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正】

今年国产电影《孤注一掷》上映后，反响颇为热烈；截至目前，已收获近39亿票房的佳绩。

这部电影通过真实案例改变，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东南亚电信诈骗集团的恐怖面貌，更给我们展示了诈骗集团是怎么骗人的，他们会通过怎么样的话术去PUA一个人，受骗者又是怎么上当的。

本文的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诈骗案例。只不过诈骗者不是某个民间集团，而是一个腐朽没落却贪婪成性的王朝。受骗者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在他的背后，同样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

故事主角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堂大人李鸿章。这是一个李鸿章、乃至整个大清王朝被心理PUA的真实历史。诈骗的标的是一段铁路，一段后来困扰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铁路。

一、骗局乍现

1892年8月，沙皇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股肱之臣谢尔盖·维特（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正式出任财政大臣。

维特是在铁路建设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并得到俄国决策中心重视的。对于他而言，自己的使命或者首要任务就是把俄国的欧洲部分与太平洋西岸连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当这条铁路修筑到贝加尔湖地区时，分歧出现了：往东的线路该怎么走？阿穆尔沿岸省总督杜霍夫斯科伊（С. М. Духовский）主张，铁路应该绕着黑龙江左岸俄国境内，修筑到海参崴。这条线路因此被称为“阿穆尔线”。

这就遭到了维特的坚决反对。确实从技术角度来讲，阿穆尔线远路，而且它离中俄边界太近了。来自中国境内的军事力量随时都有可能切断铁路线，也就截断了海参崴俄军的后勤。

对此，维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满洲线”——还绕什么绕呀？直接穿过中国境内直达海参崴，这不挺好吗？

1896年4月12日，维特撰写了一份《节略》进呈沙皇御览。他在《节略》中赤裸裸地写道：

（俄国）必须想方设法将中国北部的铁路网转入自己手中，首先要将由外贝加尔湖穿过满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干线握在手中。……（这是）最适合经济的、政治的及战略的要求。

他接着强调：

从政治和战略上看，……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中国的属部同俄国接近。

毫无疑问，想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一条归俄国人所有的铁路，只有一个办法，把东北变成沙皇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维特甚至狂妄地设想，一旦这条铁路干线建成，“短期内自然会由该线建筑支线到中国内地”。[1]

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案无非两种，第一种战争，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毕竟俄国在远东最大的假想敌是日本，以及跟日本越来越接近的英国。把清政府推到对立面去，实在太不划算了。即便俄国人能在战争中取胜，也将面临他们难以承受的巨大耗费。

于是谈判就成为了唯一的途径，怎样才能让清政府乖乖地把铁路送上门来呢？这就需要一场巧妙的外交骗局。

俄国人的设想并不是无的放矢。甲午战争后的大清朝野展现出了浓厚的“亲俄”倾向。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还曾指示驻俄公使许景澄向俄方表示，如果俄国对日本用兵，“中国愿与订立密约，以酬其劳。”[2]

《马关条约》签订后仅仅六天，1895年4月23日，俄国邀请法、德两国共同照会日本，“劝告”其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三国干涉还辽”让清政府感恩戴德。三天以后，4月26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就电请总理衙门代为上奏，其中竟然建议把新疆一部分割让给俄国，把西藏一部分割让给英国，换取英俄两国出兵援助中国跟日本人再打一仗。

盖俄、英本强，然历次条约尚无吞并中国之意，即以重利酬之，于彼有益，于我尚无大损。[3]

十一天以后，这个人又电请总理衙门代为上奏，提出干脆再把云南也割让给法国人好了：

朝廷若肯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边之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惟台湾可保，倭约竟可全废，断无战事。[4]

不要觉得可笑，清朝洋务派大概也就这种水平，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了。

不久以后，消息传来，日本被迫答应放弃辽东半岛。这下让清王朝振奋得不得了。1895年7月7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竭力主张与俄国结盟。这份折子写得贼精辟，我摘几段给大家欣赏欣赏：

或谓俄与中国，接壤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亦视我之抚驭如何。

就这知识水平还是别“抚驭”了，不“抚驭”还好，一“抚驭”不都白送了吗？俄国人不就等着你抚驭吗？接下来一段话更搞笑：

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未有。前以伊犁还我，此次与法德争还中国辽东，其为德于我更大。而顾疑其有他，不复推诚相与，则是合者离之，厚者薄之，将谓中国不足为缘，益成孤立之势。[5]

