个既有大量前现代特征、又面临现代化的紧迫任务、同时还伴随着大量后现代禀赋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大国？

从现代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并不是纸上谈兵。苏联解体留下了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与现代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名义上主权独立、而实际上所属领土却难以管辖的状态，即使多年转型也未能真正按照西方样式构建起国家、社会与市场间的持续稳定体制，欧亚区域化进程中的新兴独立国家相处的法律原则与传统“潜规则”之间的相互抵充等。这些都反映了现代化水平的实际情况与现代性要求的国家建构之间的重大反差。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欧亚地区冲突——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颜色革命”——大都因上述尚待解决的国家建构问题而起。所以，21世纪欧盟与俄罗斯一系列争端中的一个基本认知问题在于“现代性”之争。因为欧盟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超越国家主权、并以超越主权的国家联盟方式存在的身份主体，而俄罗斯还是一个尚停留在主权构建阶段的国家，就现代化发展水平而言，欧盟要“高于”俄罗斯。欧洲资深专家曾这样告诉笔者：俄罗斯还停留在19世纪。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另有主见。在俄罗斯专家看来：捍卫主权，这就是在捍卫欧洲传统的价值，同时也更加顺应时代潮流。俄罗斯精英对来自欧洲的批评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正因为欧盟抛弃了主权观念，才真正是自乱阵脚，失去了方寸。而英国脱欧，正是这一观念之争所导致的现实的写照。

2014年6月，G7在布鲁塞尔召开17年来首次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峰会；本次原定于在俄罗斯举行的峰会临时改在欧盟总部举行以报复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图自中国日报

从现代性视角看待俄罗斯身份属性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是因为这紧密关联着如何重新阐述与现代化相伴随的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迈克·大卫-福克斯曾在专门介绍与苏联之前、苏联、后苏联各个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出自英美的历史文献）的著述中，论及了运用“现代性”概念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但它的意义仍各不相同。迈克·大卫-福克斯归纳如下，当现代性概念被用于俄罗斯之时，至少有四种基本方法，从而得出的观点不同：第一种方法得出的观点反对俄罗斯存在过现代性的观念，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第二种认为俄罗斯存在着现代性，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并且是普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而就第三种方法得出的观点看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现代性，每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性，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最后，第四种认为，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是能够在互相交织发展的背景之下，与多种传统元素互动、共处，并创造出各种样式的混合体来。[16]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外交身份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它既不像一些欧洲专家基于单一的线性时间概念所描述的那么简单明了——超越主权的“先进”的欧盟vs.维护主权的“落后”的俄罗斯；也不全如俄罗斯一些专家以“回归保守”抵制“后现代”现象的评价来得那么消极。犹如俄罗斯学者科尔图诺夫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建构，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日渐疲惫；特别是曾经在现代主义时代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动员能力和不容妥协的理性主义原则，都不得不宣告趋于松弛。”[17]这意味着，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何来理解“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

法国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勒认为：现代性就是“存在于当下的未来”，或进一步来说就是“被视为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按照这样的定义，夏尔勒指出，“围绕未来的话语（指现代性）不仅会根据假想的未来重新诠释现在，还必然会重新诠释过去；而与之相反，以往的历史性体制则会以维系过去（‘传统’‘风俗’‘先例’‘遗产’）为目标来构想现在和未来。”夏尔勒理解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把“现代性”与“历史性体制”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现代性话语主张按“能真实存在的最好的一种未来”的要求重新构建过去、现在与将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以往历史性体制”只在于“维系过去”。第二，“现代性的高潮与低谷则指示了此种话语的制造与其传播能力的不平衡性。”换言之，现代性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相互关系的诠释与构建能力；也即，如果能够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者之间合理、适当地构建起叙事体系，那么就能够切实有效地引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第三，现代性的当代主题，是“在经历了充满疑虑困惑的‘后现代’时代之后，尝试以讨论‘多元现代性’与历史进程差别化的加速度来革新有关现代性的话语。”换言之，如何调处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现代性，也即如何去解决当代人缺乏共时性的深刻弊端是当代的现代性争议的关键。在克里斯托夫·夏尔勒看来，欧洲精英欲将其自身的“现代性”强加于世，酿成了20世纪的两次大战；而盲目模仿1848年“民族之春”的当代一系列不同文明与时间维度之下的“颜色革命”，其实质都是停留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无法应对变化无定的当代世界。[18]

