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两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如此“现代”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5-19 07:55

傅正

傅正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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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可以确定,传世之《商君书》二十四篇(另有两篇仅存篇名)大多不是商鞅本人的手笔。清人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怀疑此书的真实性:

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永瑢等,第848页)

《商君书》第一篇“更法”头一句就是“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孝公”是诸侯死后才有的谥号,商鞅又怎么会称其主上为“孝公”呢?

郭沫若甚至说:

伪此书者,我怀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郭沫若,第325页)

郭氏把法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主要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后期法家以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为代表,主要吸收了黄老的思想。前者法家为人正派,致力于推动制度变革,后期法家为人狡诈,以取悦人主为能事。在他看来,致力于制度变革,不惜得罪未来秦国之主的商鞅,怎么可能会有这些残民弱民的论调呢?用郭氏本人的话说: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们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郭沫若,第329页)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道德上如此拔高商鞅。对于商鞅而言,这样的道德评价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这倒不是说商鞅本人道德水平如何如何低下,而是说对于法家而言,德性之高低与政治之优劣,完全是两码事。这大概就是“刻薄少恩”的真正内涵吧。

中西古代哲学家,无论是孔、孟、荀子,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会相信,政治的根本是教育,好的政治首先需要把人教好。法家却一改其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人,而不是如何教化人。或者说,法家把人变成了技术操作的对象。

某些老牌公知也许会说,这种以控制对象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专制的前现代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水火不容。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根本不知现代民主的实质。比如美国有位民主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就这样描述其《政治学》的主旨: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哈罗德·拉斯韦尔

有学者根据司马迁的叙述,推测《开塞》《农战》《垦令》《算地》《战法》《兵守》《境内》《画策》等有关商鞅耕战学说的篇目,均属于写作《商君列传》的基本史料。(见杨胜宽,第23页)另有学者仔细比对《垦令》与睡虎地秦简,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可知商鞅耕战之说对于秦国法律体系的巨大影响。(见曹勤、秦涛,第93-100页)准此而论,《商君书》是不是商鞅亲手所撰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集中体现了法家的思想,该思想经由商鞅变法而融于秦政之中。

《商君书》明确指出: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生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商君书•算地》)

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商君书•君臣》)

趋名好利是一切人类的基本追求,即便如上古贤达之士,“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也不过是为了求名而已。这种对人性的彻底实证化处理,构成了法家政治学的伦理基础。

因之人性趋乐避苦,赏罚二柄才事所必然。换言之,一切法律制度的都不外乎合理运用赏罚二柄,将所有人导向国家或社会的整体目标。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

所谓“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并不是简单地把民与国对立起来,倒毋宁这样解释为好:任何人都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个人的运作必须服从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一切背离此目标的活动都在禁止之列: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弄,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此处所说的“民不贵学”,当然不是妨害秦民学习法令和专业技术知识,而是那些与本业无关的文化活动: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 《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商君书•农战》)

不特《诗》《书》要禁、商贾要禁,技艺要禁,一切妨害国家整体目标的因素都要加以限制。

商鞅一方面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打破传统农村公社共同体,把人从土地依附关系中动员出来,另一方面却禁绝一切投机倒把,打压一切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民事商业活动。这相当于只给秦人提供了两条道路:要么安安心心务农纳粮,要么流向军队或相关军工部门。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算地》)

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商君书•外内》)

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商君书•外内》)

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

“耕”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补充军队兵源,生产更多的粮食供应军事后勤;“战”则是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以保证粮食生产。耕与战,二者循环促进,至此,一台庞大的利维坦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

根据太史公的说法,商鞅第一轮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撮其要者,大概六条:(1)建立什伍连坐制度;(2)鼓励告奸;(3)推动民众分家从事生产;(4)奖励军功,严惩私斗;(5)重农抑商,导民于本业;(6)奖励军功,爵位等第完全以军功为标准。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条措施概括得简单些。用两种政治手段(赏与罚)实现两个政治目标(耕与战):通过严厉的惩罚手段迫使人民不脱离农业生产,通过丰厚的奖赏措施引导人民走上战场。关于这次变法的效果,史书记载得很明确: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政治史家查尔斯•蒂利曾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打碎了以旧贵族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建立起另一套中央控制”。

法国把自己的新体制作为重建其他国家的模板。当革命的和帝国的军队被打败后,其他国家也试图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种直接统治体制的复制品。……整个欧洲大量地朝着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其中至少有一点点代表被统治阶级)转移。(蒂利,第121-122页)

篇幅所限,这里没有办法详述此一历史转折的巨大意义。克劳塞维茨的切身体会足可证明: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状况就是如此。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以我们叙述过的外交型战争去迎对。它们很快就发觉其不足。……突然,战争再度成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那是个为数三千万的人民,他们全都认为自己是公民。(克劳塞维茨,第852页)

西方近代军事学之父绝不会如我们的某些资深教授那样空谈“民治定比君治强”。克劳塞维茨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作用是打碎了横亘在国家与臣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把所有人都动员进了国家机器。

从此以后,国际战争不再只是王公贵族之间的“赵家人斗殴”,而直接关乎到人口总量和普通国民的基本素质。用福柯的话说,对“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的“调整控制”成为了国家实力的日常组成部分,这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福柯,第90页)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以比较史学的视野反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得到什么新的结论呢?

