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九一八事变期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些什么?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9-19 08:34

傅正

傅正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每当人们提起“九一八”,总绕不开一个问题:这时蒋公在干嘛?

无疑,蒋公正在写日记。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他写道: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按照蒋公的说法,日寇悍然挑起事端,侵略我国东北,是看准了“粤逆叛变”的有利时机。

蒋公对“粤逆”深恶痛绝。他接着把对于“粤逆”的痛恨上升到了国民性批判的高度: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看起来,相对于被他称为“匪祸”的工农红军,“粤逆”更是心腹之患。

这段日记末了,蒋公还不忘加上一句:“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这个发挥十分稳定。

这年“双十节”,蒋公在日记里下了一份“罪己诏”:

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战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拨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未固,由余德薄之所致。

总之,在我就任国府主席这三年里,国家动荡。我智力不足,用人失当,导致祸患迭起、战乱频乘。我德性微薄,导致外侮内忧、天灾人祸。都是我的错啊。

但关键是后面半段话:

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愿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其任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

这一切都是那群“老党员”争权夺利,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党国利益。我只是为他们背锅啊。为了党国,我只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

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看我日记。

这群让蒋公背锅的“老党员”,就以胡汉民为代表!

胡汉民(资料图)

比如蒋公在10月22日的日记里就痛骂胡汉民:“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

骂完胡汉民,还不忘顺带对公子孙科的表现感到惋惜:“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搞得自己是先总理的托孤重臣一样。

仅仅一个月后,蒋公对于胡汉民的愤怒就到达了新的高峰:

11月25日:“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

11月27日:“胡展堂(胡汉民,字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11月30日:“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胡汪孙,即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回蒋公不惋惜“阿科为最不争气”了,索性改为吃肉了。)

不禁令人好奇,胡汉民何德何能,竟至于让蒋公一周之内三食其肉?

又,所谓“粤逆”跟九一八事变有何关系?为何蒋公要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推到“粤逆”头上?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公就已经提出了声名狼藉的“攘外必先安内”说。1931年7月,日寇挑起万宝山事件,唆使朝鲜暴民残杀我国群众。蒋公在当月22号的日记里写道:

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而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攘外。今日之战争,乃为救国与卖国之战,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人之爱国,当有同心,阋墙御侮,古有明训。

反映万宝山事件的漫画。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在吉林省万宝山村刻意策划,事件意在引发中国与朝鲜民众间的冲突,为后续侵占东北三省的计划布局。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攘外必先安内”。次日,蒋公就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其中说道:

次如无粤中救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很明显,“安内”的对象不仅是工农红军。相较红军,“粤逆”更是心腹之患。

蒋公与“粤逆”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原因是什么?

公正地说,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有十足理由痛恨胡汉民,于蒋公则不然。胡汉民在两年前还对蒋公帮扶有加,蒋公却顷刻之间恨不能生啖其肉,其变脸速度堪比川剧。

造成这一切原因既复杂又简单:蒋公不是广东人。

这绝不一句戏言,更不能做片面的理解。今天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大家都说普通话,虽然南北口音不同,但交流起来几乎没有障碍。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时人的乡土意识了。

建议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没有标准国语,一个浙江人和一个广东人见面各自说方言,该怎么交流?

方言的巨大差异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却强化了地方观念。一则同乡同籍,再则门生故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顽疾。这两大顽疾同样体现在国民党头上。

关于乡土因素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重大影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比如罗志田教授就有论文《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该问题最系统的阐述来自于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所长。金所在专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就以乡土观念为线索,重新梳理了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

必须坦承,我写作本文时尽管参考了其他资料,但主要思路和观点来自于金以林研究员。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此问题,当阅读金著,尤其是该书的第11章“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广东乡土意识从一开始就纠缠着国民党。冯自由撰写《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记录了286名兴中会会员的生平事迹,其中271人是广东籍,占95%。毫不夸张地说,国民党的前身就是一个以海外广东人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团体。

这个现象即便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比如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永生竟然正式提案,要求所有报告、提案和决议都要翻译成粤语,并获得了通过。

蒋公作为浙江人却深陷广东帮之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应该不难想象。用他本人的话说:“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

电影《革命者》以李大钊和蒋公为对手戏,勾画剧情冲突主线,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蒋公的籍贯和口音决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起点很低,绝不可能有电影里虚构的那种地位。

《革命者》海报

举个例子,蒋公早年在粤军中担任的基本都是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官职务,很少有机会掌握带兵实权。我甚至觉得,这个经历造就了蒋公好谋无断的性格,为养成一代微操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正常逻辑,浙江人蒋公在广东帮会组织中很难有发迹的空间,但广东人的内讧成就了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

失去粤军的支持,孙中山陷入了无依靠的境地。这时,蒋公出现了,他来到永丰舰,坚定地站在了孙中山一边。这让孙中山安心不少,委以蒋公海军指挥权。在蒋公的保护下,孙中山脱离了危险。

这为后来蒋公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黄埔建军是蒋公掌握军事实权的开始,也为国民党“党”“军”分裂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并不代表蒋公已经得到了孙记广东帮的信任,表现为:一、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人都名列其中,蒋公却落选在外;二、黄埔军校不是他校长说了算,党权高于军权,校长受到党代表廖仲恺的节制。

这种不受信任的状态令蒋公非常不满,以至他一度拒绝出任校长之职。如果说粤军叛变为蒋公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那么国民党高层广东帮的内讧则为蒋公进一步上升提供了空间。

孙氏集团最核心的成员有“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清一色广东人。朱执信、邓铿早逝,及孙中山去世时,党内以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地位最高。