换言之，如果“现代性”仅仅停留在以西方经验来解释世界，仅仅以西方式的国家认知来评判国家属性是否“现代”，而忘却了放在更为广阔的不同空间、不同文明范畴下，在不同时间性的维度之下来对其进行评说，诚如巴瑞·亨德斯所言，这样的“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就有了偏差。[19]

现代性视角下的俄罗斯身份争议，显然作为各种争端的由头之一左右着各方的对外立场。然而，相形之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颇有意义的假设与命题，却远没能形成共识。特别是还不知如何对俄罗斯的“现代性归属”做出一个系统周全、令人信服的定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少“多元现代性”的提出打破了教条，提供了相对宽容的依据，使人们有可能对不同时间维度、不同文明环境下的身份认知问题进行认定。换言之，使人们有了一个更为广谱的视角，来确定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问题。[20]就这一视角而言，至少俄罗斯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性大国：无论是在人们广为赞叹的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拔得头筹，引领世界的重大进步，还是在尚存尖锐争论的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创设、社会革命、地缘竞争对世界现代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俄罗斯这个巨人的落后与赶超、学习与反叛、模仿与创新、隐忍与奋起，都将会是在“多元现代性”国际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大国之一。

（三）冷战后的俄罗斯：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

如果不从现代化进程的线性视角，而是从政治属性的谱系视角对俄罗斯外交主体的政治属性进行评判，那么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民族国家”？二是，俄罗斯是否依然是一个“帝国”？

1. 从“民族国家”向“帝国”的倒转

“帝国”作为一个描述治理模式的中性概念，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比起当今任何一个号称具有现代建构的国家范式，俄苏有着时间更长、更庞杂、但也更丰富、更特别的与帝国有关的治理传统。在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西方化的大潮之下，转向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原苏联国家的基本政治要求。

国际政治专家相兰欣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及当时正处于转型中的俄罗斯外交主体的属性问题，明确提出：“既然俄帝国由于苏联的解体已正式结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欲重振帝国旧梦是不现实的。当然，从过去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转型确实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俄外交从帝国式走向大国——民族国家式的转型已大致完成……”[21]然而，人们发现，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精英仍念念不忘地从“帝国”范式获取借鉴。尤其是，当俄罗斯推行欧美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时，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迫切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政治选择，严重削弱了俄罗斯与原苏联国家的传统联系，深刻影响地区稳定；二是俄罗斯联邦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分离主义的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凡希望脱离俄罗斯，或者希望从联邦中央获得更多权益的联邦主体，都曾经以“民族国家”范式作为与联邦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特别是在21世纪地区危机接连爆发的情况下，从帝国治理模式中寻找借鉴，已成为俄罗斯精英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五周年之际，俄罗斯最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研究刊物《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曾经专门组织了一场重要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与国际学者一方面尖锐地批评欧洲同行在20世纪中叶摧毁了自身的帝国模式之后，并没能真正成为民族国家，但是又快速转入“一体化”进程，并在冷战终结后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走向顶峰；然而，又在这样短暂的“一体化”高潮之后迅速坠入内部动荡。这场讨论对此提供了新的诠释，认为这一曲折变化的实质在于：人为地、主观臆断地构建了过去的“帝国”、现代的“民族国家”、面向未来的“一体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也导致了欧盟地区国家今天的混乱局面。这场讨论在另一方面又提出：既不愿意、也无法加入欧洲“一体化”的俄罗斯，虽不能重回帝国，但也成不了欧洲式宪政与市民社会传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于是就需要在当代条件下对帝国遗产提出重新解释，以求运用传统治理机制的积累来摆脱“国家建构”和地区冲突的困境。[22]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讨论不仅把国家内部构建与对外关系相互联系起来，而且关注从历史经纬的视野，来评判当代国际政治的进程。相比较于把“帝国”“民族国家”“一体化”这些概念的简单搬用、就事论事，或者停留于意识形态宣传的做法，这场讨论的语境似乎更接近于当代国际事务多元化进程中的复杂现实。