大约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1)将首都自雍迁至咸阳;(2)进一步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5)确立县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4)彻底废除井田制,统一国家赋税;(5)统一度量衡。确立县制、统一度量衡等改革,不仅关乎行政区划和计量单位,它倒毋宁体现出秦国进一步确立了国家对社会基层的垂直化管理。

在这场变革中,领土和人口之于国家实力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出来。在春秋前期,“国”仍然指城郭,它与城郭之外的广大“野”判然分明。从地图上看,各个诸侯国仍然呈点状分布。至春秋后期,国野之别开始消亡,领土国家渐渐出现。与这个变化互为表里,军队成分逐渐从公民兵走向专业化、常备化,战争的目标也逐渐走向掠夺领土和资源,进而走向消灭敌方有生力量。

商鞅变法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有学者指出,秦惠文王至昭襄王中期,秦军在东进中尚且实行“取其地而出其人”的政策,到了昭襄王晚期,转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战国策•秦三》),以“大量杀伤敌人”为目标。(孙闻博,第41页)

公元前293年,白起率秦军攻伊阙,斩首韩魏联军24万。

前279年-前278年,白起率秦军伐楚,攻破楚国都城郢、别都鄢,淹杀楚国鄢城百姓数十万。

前273年,白起、魏冉率秦军于韩国华阳攻魏赵联军,斩首联军15万。

前264年,白起率秦军攻占韩国陉城等九城,斩首韩军5万。

前262年-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坑杀赵军45万。

……

这张列表至前262年-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时,到达了顶峰。几十万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腿,大迂回,大纵深,大包围,大歼灭战,所有这些足以体现出了当时秦军高度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真令人好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秦国人如何能做到这点?

无疑,这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反观东汉三国时期的大规模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尽管为后人一再演义,但其实质不过是部曲军队之间低烈度、低效率的消耗战,双方拖到最后只能通过火攻水淹解决问题。可见历史并不总在进步。

秦国一边以消灭敌方人口为战争目的,另一边则大量招募三晋之民进入秦境,补充兵源和农业生产。《商君书》有“徕民”一篇,有学者便指出,此篇成于昭襄王晚期,反映了当时秦国的人口政策。(郑良树,第147、149页)

今秦之地……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彼土狭而民众……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令故秦 〔民事〕兵,新民给刍食。(《商君书•徕民》)

今天很多人喜好谈论“生命政治”,何不拿它来思考思考中国历史呢?

总之,古往今来的历史变革从不是出于人道的进步,倒毋宁出于不人道的残酷竞争,被许多人捧之上天的西方“民主”社会更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鲜血”。念及于此,我总会惊讶秦政之“现代”,或者说,惊讶两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包含了如此多的现代性因素,更何况中国传统所说的“古今之变”,本来就指“周秦之变”。

大哲学家黑格尔曾这样评价世界精神及其代理人:

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黑格尔,第32-33页)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列颠的殖民统治者蛮横地砸碎了印度人的手工纺织机,在印度造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大饥荒,所有这些强盗行径却在客观上破坏了南亚次大陆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手沾满鲜血的不列颠统治者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1页)

中国传统思想家在评价法家时,不曾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洞悉其背后的历史理性吗?未必。王船山先生有言:

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王夫之,第2页)

“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秦国君臣的“自私算计”不自觉地成为了人类文明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单看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此诚可谓“刻薄少恩”。或者如司马迁冷静地看到的那样,与其说商鞅个人品性“刻薄少恩”,倒毋宁说秦政之“刻薄少恩”。他死于公子虔之手乎?死于秦惠文王之手乎?殆死于其所设之秦法矣!

然而,就“通古今之变”的历史长远眼光看,商鞅跟他所处决的那些乱法者一样充当了时代精神车轮践踏蹂躏之下“无辜的花草”。真正“刻薄少恩”的既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种制度,而是人类历史本身。它的冷峻、残酷与深邃之处,莫过于此!

《大秦帝国》剧照

参考文献

古籍:《韩非子》《汉书》《后汉书》《论语》《孟子》《商君书》《史记》《文史通义》《荀子》《战国策》《庄子》等。

曹勤、秦涛,2015年:《<商君书•垦令>与秦简比勘研究》,载《法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法律出版社。

蒂利,2007年:《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柯,2005年:《性经验史》(增订本),佘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郭沫若,1982年:《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

黑格尔,2001年:《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克劳塞维茨,2016年:《战争论》下册,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钱穆,2001年:《商鞅考》,载《先秦诸子系年》第3卷,商务印书馆。

孙闻博,2020年:《商鞅“农战”政策推行与帝国兴衰》,《中国史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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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商鞅之死 国家机器 历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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