偏巧胡汉民、汪精卫常有分歧,这就使蒋公有空间时而拉汪排胡,时而拉胡排汪,一步步扩充自己的权力。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查明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而文华堂的骨干是胡毅生,他是胡汉民的堂弟。受其牵连,胡汉民不得不出访海外。

汪、胡、廖三人中,一下子就去了俩,蒋公成为了最大的得利者。不仅如此,他还迫使广东人许崇智交出了军权。

廖仲恺(资料图)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公又借此迫使汪精卫出洋。

据张国焘的说法,当时谭延闿曾跟他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

一贯亲蒋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预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

谭、张二人立场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及了国民党内部广东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你想想,蒋公进入上海见到虞洽卿,两人一张嘴飙出宁波话,是什么感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金以林研究员指出,为了抵制广东帮,蒋公羽翼丰满后开始大力发展江浙帮:

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作‘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我曾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新派旧派其实一派——江浙派。一贯信任本乡本籍的蔡校长会站到同样信任本乡本籍的蒋校长一边,岂不就在情理之中?民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徒然披着一张“现代”的外皮,骨子里却始终革不去封建社会“同乡同籍”“门生故吏”那一套。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所有这些使得1927年宁汉分裂既反映出国民党内党权与军权的分裂,又反映出广东帮与江浙帮的分裂。

1928年1月,蒋公复职北伐军总司令。此时汪精卫被迫出洋,因为党内元老指责他与中共广州暴动有染。蒋公顺势电邀胡汉民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蒋、胡之间开始了他们短暂的蜜月期。

胡汉民的支持对于蒋公而言至关重要,正是他摆平了国民党高层广东帮的势力,使得蒋公能够充分调动政治资源,打赢新军阀混战。

更重要的是,胡、蒋合作暂时避免了国民党内广东帮与江浙帮的进一步分裂,使得党权与军权获得了表面上的统一。可惜蜜月总是那么短暂,统一的假象仅仅持续到1930年中原大战,就戛然而止了。率先站出来拱火的人居然是胡适。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了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这引发了胡适的不满,不久后,他就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训政纲领”,鼓吹应结束“训政”,开始“宪政”。这些文章影响广泛,蔡元培便盛赞其“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今天尚没有证据表明胡适受人指使,他批判国民党“训政”,应当是出于自己的独立见解。但讽刺的是,胡适的观点不自觉地满足了蒋公的需要。

是的,你没听错,蒋公需要“宪政”而不是“训政”。理由很简单,在“训政”条件下,军队和政府都必须受到党权节制。蒋公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军政大权一手抓,哪能容得国民党中央这个太上皇指手画脚?

当蒋公一步步剪除其他新军阀时,他与胡汉民在“宪政还是训政”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中原大战结束后就变得不可协调了。

1930年10月,蒋公刚刚在前方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就踌躇满志地致电国民党中常会:“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

该电报韵目为“江”,故被称之为“江电”。下图为10月7日《民国日报》的报道:

胡适在10月7号的日记中剪报黏贴了《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但没有评论。

按照蒋公的如意算盘,实施“宪政”,就需要在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之上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总统,总统职位当然是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公担任。

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胡汉民的强烈抵制,双方矛盾愈演愈烈。自1931年起,蒋公开始在日记中痛骂胡汉民。

2月6日:“胡则内讧,孙(连仲)则跋扈,内外夹击,此何时耶?”

2月10日:“晨起,与立夫谈国民会议筹备事。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

2月13日:“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此也。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不可恕也。”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批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

2月15日:“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觉,为之奈何?继以‘司大令’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党’,故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

……

其频率之高,几乎到了每天必骂的地步。

老实说,我每次翻阅蒋公日记,都感觉此人心理不大健康。他这样骂人,每骂一次,受害感就加深一分。越骂越恨,越恨越骂,完全停不下来,已经全然不记得胡汉民当初是怎么支持他的了。

骂着骂着,蒋公终于冲动了。

2月25日,蒋公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日记,历数胡汉民各项罪状:

下午会客后,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宜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且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国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满军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褊挟刻薄者所断送。

三天以后,28日,蒋公记道:

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

次日举国舆论哗然,宁粤分裂的导火索正式点燃。

蒋公软禁胡汉民,国民党高层广东帮惊骇失色。孙科、陈济棠、古应芬等人相继联合起来,集体反对蒋公。汪精卫更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表示要与胡汉民捐弃前嫌,共同反蒋。几个月内,桂系军阀李宗仁连同“再造派”“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云集广州,另立国民政府。

也正是在宁粤分裂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当天,蒋公还在“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得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否难见效也。

日寇突然进犯,令蒋公在日记里着实表现了一把不惜死战的姿态。

9月26日:“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后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10月7日:“故倭寇果逼迫于我政府至绝境,而使我民族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按照他的说法,我本欲同日寇决一死战,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奈何粤逆背后捅刀,为一己之利而不惜与日寇暗通款曲。

今天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粤逆”确实暗中勾结日寇,他们竭力谴责蒋公的不抵抗政策倒是真的。但蒋公斥责他们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国家公器,同样是句实话。

几年以后,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这次会议确立了总裁制,蒋公终于摆平了他过去一直未曾摆平的党权系统。次年,汪逆投敌,蒋公终于战胜了广东帮。

从表面上看,此时军权与党权终归于一统。但蒋公真的赢了吗?只消看看国民党各路军头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基本事实,便不难得出结论。而最大的受害者总是日寇铁蹄之下的中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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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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