乌克兰危机 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2. 危机深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通用观念的反思，首先是从以下这一问题开始的：民族国家构建的范式是否带来了后苏联地区的局势稳定呢？看来，事实比任何理论假设都要来得更为残酷。艾瑞卡·哈里斯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尚在构建中的后共产主义民族国家（post-communist nationalizing states）之间的冲突，往往被太多地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加以诠释，而实际上应该转向揭示民族主义和种族因素在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艾瑞卡·哈里斯的观点是，一方面，历史记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玩弄了，历史形成的社会分裂被投射至当代冲突。例如，早已被揭露和批判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曾对纳粹势力的依附，现在却被描绘成对俄罗斯的抗拒；战争时代“为独立而战的战士们”，被描述成苏联时期一直在牺牲和遭受逮捕的民族发展历史叙事的主角。而另一方面，在后共产主义的背景下，语言认同成为种族的代表，并越来越被政治化。在各不相让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语言认同被利用、被扭曲、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政治立场。按照艾瑞卡·哈里斯的理解，当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基本上是一个互动过程，其中的每一方都要通过对方才能对自己进行重新梳理和民族国家定位。当乌克兰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努力寻得解脱的时候，俄罗斯则致力于重新构建传统的叙事关系。艾瑞卡·哈里斯在这里讨论的争议性历史记忆的民族主义诠释（包括政治化的种族、被大肆宣扬的语言差异等），被证明的确是在冲突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这场冲突是一场“角色的战争”，因为种族、语言、传统这些要素促使各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重新确定着各自的身份，而这足以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升级。[23]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的叙事模式不仅不合用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尤其不合用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其一，历史上的俄罗斯虽然努力学习西方，但并不存在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基础，而是有着宏大帝国的传统；其二，20世纪70年处于对抗性条件之下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阶段，更是远离民族国家建构的范式；其三，在当代条件下，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也很难简单地模仿欧美式的民族国家建构，反倒是有可能更多接受来自帝国辉煌拓展时期的遗产，来加强作为一个大国建设的体制上和思想精神上的基础。

总之，危机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度被认为是冷战终结后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化的“正常化”的路径，现在却成为欧亚地区危机深化的缘由。

3. 帝国虽已离去，民族国家则姗姗来迟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回归传统的趋向。其一，2018年，也即乌克兰危机发生近五年之际，《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这份重要刊物发表了两篇站在帝国研究立场上来观察这场危机后果的文章。一是“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大叙事的转型”，作者安德烈·捷斯利亚这样写道，“为了回答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身份认同问题，非常有必要先搞清楚：乌克兰历史叙事的两种基本模式。”乌克兰历史叙事的“‘短’模式见之于1810年代末至1820年代初问世的《俄国人的历史》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的著述，后者将乌克兰的历史追溯到16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哥萨克的历史联系起来。另一个古老的版本，则可以追溯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834-1908）及其学生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1866-1934）的时代，这一版本中的‘标准’与俄罗斯历史‘通常’的模式相矛盾。”[24]捷斯利亚的观点是，第一种“短”模式的特点，虽缺乏历史深度，但它与俄罗斯的历史叙事模式很少冲突。该模式中的乌克兰历史似乎就只是编年体历史，聚焦于最近几百年的事件，且也主要集中在第聂伯河流域地区。这一模式提供了宗教与民族认同的相互联系，因为它把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描述成为国家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并将其解释为一种为信仰而战的“宗教战争”。这一模式并没有让乌克兰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与原有的大俄罗斯叙事相抗衡。而莫斯科国君强调的正是历史和信仰的统一。另外一种“短”模式，却强调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信仰差异，特别是在加利西亚等地区。这就与一系列有关俄罗斯“统一性”的概念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长”模式解决了一些问题，其所保障的是乌克兰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运动偏好，“哥萨克”的故事在这一历史叙事框架中就成了乌克兰民族复兴的基础，基辅罗斯的历史按照构建乌克兰“黄金时代”的要求被塑造成“回归历史的时刻”。换句话说，只需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将所有现成的象征物一一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因此，捷斯利亚总结道：乌克兰历史中的“短时段”和“长时段”模式，是对于帝国历史框架很不一样的两种立场。前一种立场允许无痛“包容”，而另一种立场则正好相反，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叙事加以坚决反对。

2014年，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被激进分子推倒。图自AP

面对历史叙事中的鲜明对立，捷斯利亚颇为伤感地提出：“作为俄罗斯的自我书写和自我理解，是否需要和不可避免地把描述乌克兰的叙事作为前提？俄罗斯能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背景下进行思考？鉴于上述历史回顾，帝国框架并不认为乌克兰是必需的组成部分。此外，帝国结构本质上是动态的，没有任何领土或民族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帝国是存在于谱系移动之中的）。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两种版本中，俄罗斯并不是作为实体要素，而是作为‘敌人’存在的。乌克兰历史叙事是将俄罗斯作为敌人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整体叙事的。”[25]捷斯利亚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身份问题方面的表现则不同，它有能力彻底重建帝国的叙事，提供一个不同版本的帝国历史，它来自于现实逻辑，而不是过去某一历史共同体的逻辑……有必要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分离出某种关于俄罗斯的、有独特逻辑的叙事。”[26]看来，经过危机后多年的折腾，一部分俄罗斯精英已没有太多耐心与乌克兰在传统的同一叙事框架下共处。