你看看这个话，俄国人“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废话，人家通过外交忽悠就能从你这里拿到想要的东西，干嘛还要打仗？什么《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我们今天觉得是奇耻大辱，清朝人无所谓的，不懂的。

十多天以后，7月19日，张之洞也上折子，配合刘坤一的论调：

查俄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

这玩意儿估计俄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关键是接来下一段话：

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协济。[6]

所以你看，俄国人不忽悠大清，还能忽悠谁呢？

当然，具体人选么，肯定有比他张之洞、刘坤一更合适的。

二、敲定对象

诈骗的构想有了，诈骗条件具备了，那么就需要找一个具体的人选充当诈骗对象。谁？

一开始，财政大臣维特选择的是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许景澄是清王朝重要的“亲俄派”，也是“与俄国结盟”的重要鼓吹者。

时任驻俄公使许景澄

“三国干涉还辽”尘埃未定，1895年11月上旬，维特就急不可耐地试探许景澄：哎，你们中国人是不是现在没钱？是不是缺乏建造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没事，我们有，用不了三年，大概1898年，我们的铁路就能修到黑龙江边界了。到时候你们铁路修不好，对我们来讲也很不方便是不是？要不这样吧，我们帮你们修行不行？我们签订一个合同嘛，不妨碍你们中国的“事权”的，你们还担心什么呢？

到这一步，还不算是诈骗的开始，这只算诈骗的试探，看看行骗的空间大不大。

许景澄没敢给维特做出什么保证。他就打太极：哎我们中国已经决定自己修建这条铁路了，现在要改成委托俄国人修建，我级别太低做不了主，没法给你承诺的。[7]

许景澄的答复让维特意识到，这种试图意义不大，因为跟许景澄这种人没啥好谈的，级别太低。得找一个级别够的人。

那肯定不是张之洞，张之洞也不搞外交的，而且张之洞一听到俄国要在中国东北修铁路，这下脑子清醒起来了。大清的龙兴之地，不是新疆西藏可以比的。于是立即上奏反对，要求朝廷赶紧定死，东北铁路必须中国自己修建。[8]可见张之洞这人也不是太昏。

那么俄国人要选谁骗呢？这还用选吗？我们的老朋友中堂李大人。

1895年冬，沙皇亚利山大三世驾崩，尼古拉二世继位，定于次年5月18日，也就是尼古拉二世生日这天，在旧都莫斯科举行加冕大典，邀请各国派代表参加。

清政府派谁去呢？湖北布政使司王之春。俄国人一看，这人级别也太低了，你看看其他国家都是亲王级别的，你派个地方行政官员过来，太说不过去了吧，怎么样你们也得派个宗室王公或者大学士吧。[9]

这个要求滴水不透，还真没法拒绝。但问题是，清王朝还没有宗室王公出使的先例啊，大学士里头挑个人，挑谁呢？那不就只有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最合适吗？

1896年2月10日，朝廷任命李鸿章担任“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出使俄皇加冕大典，并取道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

于是这一年的李鸿章在网络营销号上就有了各种传说，比如什么在巴黎万国运动会上高唱《茉莉花》，于是《茉莉花》成为代国歌；比如什么李鸿章会见俾斯麦，吹牛他镇压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俾斯麦回答“我们德意志与贵国恰恰相反，以屠戮本民族为耻，以消灭异族为荣”，一句话就让李鸿章羞愧难当。

反正李鸿章1896年的谣言经久不息，但李鸿章在这一年真正干了什么？这些营销号只字不提了。

言归正传，清朝统治者对李鸿章这次出访非常重视。任命下来的半个多月后，2月28日，慈禧太后亲自召见李鸿章，跟他谈了大半天，“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10]她还是别谈了，越谈越糟。

还有些朝廷重臣，比如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还专门与李鸿章详细商谈“密结外援”的问题。[11]用李鸿章本人的话来讲，他带着任务去的，任务就是“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12]清朝统治者们不知道，俄国人正张开了口袋，等着他们往里钻呢！

所以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李鸿章的出使是沙俄外交第一回合的胜利。”[13]具体的诈骗对象敲定了呀，那就根据他设计一套诈骗方案好咧。

李鸿章这还没出发，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就十分“殷勤地”给李鸿章规划了一条行程路线图——乘坐法国轮船，从上海出发，穿过苏伊士运河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再改乘俄国轮船，直接前往敖德萨，从敖德萨登陆，坐火车前往圣彼得堡，“免由德、法行，致多周折。”[14]俄国人真是无微不至啊！

