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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正史之外的康熙朝,什么样?

2019-11-22 08:03:14

【文/冯贤亮】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初一,江南天气很好,来往拜年的人们似乎也多了喜气。在上海等地,过年还有放灯的风俗,不过到这年十二日,人们都没看到灯会,令人有些怅然。

元宵节的前一天,在官衙里工作的人们,已经听说康熙皇帝早在初六日出了京城,南巡江浙。这方面的消息,普通百姓知道得要滞后一些了。

官方内部的确切信息要早得多,提督杨将军接到了正式通知,必须在十三日与江宁巡抚,前往接驾,地方各府县官们要准备好彩色布幔,拉船纤夫等。

康熙到了宿迁,与随行的各大臣说:“朕未出京时询户部,知江南全省所欠历年钱粮,自十九年起,共结二百二十余万两。昨入宿迁境内,观民比往岁南巡稍加富庶,则知朕连年觸免钱粮,大有益于民也。” 康熙对其亲政后民力复苏、社会繁荣的局面,颇有得意之色,所以乘兴又说:“今再将历年积欠钱粮尽行蠲免,使官无参罚之累,民无催科之扰。”对自己也提了要求:“朕在宫中,一丝一粟不敢虚耗。古人藏富于民,使民安居乐业,可慰朕心!”

皇上的话是金口玉言,说要减轻百姓负担,地方官自然会严格遵照执行,所以当康熙的话传到南方后,让民众实感皇恩浩荡。上海县吏姚廷遵在其《历年记》中,就写下了“天语惶惶”的感言。皇上的口谕,很快由各级地方官负责印刷告示,到处张贴,一时民情大悦,万姓欢腾。

 

一路上行程迅速,一二月初二日,康熙一行就到了苏州,各地官百姓跪在路旁迎接,看到皇上的圣驾,都高呼“万岁”。康熙高兴地回应他们:“你们江南百姓俱有寿!”

这个江南最为繁华富庶的地方,着实让康熙流连忘返。康熙住了整整四天,游了虎丘,看了万寿亭,其间还游了灵岩山寺,大和尚出来拜见。康熙问:“你在山中曾见龙虎么?”大和尚答:“虎是时常见的,龙是今日始见。”康熙又问:“你有老婆否?”大和尚恭敬地回答:“和尚有两个老婆:一个姓汤,一个姓竹。”康熙大笑,觉得大和尚很是机智,赏了白银二百两。

初七日到嘉兴府。初十日到了杭州。杭州风光之美,更让康熙舒心。第二天就入西湖游玩,遍历四周名山。十四日以后去了绍兴,祭拜大禹陵,次日仍回到杭州西湖行宫过夜。十六日去了灵隐寺,每到地方,都看到有乞丐拥挤着跪在路边,哀求赏赐,康熙很慷慨,每人都赏银一锭。结果,第二天来乞讨的人更多,康熙下令调取关税银三千两,每人打赏五钱。这样的赏法,连续搞了三天。

二十日仍回到苏州,所经之地都是水乡泽国,路上渔船都停在河道边接驾。随从康熙的官船上都用栲栳装满大钱,每遇平民渔船,就散钱打赏,结果民心大悦。

南巡的日子确实让康熙十分开心。起初他打算南巡的时候,有大臣还上疏阻止说:“圣驾一出,恐劳民伤财。”康熙不以为然,说:“我去,必益于民。”他一入江苏境内,先是赦免江南省历年拖欠白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到浙江,到处散钱给乞丐、渔民等贫民,看来真的是“益于民”了。

故宫的秋色  图自“故宫博物院”(https://www.dpm.org.cn/Home.html

康熙还指出:“江浙乃人文之薮,每岁科考试,秀才入学,与乡试举人中式,必该放额,尔督抚酌议名数具奏。”此外,其南巡经过之地,相关府县地方官根据不同情况得到奖赏;其犯罪囚禁的人,除十恶不赦外,其余死罪徒流,尽行释放,这简直是“重见天日”。以致后来有人感动地回忆说,康熙南巡的恩泽,即使是尧舜之君也不过如此。

这是康熙大规模南巡之举的第二次。第一次开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汤斌任江南巡抚,诸事俭约,轻骑简从,到苏州时就住在织造府衙中,远没有这第二次来得奢华。盛世巡游江南,在清代好像是一种昭示。后来最成功的仿效者仅乾隆一人而已。

康熙南巡共计有六次,除正史记录外,野史笔记中都有这位圣主南巡期间的实录和奇闻趣事,十分精彩。第三次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四次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五次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六次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后面三次巡游,间隔均只有两年。无锡人孙静庵说,康熙的六次南巡,是“天恩温谕,莫可弹述”,最后的一次南巡中,康熙去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园中有一棵硕大的橡树,树龄据说已达千年。康熙十分喜欢,经常抚玩不止,回去后忆起此树,还问长得好不好。海宁名士查慎行有诗赞此树称:“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然而,就在康熙盛大的南巡活动结束后不久,这棵树就枯死了。