更为重要的是该杂志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一期杂志中所撰写的总结。在卢基扬诺夫看来，帝国叙事不仅适用于俄罗斯，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欧洲的政治建构。他认为，首先，“鉴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提出，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甚至像一些大国，如法国、英国、德国），它们要么是在帝国方式之下，要么只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形式之下（研究者似乎有意抛弃了一些案例，比如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对于东欧，似乎结论更有道理）；所以，如果坚持它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那一套，那么乌克兰注定会失败，因为欧洲共同体根本无法接纳乌克兰。”在卢基扬诺夫看来：“欧盟本身的命运，尚且在未定之天。”他引用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人文研究所的老朋友伊万•克拉斯采夫所说的话：“对于现代欧洲而言，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于，需要克服的并不是二战的后果，而是一战，因为它破坏了一个曾经是帝国的世界”。

其次，卢基扬诺夫认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按照西欧的观念来对整个欧洲进行激进的改造。俄罗斯反驳了这一企图（这里有一点简单化了，不过俄罗斯反对被纳入按照大西洋模板的‘大欧洲’，在这一方面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自己却发现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心理情况之下。”第三，卢基扬诺夫指出，“蒂莫西·斯奈德认为欧洲国家无法克服帝国解体的创伤，只有欧洲一体化才取代了身份的丧失（或许值得回忆一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坦率地说过，欧盟是一个新类型的帝国）。这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卢基扬诺夫又引用了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阿列克谢·米勒（Alexey Miller）的话：“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规范，是现代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缺乏批判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例子……苏联遗产的特点，正是在于通过制度化和采用领土划分的方式巩固了多样化种族的存在。这使得在俄罗斯构建民族国家就再也不可能了”。然后，卢基扬诺夫补充道：“回到帝国当然不可能……但是，俄罗斯也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民族架构的基础之上。正像安德烈•捷斯利亚所说，需要对帝国现象有新的理解。”[27]

其二，什么才是对于帝国现象“新的理解”呢？卢基扬诺夫特别强调：“‘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在经历了乌克兰冲突的震荡之后，如果将它与领土收复主义、沙文主义相区别的话，就可以成为当代重新探讨帝国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28]2014年3月18日，普京总统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会演讲，可被视为出自历史和文明立场将其对外战略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例证。普京的原则起点是一个特定的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的共同体——“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个共同体以俄罗斯为核心，以“俄-乌-白”这一东斯拉夫民族地区为基础。普京不止一次地强调俄乌关系的特殊性。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大力推动的“欧亚联盟”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在这个文化核心的基础之上。这个基本定位给俄罗斯外交，尤其是在欧亚空间内的政策，附着了浓重的文明色彩。普京关于克里米亚入俄的演讲，不仅强调了乌克兰对于作为多样化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的重要地位，也直截了当地论证了1954年克里米亚归于乌克兰是历史的错误，从而意在证明收回克里米亚的历史合理性。[29]

从文明认同的另一面来看，与“俄罗斯世界”的正面形象相对的是作为“俄罗斯世界”之阻碍的“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自2012年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在价值观和文化意义方面，普京表现出明显的保守转向，对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普京提出：“我们看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自己的根源，包括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价值观；否认伦理和一切传统认同：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是性别观念。”[30]乌克兰事件把俄罗斯官方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俄罗斯不再将西方视为一个可信的伙伴。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示意图

4. 俄罗斯：被重新发现的“多样差异性帝国”

就俄罗斯帝国的研究本身而言，21世纪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变化，乃是西方的当代权威历史学家（也包括俄罗斯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呼吁要对俄罗斯帝国历史进行重新认识。被称为当今西方学界唯一预测到苏联解体、《剑桥俄国史》主编、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列文，在2000年写下《帝国》这部与西方传统对俄认知有明显区别的重要著作。[31]他在此书序言中态度鲜明地表示，在广泛地阅读西方出版的有关俄帝国的历史学著作后，惊讶地发现，“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历史学家希望从俄罗斯自身的视角来从事和写作帝国历史。大多数从事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执着地将俄罗斯排除在本领域之外。对他们来说，俄罗斯问题就像是由一群凶猛而略显怪异的学术看门狗在严加巡逻的一片荒芜神秘的沼泽地。包括1991年以前、苏联时期在内的帝国研究，不仅是在智力供应方面令人感到气馁，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令人生疑的。”[32]