俄国人如此无微不至当然不是担心李鸿章舟车劳顿，而是担心，他要是途径法、德，被人教坏了怎么办？要知道，在西方列强眼里，李鸿章就是个宝，大家都巴巴地等着通过他攫取好处呢？俄国人必须抢在前头，千万不能让德国人、法国人捷足先登。

确实，俄国人真懂清王朝。西方人靠坚船利炮未必得到的好处，俄国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忽悠来。好处他们捞得最多，却总能让清王朝觉得俄国人还不错，比其他列强好，刚才提到张之洞、刘坤一的折子就是例子！

1896年李鸿章出使沙俄并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关于这点，维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得很清楚：

我已经得知英德奥各国都很想笼络李鸿章，他们要他经过西欧前往圣彼得堡。与此相反，我则希望他在到达俄国以前，不要涉足任何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一旦到了欧洲，一定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各种各样谋略的目标。[15]

你在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你跟对方讲，“我要不再跟别人商量商量？”“我要不再去别家看看？”对方肯定着急。他们最好你就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头，接触不到外人，因为一接触到外人，你可能就恢复理智了。

俄国人当然不希望李鸿章接触到其他列强。怎么办呢？直接派了一个皇族乌赫托姆斯基公爵（Esper Esperovich Ukhtomsky）亲自苏伊士运河北口截住李鸿章，免得他蹿到欧洲去！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果然不负众望，直接把李鸿章拽到一艘叫作“俄罗斯号”的俄国轮船上，拉到敖德萨——俄国的地盘上去了。

1895年4月27日，李鸿章抵达敖德萨港，正式开启了俄国之行。为了满足李鸿章的虚荣心，俄国人甚至以接待元首的规格，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还派了一支军队，给李鸿章充当“荣誉卫队”。[16]真是牌面十足！

所有这些都让李鸿章如沐春风，这俄国人靠谱、能处，他在4月27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开头就说：“顷抵倭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17]

他怎么就不想想，他算哪根葱？俄国人凭什么对他“接待甚恭”，那不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吗？！

4月30日，李鸿章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那里等候5月18日的莫斯科加冕大典。按照维特的说法，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是拿下李鸿章的最好窗口期。[18]中俄密约谈判正式拉开了帷幕。

三、诈骗预热

李鸿章贵为“洋务派”领袖，其实对于洋务是不大懂的。他的许多洋务举措需要依靠身边那些洋人雇员，比如俄国人柯乐德、德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美国人杜德维、英国人赫欧等等。

我们今天一些神吹洋务运动的所谓“学者”和营销号作者不懂这个道理，但当年的俄国人是懂的。我要搞定李鸿章，我得先从他周边这些洋人下手吧。

早在1895年12月，维特就建议沙皇“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俄国驻北京公使支配”。[19]为了进行贿赂，他们还专门委托一名官员负责此事，他既是财政部的官员，又是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还是俄国铁路公司的代表，叫作罗特什捷英，中文名叫作“罗启泰”。

这边李鸿章刚到圣彼得堡，罗启泰就开始向他周边的人大撒币，“用百万法郎来诱惑对方”。比如柯乐德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俄国人，又有百万法郎的诱惑，当然就对俄国方面的要求“欣然接受了”。[20]毫不夸张地说，大清对于俄国人单方面透明。

5月3日，李鸿章第一次会见维特，就很有戏剧性。维特穿上漂亮的制服出门迎接，完了李鸿章在客厅入座，接着按照“盛大而讲究的排场”上了一堆茶点。

1892—1903任沙俄财政大臣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

有意思的是，维特问李鸿章，“阁下您是否想抽烟。”李鸿章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里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抽烟的仪式。”[21]

这一轮排场下来，双方开始谈判。哦，准确地说，应该是维特开始了对李鸿章的忽悠和PUA。

维特宣称：

我们俄国人是最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了，我过去尊重，将来也会尊重。李大人我跟你讲啊，你们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是想出兵帮你们的，可惜呀，当时我们到远东没有铁路啊，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路没走到一半，战争都结束了呀。总之不是我们不想帮您们啊，条件不许可啊，您说怎么办呢？

要不我们修条铁路，“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以后日本人再敢欺负你们，我们立马出兵，坐着火车就赶过来了。

