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每当人们提起“九一八”，总绕不开一个问题：这时蒋公在干嘛？

无疑，蒋公正在写日记。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他写道：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按照蒋公的说法，日寇悍然挑起事端，侵略我国东北，是看准了“粤逆叛变”的有利时机。

蒋公对“粤逆”深恶痛绝。他接着把对于“粤逆”的痛恨上升到了国民性批判的高度：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看起来，相对于被他称为“匪祸”的工农红军，“粤逆”更是心腹之患。

这段日记末了，蒋公还不忘加上一句：“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这个发挥十分稳定。

一

这年“双十节”，蒋公在日记里下了一份“罪己诏”：

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战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拨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未固，由余德薄之所致。

总之，在我就任国府主席这三年里，国家动荡。我智力不足，用人失当，导致祸患迭起、战乱频乘。我德性微薄，导致外侮内忧、天灾人祸。都是我的错啊。

但关键是后面半段话：

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愿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其任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

这一切都是那群“老党员”争权夺利，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党国利益。我只是为他们背锅啊。为了党国，我只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

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看我日记。

这群让蒋公背锅的“老党员”，就以胡汉民为代表！

胡汉民（资料图）

比如蒋公在10月22日的日记里就痛骂胡汉民：“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

骂完胡汉民，还不忘顺带对公子孙科的表现感到惋惜：“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搞得自己是先总理的托孤重臣一样。

仅仅一个月后，蒋公对于胡汉民的愤怒就到达了新的高峰：

11月25日：“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

11月27日：“胡展堂（胡汉民，字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11月30日：“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胡汪孙，即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回蒋公不惋惜“阿科为最不争气”了，索性改为吃肉了。）

不禁令人好奇，胡汉民何德何能，竟至于让蒋公一周之内三食其肉？

又，所谓“粤逆”跟九一八事变有何关系？为何蒋公要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推到“粤逆”头上？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蒋公就已经提出了声名狼藉的“攘外必先安内”说。1931年7月，日寇挑起万宝山事件，唆使朝鲜暴民残杀我国群众。蒋公在当月22号的日记里写道：

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而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攘外。今日之战争，乃为救国与卖国之战，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人之爱国，当有同心，阋墙御侮，古有明训。

反映万宝山事件的漫画。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在吉林省万宝山村刻意策划，事件意在引发中国与朝鲜民众间的冲突，为后续侵占东北三省的计划布局。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攘外必先安内”。次日，蒋公就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其中说道：

次如无粤中救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很明显，“安内”的对象不仅是工农红军。相较红军，“粤逆”更是心腹之患。

蒋公与“粤逆”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原因是什么？

二

公正地说，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有十足理由痛恨胡汉民，于蒋公则不然。胡汉民在两年前还对蒋公帮扶有加，蒋公却顷刻之间恨不能生啖其肉，其变脸速度堪比川剧。

造成这一切原因既复杂又简单：蒋公不是广东人。

这绝不一句戏言，更不能做片面的理解。今天中国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大家都说普通话，虽然南北口音不同，但交流起来几乎没有障碍。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时人的乡土意识了。

建议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没有标准国语，一个浙江人和一个广东人见面各自说方言，该怎么交流？

方言的巨大差异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却强化了地方观念。一则同乡同籍，再则门生故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顽疾。这两大顽疾同样体现在国民党头上。

关于乡土因素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重大影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比如罗志田教授就有论文《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该问题最系统的阐述来自于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所长。金所在专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就以乡土观念为线索，重新梳理了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

必须坦承，我写作本文时尽管参考了其他资料，但主要思路和观点来自于金以林研究员。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此问题，当阅读金著，尤其是该书的第11章“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三

广东乡土意识从一开始就纠缠着国民党。冯自由撰写《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记录了286名兴中会会员的生平事迹，其中271人是广东籍，占95%。毫不夸张地说，国民党的前身就是一个以海外广东人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团体。

这个现象即便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比如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永生竟然正式提案，要求所有报告、提案和决议都要翻译成粤语，并获得了通过。

蒋公作为浙江人却深陷广东帮之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应该不难想象。用他本人的话说：“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

电影《革命者》以李大钊和蒋公为对手戏，勾画剧情冲突主线，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蒋公的籍贯和口音决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起点很低，绝不可能有电影里虚构的那种地位。

《革命者》海报

举个例子，蒋公早年在粤军中担任的基本都是参谋处长一类的幕僚官职务，很少有机会掌握带兵实权。我甚至觉得，这个经历造就了蒋公好谋无断的性格，为养成一代微操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正常逻辑，浙江人蒋公在广东帮会组织中很难有发迹的空间，但广东人的内讧成就了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

失去粤军的支持，孙中山陷入了无依靠的境地。这时，蒋公出现了，他来到永丰舰，坚定地站在了孙中山一边。这让孙中山安心不少，委以蒋公海军指挥权。在蒋公的保护下，孙中山脱离了危险。

这为后来蒋公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黄埔建军是蒋公掌握军事实权的开始，也为国民党“党”“军”分裂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并不代表蒋公已经得到了孙记广东帮的信任，表现为：一、1924年国民党“一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人都名列其中，蒋公却落选在外；二、黄埔军校不是他校长说了算，党权高于军权，校长受到党代表廖仲恺的节制。

这种不受信任的状态令蒋公非常不满，以至他一度拒绝出任校长之职。如果说粤军叛变为蒋公崭露头角提供了机会，那么国民党高层广东帮的内讧则为蒋公进一步上升提供了空间。

孙氏集团最核心的成员有“上三”“下三”之说，“上三”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为朱执信、邓铿、古应芬，清一色广东人。朱执信、邓铿早逝，及孙中山去世时，党内以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地位最高。