无独有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南希·霍尔曼2017年出版了《俄罗斯帝国 1450-1801》，与传统西方史学界侧重于批判性地描述俄帝国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南希•霍尔曼提出：首先，俄罗斯在最低限度上确定中央控制的手段，允许驯顺的人民保持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语言、宗教、文化、精英、法律和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具有多样差异性的帝国”。其次，通过缴纳赋税，节省地方政府支出，保障社会稳定，建立了一个“便宜的帝国”。再次，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和多民族的帝国，但彼得大帝提倡学习西方，创造了欧洲化的高水平文化。南希•霍尔曼强调，当新兴国家（如法国和其他帝国）正在与疆域之内不同的语言和法律体系进行斗争的时候，俄帝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能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33]可见，在霍尔曼笔下，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方并不一样的“大一统的帝国”。

多米尼克•列文、南希•霍尔曼及其他学者对于西方学界的俄帝国研究现状所提出的批评（这里还不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大量反思性历史文献），以及他们提出关于重新认识俄罗斯帝国历史的见解，显然为全面理解俄罗斯国际角色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其一，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观念，实际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褒贬参半的一种治理建构模式。其二，俄罗斯帝国与其他东西方的帝国相比，都有过扩张、压迫、杀戮的黑暗历史（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对俄罗斯帝国现象的深刻批判），但同时也提供了多民族、多文明的治理经验。俄罗斯与一般的帝国在多大程度上有其相异或相近之处，这是一个值得花大工夫探讨的问题。

另外，在当前的辩论中，俄罗斯学界甚至进一步提出，俄罗斯既非帝国、也非民族国家，而是居于中间状态的这样一种新身份。2016年底，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组织的一场讨论中，俄罗斯学者提出：“（俄罗斯）它肯定不是一个帝国，这种状态已过时。它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俄罗斯当前现实之下，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缺乏政治参与是其中问题之一……俄罗斯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因为这种国家体制意味着拥有高度自治的区域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因此，“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存在着‘文明’一词”[34]，而俄罗斯正是处于这个“之间”的一种文明状态。

总之，随着国际环境和俄罗斯本身的变化，无论就冷战胜负、地区或全球角色、东西方之间定位、还是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区分等方面而言，未必能够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尚存争议的定义，或者虽然非常流行、但本身意义还需界定的范畴，就用来简单地界定俄罗斯的国际身份。比如，对于一场大体以和平方式而告终、历史与现实内涵极其复杂的宏大国际竞争来说，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冷战胜负者”的划分，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作用？地区与全球角色的等级划分，有助于衡量国力的大小，但是在当今复杂的情势之下，很难机械地断定一国在千变万化的国际情势中的实际影响力。至于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的身份认同，前者有利于以平等身份栖身于现代国际共同体，而后者则仰仗传统纽带和威望维持与拓展影响力。对于俄罗斯而言，既无法彻底“告别帝国”，也难以像一般欧洲国家那样认同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俄裔青年学者齐甘科夫深刻地指出，身份认同问题对俄与西方关系的重要影响在于，比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直接抨击，对于俄罗斯国际身份难以掩饰的藐视，是直接导致具有丰厚历史和治理积累的俄罗斯与西方走向分裂的动因。[35]西方对俄身份认同的认知错位，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奋起反击，以历史与文化认同为武器，包括追溯帝国治理的效用和借助历史文明共同体的影响，大大加强其国际抱负合法性的论证。

二、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中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俄罗斯外交中的“身份之争”涉及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来看待“民主”“专制”或“威权”等当代不同国家体制背景下的对外政策问题。

（一）冷战后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之际，国际社会较为风行的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冷战结束后最初阶段相对和谐的国际氛围。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这一观念很快被其他观念所取代。特别是美国以世界事务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观念风行一时，大体延续至今。

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宣扬的“自由议程”，已经成为超越党派的美国外交的主要思想路线。小布什称：“我们这个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将自由广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一点上，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寻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36]从2003年末之后欧亚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到乌克兰危机之后的重新对抗，与上述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的兴起，乃是其中之一。用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阿拉伯地区的动荡的确“凸显了美俄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之间的那道鸿沟。美国及其盟国强调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两大核心原则的重要性，这两大原则就是保护的责任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义务。相比之下，俄罗斯信奉的却是一种传统的、19世纪的世界观，强调绝对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性。”[37]但是安琪拉·斯登特在她的著作《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中，始终没有回答她在叙述“阿拉伯之春”对美俄关系影响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也是1947年乔治·凯南以“X”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国内政体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问题。