李大人，我跟你讲啊，这条铁路不光是国家安全的事情，铁路一修，你看周边的经济都能带动起来。而且我保证，日本人只能干着急，他们不好反对的，毕竟铁路修起来了，日本人到欧洲也有路上通道了呀。[22]

修铁路这么大的事情，李鸿章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回答维特，大概是说，俄国人愿意援助我们，我们当然很欢迎啊，但把满洲铁路的修筑权交给你们俄国人，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做不了主。

李鸿章是这样向总理衙门报告的：

鸿谓代荐公司，实荐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

大概翻译一下，维特说，我们俄国财政部可以给你们推荐铁路公司，帮你们修铁路。李鸿章回答他说，这跟把铁路直接交给你们俄国人有啥区别？这会侵害我们主权的呀，而且今天你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条铁路，回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有样学样，都来要求修铁路了怎么办？

如果说李鸿章没向总理衙门撒谎，他确实是这么跟维特讲的，那么李鸿章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的。说明他脑子到这个时候还比较清楚，确实比什么刘坤一之类的人更懂洋人一些。

然后呢？维特听到李鸿章拒绝了，就开始吓唬他：“若竟不允，自办又无期，俄拟做至尼布楚一带即停工侯机会，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矣。”[23]

我不知道李鸿章听完这番吓唬以后，会怎么表态。但他至少给了维特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突破口。维特这样描述跟李鸿章面谈的效果：

很自然地，李鸿章立即表示反对。不过，我从谈话中窥察出他的意思，如果他能确实知道我们的皇帝希望这样做，他会赞同我的提议。因此，我请皇上接见李鸿章，皇帝这样做了。[24]

对照双方的陈述，我们可以知道，李鸿章并没有把会谈的情况完全报告给总理衙门。

四、虚情假意

我们碰到诈骗，不用说诈骗，就是有些合法的营销，对方很善于跟你套近乎，攀亲近，给你送点温暖，这样才能让你放下戒备。

李鸿章跟维特会谈完的第二天，5月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接见他了。李鸿章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国书和礼物。然后尼古拉二世非常非常贴心地关怀了一番李鸿章：哎呀，您这把年纪远道而来，太辛苦了，《马关条约》谈判时候的那个枪伤好了没呀？还疼不疼啊？（“俄主谓远来辛苦，慰劳周至。询及马关伤痕是否作痛”。）[25]

仅仅三天以后，5月7日，沙皇借了个理由，以“回宫验收礼物为名”，又接见李鸿章了。而且这次接见非常私密，中方只有李鸿章和他儿子李经方两个人参加，“不使他人闻知。”等验收完清朝赠予的礼物以后，沙皇特意把特意把李鸿章父子“引至便殿，赐坐畅谈”。

沙皇就讲了：我们俄国就这么点人，领土已经够大了，都管不过来了，肯定不会侵占他人尺寸之地的。

是啊，在你们中国东北修铁路，对于我们来讲是有点商业利益，但主要还是对你们中国有好处啊，我们关系这么好对不对，将来什么日本、英国还找茬，我们俄国军队坐着火车就过来帮忙来了。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在你们中国境内修条铁路不可，实在是你们中国资金、技术都不足啊。这个事情拖着拖着，铁路没修好，日本、英国来找茬了怎么办？我们想帮忙也赶不过来的呀。

你放心，铁路虽然由我们俄华道胜银行来负责筹建，但铁路仍然归你们管啊。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不是太常见了吗？你有啥好担心的？

（谓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花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等语，较微德前议和厚，未便壅于上闻。）

看了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我都对沙皇尼古拉二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感动得不行。李鸿章怎么评价沙皇这番谈话呢？两个字——“和厚”，所以他建议总理衙门把这些原原本本报告给皇上（“未便壅于上闻”）。

我说得难听点，东南亚那些个诈骗集团，不也就这种话术吗？我们复盘那些被诈骗的案例，往往能发现诈骗集团的话漏洞百出。其实他们也知道他们漏洞百出，所以他们一定会催逼你在头脑发热的时候赶紧做决定，一旦人冷静下来以后，就不那么容易上当了。

公正地说，每个人都有弱点，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保持理智，当然也就不可能让诈骗集团无懈可击。但是我们记住一个原则，碰到任何来源不清晰的网络或电信转账要求，你一定要跟他讲“事关重大，让我冷静地考虑考虑”。要是对方着急了，各种明示暗示，你还考虑什么犹豫什么，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打钱。那么你就要提防了。因为任何一个正规的卖家，他比拼的是产品和服务，他都会允许顾客花时间货比三家。那些不给你留时间的所谓“卖方”，大概率是骗子。