在很多史料记载和人们的印象中,康熙一朝,往往与其孙乾隆一代并称,说是“康乾盛世”。康熙朝的景象,的确有令人振奋的一面,然而民生的艰辛与天灾的频仍,在康熙朝依然俯拾皆是,令人难以忘怀。

汤斌是康熙朝的名臣,字孔伯,号荆岘,又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当时准备修《明史》,汤斌大胆地提出:“《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他援前朝先例,认为史书修纂应秉笔直书,不应该有所讳饰,明末清初的史实书写也应如此:“顺治元年、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要将明末清初的史事完全不作曲笔,显然要冒天下大不韪,触及清朝的隐讳。汤斌的提议虽遭到其他降清大臣的强烈反对,但顺治并未罪责他。


康熙十七年(1678),汤斌被诏举为“博学鸿儒”,接连担任翰林院待讲、《明史》编修、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等职;二十一年时,还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二年后,他升任内阁学士,康熙认为他的操守高洁,让去担任地位重要的江宁巡抚。在多方面看来,这是天大的肥缺。何况康熙这么看重他,临行前还钦赐鞍马一、表里十、银五百两。十月份,康熙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盛大的南巡活动,到苏州后,接见了他的这位爱臣,并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对江南的社会现实,康熙表现了一点忧虑,所以他告诫汤斌:“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江南城乡的奢华之风,确实令人感到担忧。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居然已都是“华屋康衢,熙来攘往”,一派乐土气象,时人称为“与城市同风”。豪富人家,大行奢侈之风。秦兴的季氏,康熙变间已富甲天下,家居有围墙数里,外面有复道,六十个壮年男子携警铃时刻巡逻,他们每月除了领取工资外,每天晚上可得高邮酒十坛、烧肉三十盘的待遇。

康熙九年(1670)时,天气一直阴雨,季家恐衣物霉坏,令家人在庭院中晒裘皮,有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等名贵皮草,都放开捶打,结果打下的兽毛有三寸厚。家中还蓄养优伶,有女乐三部,每个戏子穿着的服饰价值巨万。季家人习惯夜生活,晚睡晚起,日上三竿才起来,一般是喝人参、龙眼等汤;梳洗完了,早已是中午了,饭后就玩唱歌曲,或吹洞箫;然后又要补晚妆,开夜宴。所以当时人娶季家女人的,绝无声色之娱,只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累。有个翰林院修撰娶了一个季家女子,结果伺候之烦,令他“涕泣废飧”,觉得还不如送回季家厮养,就又遣送回去了。富庶人家这样的豪奢举动,自然会影响到社会风尚,难怪康熙会受震动了。

对于康熙的嘱托,汤斌在巡抚任上时刻不忘。他很注意整顿社会风气,下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小学》,修建“泰伯祠”和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顺昌的祠庙,对有伤社会风化的妇女入庙烧香游观的行为予以严禁,焚毁民间五通神等淫祠,不准胥吏、倡优穿衣着帛,禁毁淫词小说。不久,江南风俗为之一变,“教化大行”。同时,他又十分体恤江南百姓的疾苦,提出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措施,大得民心。康熙二十五年(1686),汤斌将去北京担任礼部尚书。离任消息传出后,“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体现了江南民众对他的爱戴之心。

《四库全书》中收有《汤子遗书》十卷,另有《潜庵汤大司空遗稿》(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汤文正公集》(同治十年刻本)两书,内容大多是汤斌的从政文集。这些文集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康熙盛世背景下江南民生的艰难,百姓赋役的沉重,这是论说康熙盛世的人们都不太情愿认识的另一面。

《康熙南巡图卷》局部

譬如,汤斌曾向康煕上疏指出:“苏、松等处赋额繁重,虽在丰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两年异常灾荒,逋欠独多。今年之尾欠,即为来岁之带征。下年之未完,又为次年之并比。陈陈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终岁胼胝,不过亩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积逋,势必不能。”如果上年的钱粮交不出来,来年的日子必定更为难过。官府只有完纳催科的职责,只有天天敲扑百姓,才能稍微缓解政府赋税任务的压力。因此,他认为不能只看到江南是帝国财赋重地、江南生活繁华的一面,也应看到民生艰难、赋役沉重的另一面,向康熙恳切地提出,要减免江南赋税缓解民困。他说:

“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而倚山傍湖,旱涝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 婚嫁丧葬,举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哭。故苏、松俗好浮华,而独耕田输税之农民艰难实甚。两府与常、镇、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赋额轻重悬殊。即江、浙、闽、楚并号财赋之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也。”

汤斌勤政清廉,在他上京的第二年,就因病而卒。

其间,有人还在朝廷上批评他在苏州时的文告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暗含对皇上的讥讽,康熙自然不高兴,让汤斌解释清楚。汤斌只好说自己“资性愚昧,愆过丛集”,愿意接受处分。