这一问题事关美国如何看待俄罗斯以此为基础的外交，以及如何基于自身政体看待与俄罗斯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由此，可以观察到的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的特性。关于这个问题，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中有较为明确的回答。第一，凯南虽然在冷战起始阶段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核心思想，但也恰恰是他坚决反对当年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第二，他固然尖锐批评苏俄的国内制度，但也明确主张冷战政策是有限的政策，要把对抗限制在政治领域，不应涉及军事领域。第三，基于同样的道理，1996年凯南坚决反对北约的即将东扩。凯南赞成托克维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民主政治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长远的发展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38]可见，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本人与托克维尔一样，并不主张将美国国内民主政治与其对外政策紧密挂钩。从原则上说，非西方国家可以、也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治理传统；奉行民主政治理念的国家，可以以此而结盟；但无法要求所有国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都变成与自己同一的政体。一旦互联网时代的中东地区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都不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他们把推进民主自由作为当务之急，而把包括美俄关系在内的诸多务实合作置于次要地位。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而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以民主政治为立国之本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不太可能放弃以意识形态引领其对外政策。相形之下，虽然俄罗斯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仍然坚持以国家主权立场和反对外来干涉的观念主导外交，因此美俄间的观念对抗依然不可避免。

普京总统多次公开表达，很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被告知，只要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之间就能够和睦相处。但事实表明，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挑战与压力也没有减少。[39]事实上，俄罗斯在放弃原有意识形态之后，承受的不仅是地缘政治压力，而且是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压力。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但是以人权、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与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维护主权的观念形态之争，同样紧张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乔治·凯南在日记中的肺腑之言，有助于人们洞悉当今国际乱局的谬误所在。

1952年5月，凯南前往莫斯科途中。

（二）乌克兰危机的教训是“民主对抗专制”吗？

欧美国家和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激进分子所宣扬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乃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对峙；乌克兰要求加入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民主、自由、繁荣的“欧洲”的一部分，旨在彻底摆脱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传统的影响。这一观念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并被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标准。

乌克兰被作为“民主”方的代表是这里的内在假设，如何看待这一假设呢？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论述了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当代社会的“四种焦虑”[40]：其一，进入21世纪以来，在民主制度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不安；其二，一些国家走出了威权状态，却陷入了既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其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不表明治理业绩的优劣，无法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四，普遍的制度不稳定，作为一种政治失败，未能在国家、国际层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恰当的管制。作为典型案例，乌克兰被福山归入上述第三种“焦虑”。按照他的逻辑，乌克兰很难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其政治制度无法“向民众提供所需要的基本服务”。[41]

乌克兰危机中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精英疯狂寻租，人民共识高度匮乏，这乃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长期的内部结构性原因。相比之下，虽然2011年9月24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曾是一个使欧美国家精英普遍感到“并非全然出乎意外”、但“令人震惊”的变化，而且在进入2011年秋天之后，经历了21世纪以来第一次俄罗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其中包括2012年总统竞选的激烈过程等等，但俄罗斯内政出现的较大变化是：重开地方领导人的直接普选，大规模地打击腐败，俄最高领导人与反对派直接对话，万众关注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赦免等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卢基扬诺夫曾在一次严肃的学术演讲中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有过这样的表达：同样是转型国家的腐败现象，在俄罗斯，拿了钱的人帮你办事；而在乌克兰，拿了钱的人却是马上消失。[42]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俄罗斯与乌克兰也都面临着如何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艰难挑战，很难用“民主与专制”的黑白对照来简单区分俄罗斯与乌克兰内部体制的孰优孰劣。

（三）“民主和平理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舆论和争辩中，一个常见的判断是，似乎一个不够“民主的”乌克兰只要加入“民主的”欧盟，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危机和冲突，就能够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构想。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以及2013年一整年乌克兰为加入欧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展开的。这就涉及一个更为普遍的命题：被奉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论”，其大意是凡民主政体就能够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避免相互战争。这个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未经充分证明、却流行多年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康德写于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这篇长文。

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康德《论永久和平》所提出的表述而言，他强调的实现和平的关键之点，恰恰倾向于“共和制”，而非一般传说中的“民主制”。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康德还着意将“共和制”本身与“民主制”相区别。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中直接相关的要点大体包括：第一，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宪法；第二，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宪法除了其来源的纯粹性（即来自法权的概念之纯粹根源）之外，还有指望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即永久和平”；第三，“共和主义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的政治原则”[43]；第四，关于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问题，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依此词的本义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独裁制；因为它建立一种行政权，使全体针对个人、甚至可能忤逆个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作决定，也就是说，不成其为全体的全体作决定。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与自由之间的矛盾。”[44]