不幸的是，李鸿章不懂这种心理PUA战术。他确实告诉俄国人“事关重大，让我们冷静地考虑考虑”。于是俄国人着急了，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什么呀？我跟你说，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赶紧的呀。

5月8日，也就是沙皇第二次接见李鸿章的第二天，俄国外交大臣洛拔诺夫（全名“阿列克谢·鲍里索维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又来了。他邀请李鸿章与财政大臣维特共进晚餐。反正还是那番话术，什么时不我待，什么“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之类的，逼李鸿章赶紧做决定。

1896年李鸿章访俄在下榻处与俄外交官的合影

维特甚至拍胸脯说，你们中国人自己建铁路，十年不一定建的好，到时日本人再打过来怎么办？听我的，三年就建好了。（“微谓三年必成”）

反正李鸿章还是那个回复：哎呀，东北这个地方地形复杂，人迹罕至，不太好办呀。要不这样吧，我们先签订同盟条约，铁路的事情，再考虑考虑。

对方一听，更着急，索性摊牌了：铁路建不成，中俄两国没法结盟的，要结盟，先修路。（“华有事俄助，俄有事华助，总要东路接成乃便。”）

其实到了这一步，诈骗集团的面目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心里没鬼，你着什么急呀？你产品和服务好，让人家多考虑考虑，自然会选择你。这么着急，必然有鬼。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这样的情况，基本可以挂电话了。国际外交场合当然不允许这么挂电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暂缓与俄国结盟这个目标，着重研究如果不跟俄国结盟，还有没有别的结盟对象，或者说跟其他列强结盟与跟俄国结盟，各自的代价是什么？好处是什么？总之，这个时候，你应该冷静下来货比三家了。

不幸的是，李鸿章和他背后的整个清政府都不会这么做。那个时候的清王朝似乎被“中俄结盟保平安”这根胡萝卜给吊住了，仿佛与俄国结盟是当前必须要尽快完成的战略目标。一旦当俄国人着急摊牌“铁路建成才能结盟”，清政府居然比它更着急。

在座的观众可能有人曾经不幸上过电信诈骗的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当时是不是这样的状态？

即便撇开电诈集团不谈，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被某些巧舌如簧的销售忽悠过的经历：花了许多钱，买了一个可能不值这个价钱的东西，本来货比三家，我们可能以便宜得多的价格把它拿下来，但是我们却一时脑子发热，没有这么做。

总之，当我们十分迫切地想要完成一个目标，十分迫切地想要把这个东西拿下，这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被突破的。当时的李鸿章，以及他背后的清朝统治者就是这样的状态。

俄国人抓住清王朝这样的心态，他们就可以直接摊牌了。

五、直接摊牌

李鸿章再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这样说道：

鸿按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又难中止，两事（指“修铁路”和“结盟”）相因，应否先修订援助，后议公司，请代奏候旨。[26]

我们玩味一下这句请示，表面上看，李鸿章说，怎么办全凭朝廷做主。但事实上，他的态度很明确：哎呀，铁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修建啊，要是不允许俄国人在我国东北修铁路，同盟条约就签不成了呀。这不就暗示朝廷吗？还是答应俄国人的要求吧。

这边总理衙门接到电报后，还在研究。那边仅仅五天以后，5月13日，俄国人又来了，这次更直接，直接就拿了一份协议草稿，怎么样？签字吧。

看得出，沙俄和清政府都很着急。清政府着急的是，要是我们不赶紧把沙俄拉过来，不赶紧与沙俄签订同盟条约，它变卦了怎么办？沙俄着急的是，丫儿的怎么还不上当？再不上当，回头他脑子清醒了，就不好忽悠了呀。

这份条约草案总共六条内容，我简单概述一下：

第一条，大意是日本或者日本的盟友，如果侵占俄国、中国或朝鲜的土地，那么另一方有义务倾尽全力，出兵援助。

第二条，一旦开战，缔约双方都不能私下与日本及其盟友媾和。

这两条规定了缔约双方的基本同盟义务。但从这两条来看，似乎对大清还是有利的。因为以当时人的眼光看，日本及其盟友入侵中国或朝鲜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入侵俄国的概率呀。也正是这种错觉，迷惑了清王朝的决策者，让他们觉得应该赶紧跟俄国缔约，从而丧失了谈判的主动权。

