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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为什么施政严猛?雍正自己这样解释

2020-03-02 07:27:46

【文/冯贤亮】

清初历史虽然不远,但一些悬疑大案,至今未能真正破解。继位一事,历来众说纷纭,加上野史笔记的渲染,更涂上了浓浓的神秘色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北京天气相当寒冷,一代名主康熙,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畅春园休养的他,已经感到时日无多。过了几天,就驾崩了。

承继皇位的,是皇四子胤稹,改明年为雍正元年。雍正马上下令,由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命兵部尚书白潢为协理大学士;以杨宗仁为湖广总督,年羹尧任广东巡抚。这是雍正继位之初的重大政治安排,有其长远的考虑。

不过,这段历史令人议论最多,不少人认为康熙临死前颁布的遗诏是被皇四子篡改的,雍正继位并非康熙本意,传位另有其人。当然,官方正统的文献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例如,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的《东华录》中说: 康熙帝病情突然恶化后,传见诸皇子和重要大臣,遗诏中曾写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利,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排,胤禛本人却不在场,遗诏是由隆科多宣读的。据说,当时胤禛并无做皇帝的思想准备。

这也是官方有关胤禛继位的统一口径,但野史笔记中的记载就完全不同。

收在《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清世宗袭位之异闻》就说:康熙弥留之际,曾手书遗诏:“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皇十四子胤禵当时正统兵西征,胤稹得知遗诏所藏的地方后,只身潜入畅春园,将遗诏中的“十”字改为“第”字。而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提及民间 传言他是将“十”字改为“于”字:

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复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

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提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抛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上述寡改遗诏的说法,流传甚广。不过,根据史料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而且用满语宣读,如果将“十”字改为“於”字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汉字,“十”字也无法改成“於”,因为正式文本中“於”字应当不会简化为“于”字。这段话其实十分简单明了。“允”字其实原为“胤”字,为避雍正名讳,改“胤”为“允”。“皇上”是雍正;“阿其那”为其八弟允禩,“塞思黑”为其九弟允禟。

应该注意的是,雍正上台后,确实可以很方便地篡改权威记录《清实录》等资料,并不能完全排除雍正篡改证据的可能。但是,不管怎样,雍正的继位应该还算顺利。当他登极后,采取的一系统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进一步稳固了康熙朝奠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后来乾隆朝全面繁荣的到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铺垫。

《康熙传位遗诏》(复制品) 图自北京晚报

雍正元年(1723)正月之初,雍正向全国各总督、巡抚等衙门颁发了十一道训谕,文官直达知府、县令,武将下至参将、游击。

在谕旨中,他向各地的总督说道:“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也。”雍正认为,总督管制地区往往都是两省范围,权力可以钳制文武,只有“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才可算称职。

他还说:“朕嗣绍丕基,一切遵循成法。”他向总督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惟冀尔等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如果恣意徇私,不能好好尽忠职守,报效朝廷,那就会受到国法的严惩。对全国十八省的巡抚们,雍正同样表示了教诲之意:“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于巡抚。”要他们洁身自好,励精图治,惩恶扬善,忠君爱国;如有不良行为,要及时悔悟改正,无则省躬加勉;并且要即时督促所属府州县官,“共相勉勖,同心协力,以尽职守”,如果玩忽职守,也决不宽宥。

由于亲身经历了争夺帝位的苦痛,为永绝后患,雍正在八月份创立了秘密立储制。他召见大臣九卿说:“圣祖(康熙)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发布了御制《朋党论》,给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看。雍正心知,在皇位继承人的事情上,他的那些兄弟各成派系,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以八弟允禩、九弟允禟为最。他的上台,是内靠舅舅隆科多在御前传谕“圣旨”,外靠大将军年羹尧手握重兵,使康熙晚年最看好的十四阿哥允禵,根本无力与他抗衡。为了压服众人,雍正仍把圣祖康熙爷搬了出来,说康熙“亦时以朋党训诫廷臣”,现在居然还有人想联结朋党,显然更加不识时务。因此他又说:这些别有居心的人,“俱不能仰体圣心,每分别门户,彼此倾陷,分为两三党,各有私人。一时无知之流,不入于此,即入于彼。朕在潘邸时,敬慎独立,深以朋党为戒,从不示恩,亦无结怨。设若朕当年在朋党之内,今日何颜对诸臣降此谕旨乎?”