康德《论永久的和平》

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称为“民主政体”的政治形式存在着透过暴力以达成宪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对内、对外表现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悖。康德的思想与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表达的思想异曲同工。在麦迪逊看来，“共和政体之所以优于纯粹的民主政体，主要在于它能缓解党争带来的恶果”。[45]因此，尽管民主与专制问题可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但不构成仅仅以“民主”来决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何况，类似乌克兰的这一类“民主政体”，自身还有着大量无法与基本民主要求相吻合之处，大大增加了内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的困难。进一步言之，无论是“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五日战争”、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冲突本身的动因、过程，还是其外部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复杂因素，远远超出“民主抵抗专制”的简单化命题。

简言之，转型中国家理当为推动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关系的理性构建，进行认真尝试。民主体制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和平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简单化了的所谓“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命题来看待乌克兰危机，更不能用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教条，来曲解当今全球转型国家危机丰富而复杂的含义。

（四）来自国际关系史和当下的两个见证

有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民主范畴，究竟多大程度上曾经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得到推广？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教授、俄罗斯与东欧历史学家阿里克谢·米勒曾作过这样的分析：首先，18-19世纪，英法帝国在附属国内形成了一些民族国家，英法向这些民族国家的民主输出，借助于帝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如拿破仑法典的输出，不仅仅是因为人权宣言思想的魅力，“还借助于近卫军的军刀”。其次，19世纪下半期至一战之前，欧洲议会民主的维系，借助于君主制和皇室（如奥地利）；同时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时期普鲁士的议会制度，则毫无疑问借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强权。然后，一战到二战期间，欧洲新生的民主政体更多靠威权主义支撑。再次，在冷战的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欧洲外围国家推行民主，靠的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北约、欧共体等具有强制性的机制，充当“外部稳定器的角色”。同理，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推行民主体制时存在大量问题与缺陷，同样依靠了这样的“外部稳定器”才站稳脚跟。最后，21世纪一波又一波并不成功的“颜色革命”证明，只有当这些国家本身被纳入“外部稳定器”支持下的西方体制内部时，才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甚至，2000年美国大选中艾伯特·戈尔与乔治·W.布什两位候选人关于选票的争端，最后都是由民主制度本身之外的力量——高层内部协调——介入，才得以解决的。阿里克谢·米勒教授通过民族国家体系内民主发展的历史研究证明：如果不是依靠来自外部的强权、暴力、抑或古老传统（如皇室权威）、精英内部调节，民主难以被维持和推广。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以民主范畴为依据，很难用来作为划分国际关系主体性质的标准。[46]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是以苏联解体为基础

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美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各派之间，当下正就自由主义霸权的前景展开热烈辩论。与上述争论关系密切的一个论战命题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崇尚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究竟何者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相互之间的争论，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领域贯穿始终的一场重大争论。这场争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长文，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又“打败”了共产主义，如今已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世界最终将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47]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普林斯顿大学约翰·艾肯伯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戴维·赫尔德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要改变“民主政治与国际关系两者之间，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均鲜有联系”[48]的现状，提倡国内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49]他们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关于建立“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论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乃至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之后，面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该流派依然对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对于上述这一派别持有极其强劲批判态度的人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美国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第一，米尔斯海默是从国际力量结构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大国与意识形态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单极世界，像美国这样的“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大国展开安全竞争。”但当“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秩序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第二，米尔斯海默认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这三大思想原则中，“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50]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在无政府主义逻辑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个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为国际体制运行所提供的支持远远强于自由主义。表面上看，米尔斯海默发起了对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重重一击，但实际上，他对于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是否有足够理由使用“民主”“自由主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外交行为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尽管，所有这些有关民主、自由、专制、威权的争论，并不全都发生在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却始终成为这些争论中的主题。上述有关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身份之争还远未穷尽。甚至越到晚近，有关俄罗斯身份谱系的争议看来越趋热烈。比如，21世纪以来有关俄罗斯外交最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乃是俄罗斯是否是现行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者，俄罗斯是否是当代西方体制的最大挑战者？诸如此类。看来，摆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界面前一个分量不轻的责任，乃是需要重新梳理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的主体身份，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对当代国际进程的复杂影响。

（未完待续）

文章注释：

[1][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242页。

[2] Kathleen Hennessey, Christi Parsons, “Obama:Russiaa ‘regional power’ losing influencebecause of Crimea”,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5, 2014.