除了良臣能吏,当时的基层社会还有大量奸臣贪吏,为害一方,使百姓饱受痛苦。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曾下诏要蠲免丁粮,湖南是战争重灾区,应免十多年银粮,地方官员却依然征敛如故。当时只有湘潭贡生石仑森,敢讲湖南地方官吏的贪虐残暴,上京控诉。在他的《陈情纪事》中说:“虽皇恩浩荡,湖南不沾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湖南洞庭阻隔,全无忌惮,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对湖南官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后因武昌民变,石仑森被诬入狱,死得十分悲壮。

江南,是清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繁华的背后,却有无数民众勤苦劳作的身影。日常生活中,不时有重赋繁役的压迫,即使没有天灾的影响,也已相当辛劳了。

先看一部上海县衙小吏姚廷遴的生活记录《历年记》。姚廷遴,字纯如,明代御医姚永丰之孙、浙江布政使姚永济之从孙。《历年记》所述内容,始于明崇祯元年,终于康熙三十六年,差不多是姚七十年间的亲身见闻录,对当时官场生活、吏治兴废、年岁丰歉、物产风俗等,都有详细的反映,是一般正史所不具备的。

《康熙微服私访记》剧照 

从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驾崩、康熙登极开始,至康熙三十五年的记载来看,差不多每一年都不像风调雨顺的样子,不是农业歉收,就是棉花价格低落,或者水旱灾害不断,哪里有盛世的太平景象?

譬如,康熙元年(1662),春间因旧岁大小两熟全荒,米价骤贵,民大饥;八、九月盛行疫痢,十家九病。康熙三年,棉花、水稻俱歉收。康熙九年,正月开始多雨,到四、五月又多雨,六月十一日发生大风潮,发大水,坍坏草房及旧屋无算。康熙十五年三月大雨,农作全荒,夏季米价暴涨。康熙十九年一月,米贵至极;春季种棉花的大荒;秋季晩稻全死。康煕二十八年七月,棉铃都脱落在田,晚稻被虫咬死,至有全荒者,竟变为大荒年。康熙三十二年,春夏雨水少,河水枯涸,稻苗皆坏,赤地几百里,物价腾贵。等等。《历年记》都是这样的记载。

同样是上海县人,叶梦珠的《阅世编》,记载有点流水式,灾荒情况与《历年记》基本一致。聊举数例:康熙二年(1663)六月至十月终,从松江府城到上海县,到处传染疫病;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的十分罕见。康熙三年八月,发生风暴潮,海水泛滥成灾。康熙五年六月,暴风骤雨,发生大水灾,坍毁民居庐舍无数。康熙九年四月、六月分别出现大水灾和大潮灾。康熙十七年,自六月望后到十一月,发生大瘟疫,死亡人数众多。康熙十八年,山东、河南、江南等地都发生大饥荒。康熙二十八年秋天,松江府地区农业歉收严重。等等。这些情形,反映的是盛世景象的另一面。

离上海不远,西面的浙江省有一个小县,叫嘉善,那里也是人多地狭,生计迫促,虽有水乡泽国之胜,也常常难免天灾人祸。明末清初嘉善县的一位士绅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崇祯十三年(1640)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嘉善地方的大事。这里也稍举一些事例。

康熙元年,嘉兴知府张汉杰到嘉善县,征讨民欠钱粮,杖杀百姓无数。康熙二年,七月初十,张汉杰又来到嘉善,比征顺治九年、十一年条银,十二年牛角银,十三年海塘银,十四年河工银,民众无以为生,纷纷罢市;十三日,知县邹度竑因为白银征收晚于期限,被革职;八月初四日,有李姓小民因为不能完成钱粮任务被抓,在狱中自杀了。康熙四年正月,新年刚过,知县叶蕴下令全征条银,对民众实行严刑拶夹,以致民不聊生;西塘寡妇卞氏,只欠白银五钱,就活活被杖死;县城居民朱尔宏媳妇顾氏,因欠灰石银四钱,被勒令自杀。康熙七年正月,县丞李金枝拘禁了十多名欠银的生员;六月中旬地震成灾,县丞李金枝没向上级政府报灾。康熙十年初,饥荒严重,乡村百姓都挖凫茨、草根、榆皮为食,饿殍载道。康煕十一年,六月至七月,蝗灾严重,昼夜飞声不绝,知县居然不报灾。康熙十六年三月,民间发生大疫,农业歉收,县政府却照常严酷征比条银。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八月,江南大旱,兼有蝗灾,县政府依然严征税银,以致民怨沸腾。上述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说明了康熙朝中国地方民生的许多疾苦情况,揭示出康熙时期别样的景象。

本文摘自《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原标题为《盛世景象的“另一面”》。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特此致谢!

冯贤亮

冯贤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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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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