这分明是自我表白,我雍正从来没有结朋党的意思和行为。而那些有朋党之嫌的人群,也正是那时他继承皇位最大的威胁。他的话,显然是对那些人的震慑,也为他接着而来的整治朋党,提供舆论先导。雍正御制的《朋党论》就这样出台了。

很快,雍正就将那些可能带来朋党之祸的亲王全部剪除,对允禩、允禟、允祉、允禵等骨肉兄弟一一下了狠手,其中许多人无缘无故地“病死”了。不仅如此,雍正还用满语中的粗话将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为“狗”)、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为“猪”)。雍正为政的特点是严猛,与乃父康熙的宽仁,颇成鲜明的对比。

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即位时已四十五岁,老练沉稳,夺位斗争的影响又促进了他的猜疑性格,最后,居然对他最有力的支持者重臣年羹尧、舅舅隆科多都下了黑手。

《甄嬛传》剧照

雍正七年(1729),清廷设立了军需处,后改名为军机房;最初的目的,是针对准噶尔战争的军机要务的处理需要,所有成员都是雍正选派的亲信。雍正八年后,正式改称为“办理军机处”,以后就简称“军机处”,成了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选定,也通称作“大军机”,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为首的称作“领班”,其他人则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他们的僚属称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査核奏议。军机大臣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各地总督、巡抚,称为“廷寄”,督、抚有重大问题上书直接寄往军机处,再交皇帝审批,称为“密折”。军机处办理的是最为机要的国家大事,从而完全取代了清初权力最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有利于迅速处理全国的军政大事。皇帝则通过“廷寄”与“密折”,遥控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经过这样的机构调整,内阁也形同虚设,内阁成员不过是荣誉的职衔。因此,雍正以后的几朝中,这个机构被很好地维持下来。

从整个清代历史进程来看,雍正朝的政治整顿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实际作用及影响也最大,并为清代在乾隆朝出现的兴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雍正在内政方面的多项改革举措,使清代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得到了完善。

譬如,他改革八旗制度,裁抑原满洲部落贵族的特权,撤销旗下护军,禁止八旗宗藩与外廷交通、接受私谒,八旗兵权统归皇帝一人。雍正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措施,大杀满族亲贵,直接委派亲信管理各地旗务,全面剥夺了原八旗旗主的兵权。这样一来,八旗就能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中央集权制下的常备军。八旗兵共分满、汉、蒙,各置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其中一部分留守京师,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守地方,称“驻防八旗”。所有八旗中,仍以满八旗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绿营兵,由收编后的明降军和汉族地主武装组成,配合八旗兵驻防北京和全国各地,由此在全国形成十分严密的军事控制体系。

雍正进一步加强对总督、巡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明代的总督、巡抚大多为临时委任,负有监察或特殊军事统领之责,行省一级最高行政长官为布政使。明代后期因军事控制的需要,才在各地增设总督,也非普遍现象。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将督、抚制度化后,总督、巡抚成了固定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督、抚们可以通过“奏折”或“密折”,直接向皇帝汇报军政大计,皇帝有密谕,则通过“廷寄”迅速直接地传到督、抚那里。

下面是一则康熙五十七年雍正尚为“四王爷”时与心腹戴铎的来往密折:

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祈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座,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紧要时,诚难懈怠也。谨启。

蒙批:“杨道升在王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放屁当焚香之理。”“你在京城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之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是前世了。”

这是雍正登基前的紧要关头,戴铎为他打探的朝廷和各王子派系的动向,十分真切。彼时的“四王爷”虽然表面上批评戴铎胆大妄议国家大政,要重视自己的名声,但心底里还是需要这样的奴才为他驱使服务的。

雍正亲政后,这种密折应用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官员都获得了使用奏折的权力。奏折逐渐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官文书。由于奏折具有密、速、详的特点,皇帝通过奏折多方面地了解下情,对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也大大强化。

雍正的勤政,在清朝历代皇帝中算是出了名的。现在保存下来的雍正朱批奏折,只有十三年,但却相当于乾隆六十年公文批复的工作量,比康熙还要勤奋,实在令人叹服。

雍正每天办公,从早到晚,从不间断。他每天批阅的奏折,多时达五六十件。奏折中很小的事情,他都要仔细览读,从不轻视,更不会拖延耽搁。奏折中的用语都是白话,十分生动有趣。收录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的雍正批示,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看看他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员的评价:

陕西凉州镇标中营守备王锡:鬼头些的人,相貌倒好。

候补贵州平越县知县杨兴道:人着实不妥,鬼而横,不似端人。

河南管河道祝兆鹏:明白,去得,似过聪明人。细问,老成人,将来可用。

广东平海营中军守备戴进:老实人,相貌卑小,像老婆子。

云南开化镇标左营守备史应贵:痴胖子,似醉眼,人亦明白,识字,像买卖人。

直隶正定镇标左营游击佟儨:赤红脸,似酒气,像公子哥儿,紧肉,胖子。

江西广信府知府佟鑍:深知之人,急性,公子哥儿,良心似有,出得力的。

进士出身候选知府姜潮俊:不似科甲,像一实力办理之人,将来可道员,尚可上进。

直隶宣化人、江苏泰州知州褚世暄:甚像汉军,好小材料,非大气,人亦小聪明,伶俐人。

德清人、南昌府知府许镇: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习气。

海盐县人、柳州府知府钱元昌: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

河南人、太仓直隶州知州王溯维:过于聪明,像浙江、汉军人。有才有本领人,气度庄大,神气不真诚,未看透,人贼苍。

定海镇标左营游击张文耀:人明白,不似福建人,说话亦不土音,此人若能操守,总兵有余之官。

这些评语,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且精准地反映了雍正的态度和评价。

许多奏折中的批示,雍正还会把自己情感表示出来,令人可亲。收在《雍正朱批谕旨》中的大量批谕,都可以看到。比如:

“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矣。”

“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该!该!该!该!只是便易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

“少不机密一点,仔细头!”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雍正的政治改革中,赋役制度的调整,对后世影响极大。

清初,中央鉴于明朝后期赋役的紊乱以及战争的破坏,在入关后大力整顿赋役制度。顺治三年着手编纂全国的《赋役全书》,费时十一年才完成;康熙中期重订《简明赋役全书》,对赋税征收的操作手段实行改革。为了改变地亩、人丁双重赋役标准所造成的征收上的混乱和弊端,清政府在明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朝廷宣布以明代万历十年(1582)的全国丁银额为征税准则,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帝在给大学士和九卿等有关官员的谕旨中这样说道:“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说,“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数耳!”

这项政策,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不过,这在根本上仍不能解决在丁额数字上的混乱和虚假作弊,所以,在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开始试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

雍正元年(1723)六月,山东巡抚黄炳首先上奏提出,要按地摊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苏民困。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可以使贫富负担趋向平均。雍正认为摊丁问题关系重大,并没有马上接受黄炳的建议,反而说他“冒昧渎陈”。但是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后任总督)上奏中同样的提议,却得到了雍正赏识。李维钧作了详细的汇报,准备将地亩分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年,即批准先在山西实行,而后云南、河南、陕西、甘肃、安徽、江西等省相继实行“地丁合一”。这种“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使中国历史上带有浓厚人身依附性质的人丁税基本被废除。

后来,人们常常将清代的“摊丁入地”和明代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一条鞭法看成是“摊丁入地”的前驱,而“摊丁入地”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年轻时代侍从康熙巡幸四方,到中年以后亲政天下,雍正一直十分勤勉,是个奋发有为的君主。除了在雍正元年奉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河北遵化的东陵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哪儿也没去,更不会去游山玩水了,都在京城里操持国家大事。唯一的奢侈消遣,是在京郊修建圆明园和名山宝刹。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局部 图自“故宫博物院”

一般认为,雍正在生活上用度是较为简单的,甚至连纸张的使用,也要求节俭。他经常说:“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江宁织造曹頫进了一百把锦扇,雍正虽然觉得墨色不错,但说“此种扇不必进”。这也是雍正为政的态度。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有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四人。在雍正十一年时,弘历被封为宝亲王,可以参与一些政务大事,是雍正心中储君的重要人选。对他们的教育,雍正也抓得很紧。六岁以上,都要到上书房读书。雍正即位后,下令由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徐元梦等饱学硕儒,负责皇子们的教育工作,专门设立懋勤殿,举行拜师礼。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得病;次日照常工作;二十三日病情加剧,当天晚上,紧急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宣布传位给弘历后,于深夜辞世。

在清代历史上,终身勤奋的帝王唯雍正一人而已。惜乎太过操劳,以致运命不长。他留下的遗诏,是他作为帝王的人生写照,也是写给下一代的政治嘱托。

雍正认为,他的一生,“无日不兢兢业业”,时刻牢记先皇康熙的教诲,“惟仰体圣祖之心以为心,仰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袛敬”。他对弘历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先皇康熙生前最喜欢的孙子:“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至于立弘历为储君,其实在雍正元年八月,他于乾清宫召见诸王、满汉大臣,亲拟密旨时,就已经确定了。他也解释了在位时期,为政以严,是因为:“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对另外几个儿子也有很好的评价:庄亲王心地淳良,和平谨慎;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等等,都寄予了厚望。

对他信任的大臣,在遗诏中予以高度赞扬:“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在雍正的许多大臣中,能拥有这样崇高的礼遇,恐怕也只有张廷玉、鄂尔泰两人了。

本文摘自冯贤亮《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冯贤亮

冯贤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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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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