[3]参见老任：“奥巴马将俄罗斯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威胁之一”，人民网，2014年9月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927/c1002-25748298.html

[4]参见夏文辉：“容克：奥巴马称俄是‘地区大国’是‘大错误’”，新华网，2016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9/c_129381920.htm

[5]参见2014年10月24日，马特洛克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发言。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Москва, 24 октября 2014 г.

[6] U.S. News & World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power-rankings

[7] Jacob L. Heim, Benjamin M. Miller, “Measuring Power, Power Cycles,and the Risk of Great-Power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900/RR2989/RAND_RR2989.pdf. 以及参见丹佛大学网站：http://www.ifs.du. edu/ifs/frm_mainmenu.aspx.

[8] Kathryn Stoner, “The U.S. Should Stop Underestimating Russian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23,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should-underestimating-russia-power-11608746239/page=1

[9]在安琪拉•斯登特教授与笔者的多年交往中，曾数次非常感慨地提到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与决策领域人员政治、专业能力的下降。在《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一书中也多次披露。书中曾提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宣布美俄关系“重启”的仪式上，美方竟把赠予俄方礼品上的俄文字样“перезатрузка”(重启)，错写成“перугрузка”，引致拉夫罗夫外长愕然。参见[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35页。

[10][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88页。

[11]同上，参见第288-289页。

[12][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90页。

[13][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578页。

[14][俄]普里马科夫著：《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李成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15]参见同上。

[16]参见МайклДэвид-Фокс. МодерностьвРоссиииСССР: отсутствующая, общ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аяилипереплетенная?// Новоелитературноеобозрение. 2016. №.4.

[17] Audrey Kortunov, “From Post-Modernism to Neo-Modernism”,Russiain Global Affairs, 2017, No.1, pp.8-18.

[18] Ludivine Bantigny, Quentin Deluermoz, “Entretien avec ChristopheCharle: Autour de Discordance des temps: une brève histoire de la modernité”,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janvier-mars2013, No.117, pp.231-246.

[19]参见巴瑞教授2011年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组织的“清华法政哲学论坛：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李宏图：“全球思想史：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4页。

[20]参见[挪威]奎纳尔·希尔贝克：《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4-185页。

[21]相兰欣：“‘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第5页。

[22]Aндрей Тесля. Россия без Украины:Трасформ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2.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rossiya-bez-ukrainy-transformacziya-bolshogo-narrativa/

[23] Erika Harris, “What is the Pole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Russia-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Studies, July 29, 2021,https://livrepository.liverpool.ac.uk/3027073/

[24] Андрей Тесля. Россия без Украины: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25] Андрей Тесля. Россия без Украин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больш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26]ErikaHarris, “WhatisthePole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intheRussia-UkraineCrisis?” Europe-AsiaStudies, 29 July 2021.

[27]参见Лукьянов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16. №.2-3. С.170-182.

[28]参见ЛукьяновФ. УкраинскийвопросдлябудущегоРоссии. С.170-182.

[29] Остановить глобальный хаос: Система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слаблена, раздроблена и деформирована// 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 24 октября 2014 г.

[30][俄]普京：《普京文集（2012-20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3页。

[31]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2] Ibid, p.ix.

[33] A. Shashkevich, “Stanford professor analyzes Russian Empire’shistory in new book”, May 1, 2017, https://news.stanford.edu/press-releases/2017/05/01/stanford-expert-zes-russias-past/

[34]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Stat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7, №.1.

[35]参见[俄]安德烈•齐甘科夫著：《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3-74页。

[36][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97页。

[37]同上，第276页。

[38]参见[美]乔治•凯南：《凯南日记》，曹明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93、463、593-594页。

[39]自2013年起（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本文作者多次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听到普京总统关于这一方面的发言。

[40]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12页。

[41]同上，第11页。

[42] 2015年5月25日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座“俄罗斯和中国：世界变局中的俄中关系新阶段”。

[43]参见[德]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繁体版），李明辉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80-181页。

[44][德]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繁体版），第181-182页。

[45]段德敏：“戈登•伍德与‘美国政治科学’”，《读书》，2020年第6期，第89页。

[46]阿里克谢•米勒：“从19世纪的民主制走向21世纪的民主制：下一步如何？”载[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徐向梅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71-80页。

[47]参见Francis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Interest, 1989, No.16, pp 3-18.

[48][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读第15页。

[4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

[50]同上，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