偏巧胡汉民、汪精卫常有分歧，这就使蒋公有空间时而拉汪排胡，时而拉胡排汪，一步步扩充自己的权力。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查明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而文华堂的骨干是胡毅生，他是胡汉民的堂弟。受其牵连，胡汉民不得不出访海外。

汪、胡、廖三人中，一下子就去了俩，蒋公成为了最大的得利者。不仅如此，他还迫使广东人许崇智交出了军权。

廖仲恺（资料图）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公又借此迫使汪精卫出洋。

据张国焘的说法，当时谭延闿曾跟他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

一贯亲蒋的张静江则向张国焘预言：“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

谭、张二人立场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及了国民党内部广东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你想想，蒋公进入上海见到虞洽卿，两人一张嘴飙出宁波话，是什么感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金以林研究员指出，为了抵制广东帮，蒋公羽翼丰满后开始大力发展江浙帮：

北伐前，他在国民党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张静江、为他作‘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以后，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我曾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新派旧派其实一派——江浙派。一贯信任本乡本籍的蔡校长会站到同样信任本乡本籍的蒋校长一边，岂不就在情理之中？民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徒然披着一张“现代”的外皮，骨子里却始终革不去封建社会“同乡同籍”“门生故吏”那一套。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所有这些使得1927年宁汉分裂既反映出国民党内党权与军权的分裂，又反映出广东帮与江浙帮的分裂。

四

1928年1月，蒋公复职北伐军总司令。此时汪精卫被迫出洋，因为党内元老指责他与中共广州暴动有染。蒋公顺势电邀胡汉民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蒋、胡之间开始了他们短暂的蜜月期。

胡汉民的支持对于蒋公而言至关重要，正是他摆平了国民党高层广东帮的势力，使得蒋公能够充分调动政治资源，打赢新军阀混战。

更重要的是，胡、蒋合作暂时避免了国民党内广东帮与江浙帮的进一步分裂，使得党权与军权获得了表面上的统一。可惜蜜月总是那么短暂，统一的假象仅仅持续到1930年中原大战，就戛然而止了。率先站出来拱火的人居然是胡适。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了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这引发了胡适的不满，不久后，他就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训政纲领”，鼓吹应结束“训政”，开始“宪政”。这些文章影响广泛，蔡元培便盛赞其“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今天尚没有证据表明胡适受人指使，他批判国民党“训政”，应当是出于自己的独立见解。但讽刺的是，胡适的观点不自觉地满足了蒋公的需要。

是的，你没听错，蒋公需要“宪政”而不是“训政”。理由很简单，在“训政”条件下，军队和政府都必须受到党权节制。蒋公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军政大权一手抓，哪能容得国民党中央这个太上皇指手画脚？

当蒋公一步步剪除其他新军阀时，他与胡汉民在“宪政还是训政”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中原大战结束后就变得不可协调了。

五

1930年10月，蒋公刚刚在前方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就踌躇满志地致电国民党中常会：“中正以为目前第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

该电报韵目为“江”，故被称之为“江电”。下图为10月7日《民国日报》的报道：

胡适在10月7号的日记中剪报黏贴了《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但没有评论。

按照蒋公的如意算盘，实施“宪政”，就需要在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之上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总统，总统职位当然是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公担任。

他的提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胡汉民的强烈抵制，双方矛盾愈演愈烈。自1931年起，蒋公开始在日记中痛骂胡汉民。

2月6日：“胡则内讧，孙（连仲）则跋扈，内外夹击，此何时耶？”

2月10日：“晨起，与立夫谈国民会议筹备事。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规，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在身矣，戒之。”

2月13日：“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此也。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不可恕也。”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批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

2月15日：“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觉，为之奈何？继以‘司大令’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党’，故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各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

2月16日：“彼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

……

其频率之高，几乎到了每天必骂的地步。

老实说，我每次翻阅蒋公日记，都感觉此人心理不大健康。他这样骂人，每骂一次，受害感就加深一分。越骂越恨，越恨越骂，完全停不下来，已经全然不记得胡汉民当初是怎么支持他的了。

骂着骂着，蒋公终于冲动了。

2月25日，蒋公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日记，历数胡汉民各项罪状：

下午会客后，为胡事，又发愤怒。回汤山休息。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宜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且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国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年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人必欲强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满军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之士皆欲随总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褊挟刻薄者所断送。

三天以后，28日，蒋公记道：

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

次日举国舆论哗然，宁粤分裂的导火索正式点燃。

六

蒋公软禁胡汉民，国民党高层广东帮惊骇失色。孙科、陈济棠、古应芬等人相继联合起来，集体反对蒋公。汪精卫更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表示要与胡汉民捐弃前嫌，共同反蒋。几个月内，桂系军阀李宗仁连同“再造派”“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云集广州，另立国民政府。

也正是在宁粤分裂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当天，蒋公还在“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得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否难见效也。

日寇突然进犯，令蒋公在日记里着实表现了一把不惜死战的姿态。

9月26日：“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后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10月7日：“故倭寇果逼迫于我政府至绝境，而使我民族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按照他的说法，我本欲同日寇决一死战，以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奈何粤逆背后捅刀，为一己之利而不惜与日寇暗通款曲。

今天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粤逆”确实暗中勾结日寇，他们竭力谴责蒋公的不抵抗政策倒是真的。但蒋公斥责他们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国家公器，同样是句实话。

几年以后，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这次会议确立了总裁制，蒋公终于摆平了他过去一直未曾摆平的党权系统。次年，汪逆投敌，蒋公终于战胜了广东帮。

从表面上看，此时军权与党权终归于一统。但蒋公真的赢了吗？只消看看国民党各路军头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基本事实，便不难得出结论。而最大的受害者总是日寇铁蹄之下的中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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