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该信由史文、傅高义、芮孝俭、董云裳和傅泰林为首的几位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公开信指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七点建议；并发表之际取得百名学者的联署签名。此后，又有大批学者通过网络形式继续签名。

本文为公开信五位作者之一的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Ezra Vogel）近日在波士顿家中接受中美印象的专访。傅高义提议用中文进行采访。以下为采访原文，略有文字编辑。

傅高义/资料图

【受访人：傅高义，哈佛大学荣誉教授；采访人：张涓，中美印象网站执行主编】

张涓：您能谈谈是怎么想到和其他四位学者一起发表这封公开信吗？

傅高义：我们（五位作者）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目前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力量可能会很快超过美国。现在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很大，这两个国家需要合作。中国和美国都有很深的爱国主义传统。几位作者中有学者，也有在政府工作的人，都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要想办法合作，不应该把中国当做敌人。

但是（两国关系）目前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的企业认为中国对他们不公平，美国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在中国）没有公平的竞争关系。在中国，一些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必须要和中国合作才能在中国工作；有时候有的中国人偷美国公司的技术（当然不是所有人，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因此，美国人认为应该公平的处理这类问题。

二三十年前，中国的力量还不算很强大，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对这种问题也没有特别在乎。当时一些美国公司也就是碰到这类问题时会指出一下，美国的领导人也并没有对此特别关注。但是，现在中国的国力大增，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情况是有美国学者反映，中国人在美国可以发表意见，可以工作，也有很多中国记者驻在美国工作。但美国人在中国就不一样了。美国的记者对中国基本没有好感，因为很多人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给他们造成很多压力。尤其是他们想和不同政见者谈话时，他们受的压力就更大。现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博明，他原来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所以，他对中国当然没有好感。另外，很多美国学者在中国不能很好的工作，有的中国学者也不愿意和美国学者交谈。现在的情况的确很困难。华盛顿的很多人对中国没有好感，这确实是事实。

我们写那封信的人都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应该要和中国合作。在中国，也有很多人主张和美国合作。两国在很多问题上肯定要合作，避免冲突，如贸易的法律规定问题等等。

总之，目前美国政府里有一批人，因为他们对中国没有好感，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但是，我们写这封信的人都认为，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仍旧要谈合作，与中国合作。而且在中国也有很多人主张和美国合作。四十年多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中国人还是很了解外国的情况，我们（美国）要想办法和他们合作。

张涓：在2018年备受瞩目的报告《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的利益》中，您是工作组成员之一。那份报告描述了一个强势中国的形象。最近的公开信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肯定。您如何评价去年的报告和最近的公开信？

傅高义：我们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要呼吁和中国合作。要积极想办法合作，避免冲突。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希望合作，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交换意见，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都要积极推动合作。我们也希望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不要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继续留在美国念书。

但是中国要保护好美国的知识产权，两国需要有平等的合作关系。现在，美国的学者在中国能做的事情和中国学者在美国能做的事情很不平等。我们在中国的机会没有他们（中国人）在美国的机会多，我们应该想办法处理这些问题。美国还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这点很好。如果有的中国人想偷我们公司和政府的技术秘密，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有中国人希望（从美国）积极正当的学习，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不能让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陷入尴尬的地步。我们写那封信的人都是持这样看法的。

张涓：在这封公开信中，您和其他学者在对华立场上和特朗普政府是相同的，即需要找到办法防止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您和公开信的学者不同意特朗普使用的手段，不同意他放弃长期的接触加竞争的政策。这种表述是正确的吗？

傅高义：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对特朗普没有好感，也不崇敬他。他不重用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宏伟的治国方案，行为上也比较混乱，比如撒谎，他还只考虑自己的政治地位。他连美国政府经里原来验丰富的人也不重用，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理念。我们都觉得他做我们的领导人很不合格，这是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他的看法。写那封信的作者几乎都这样看。

但是，美国政府里也有好人，驻外的美国大使馆里也有好人。只是这些官员的领导，没有全面的政策，没有统一思想，没有用全面合理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我对特朗普很不以为然。写那封信的作者，在信里签名的学者，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很了解情况的人。我们都主张应该有更合理、更系统的政策应对中国。

我们也认为（在对华政策上）也应该和别的国家合作。这是我们的看法。

张涓：经常有美国学者批评中国的外交近年来过于强势。如果我们回到韬光养晦的政策，会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吗？这是美国政策界人士希望看到的吗？

傅高义：我写了一本书叫《邓小平时代》。我花了十年的功夫研究邓小平。我认为在他任职的1978年到1992年，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特别好。

他有很多国外的经历。早前，他有五年的时间在法国，一年在苏联。在1973年到1975年，周恩来病重之后不能主持外交工作，他就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这给邓小平提供了非常好的了解外国情况的机会。1975年，他访问了法国。1978年，出访了东南亚三国，还去了日本，当年的这些访问都非常成功。所以，他非常了解国外的情况。1975年，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在北京联络处工作，那个时候他和邓小平就是朋友关系。当1989年美国和中国出现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和布什总统能够处理的非常好。我觉得韬光养晦的政策在当时特别的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目前中国的国力要比1978年强大很多，军事力量也强大很多，对全世界也更加的开放。以前中国的力量没有很强大的时候，别的国家也不会很担心。现在，国力增强之后，自然引起了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的担心。一方面，很多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很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军事目标又很不清楚，造成了担心。我认为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强大）担心，全世界都如此。因此，中国是否继续会保持韬光养晦的政策，会怎么做，会做什么，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

张涓：您对邓小平副总理有深厚的研究，您最怀念他的哪个特点？

傅高义：首先，我认为他各个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丰富。他有12年的时间在军队，有军队的领导经验，是位老革命。他也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从1949年到1952年他在西南局主持工作，地方的领导经验丰富。另外，他还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这样的第一代革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在外交上也有相当的经验。我认为没有什么人有他这么广泛的经验。

第二，他看到1958年的大跃进和之后的“文革”都是不成功的，应该要改变政策。如何改变呢？他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苏联的分裂。他因此想保护毛泽东的伟大地位，保证中国不分裂。与此同时，他改变了毛泽东的保守政策，但又保持了中国的团结。那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我还认为邓小平有自信、也有想法。他在1978年主持工作之后，即使没有正式的地位也无所谓，他接受副总理的称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张涓：如果特朗普继续连任，您如何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呢？

傅高义：特朗普也不希望中美关系破裂，希望避免冲突。他原本就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讨价还价的经验非常丰富。中美关系这么复杂，他又不了解中美关系的全面情况，我担心之后的误会会很多，问题会很多。但是，我认为两国不应该有那样的冲突。这是我坚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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