重要的是，条约草案的第三、四、五条。

第三条：一旦开战或者一旦发生战争风险，中国沿海所有口岸都向俄国军舰开放，当地官员必须配合俄国军队。

这是一项对于清政府的单方面条款。只要条约生效，俄国人就可以借着军事需要或者战争风险的借口，随意征用他们认为有用的中国沿海口岸。通过这项条款，俄国人实现了他们在远东获得不冻港的夙愿。

老实说，即便这项条款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一旦开战或者一旦发生战争风险，中俄双方都有义务向对方海军开放港口——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因为俄国海军的实力要远远强于清政府。清政府没有能力使用俄国港口，俄国人却有能力使用中国港口。

然而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俄国人都不愿意给。

第四条：俄国公司负责在中国黑龙江和吉林等地修建铁路，直达海参崴。

尽管俄国人很虚伪地在这项条款中加入了一些照顾清政府面子的文字，比如“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但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卵用，俄国人要的是使用权和管理权，一旦俄国人把这个权利拿到手，铁路沿线的地区都受他们控制了。这个问题我等会儿再解释。

第五条：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俄国均可以使用这条铁路运送军队、军火和粮饷。

这就不用解释了，反正这条铁路就给俄国人用了呗。

第六条：规定条约的有效期限为十年。

李鸿章拿到条约草案文本以后，仅仅在第四条后面加上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就把条约草案文本上报给了总理衙门。他大概觉得，中俄合资成立公司，铁路的控股权不完全在俄国人手里啊，这个铁路我们还是占有股份的嘛，这就不算出卖国家权利了。就你这小心思，俄国人有的是办法对付。

李鸿章还特意在电报最后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莫斯科礼节繁重，在彼当住十余日即赴德。[27]

你细品这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不就相当于说，朝廷赶紧批准吧，再拖着不批准，可就没机会了哦。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你丫李鸿章站哪头的？崇厚这个德性，李鸿章也这个德性，清王朝那些钦差出使大臣能不能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为什么每每站到对方那边考虑问题？

总理衙门研究了一番，给李鸿章拍去一份电报，主要内容有两项：

第一，铁路必须自己办，我们可以买俄国的材料、聘用俄国工匠，这些都没问题，但铁路必须完全是中国的。

第二，提出了自己的条约草案文本，大概有三项内容：

（一）中俄双方都承担彼此援助的义务。这点没啥好说的。

（二）松花江和混同江“彼此行船”。

我们看地图，松花江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俄国军舰和商船能够通过松花江进入中国。混同江指的是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以后的那段黑龙江，也就是黑龙江下游。地图上很清楚，黑龙江有一大段是在俄罗斯境内的。也就是说，中国军舰和商船能够通过黑龙江进入俄罗斯。

（三）中国以五百万两白银入股俄华道胜银行。[28]

华俄道胜银行旧照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总理衙门至少比李鸿章清醒点，至少他提出的条约草案，还能保证一个形式上的平等。

六、成功收网

5月16日，李鸿章接到了总理衙门的指示。又过了两天，5月18日，他拿着总理衙门的指示去跟俄国外交大臣洛拔诺夫交涉了。

洛拔诺夫看到中方条约草案，直接怒了，逐条反驳：

什么？你们中国人要自己建铁路，还说可以雇用俄国工匠、购买俄国建筑材料？你们中国有钱吗？你们中国已经欠了一屁股债，我跟你说，我们俄国不会钱借给你们的。（“此需巨款，恐华债已多，难再借。”）

什么？你们要出资五百万入股俄华道胜银行？我跟你说，这点钱不够的。（“告以筹五百万付银行。彼云太少。”）

什么？你们中国人要自己设立公司修建铁路？你去跟财政大臣维特谈，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又告以用俄公司改为中国公司。彼云，俟约同微德会议。”）

什么？你们想条约期限延长为二十年？可以呀，但我话说在前头，铁路修不好，什么条约都免谈！（“第六应改为二十年。彼云可商，但铁路无成，另约即毋庸议。”）[29]

当天，李鸿章就拍电报给总理衙门，汇报了俄国人的态度。还没等总理衙门答复，第二天，5月19日，俄国人就拿了一份条约修改稿过来了。这份修改稿做了俄国人上一份草案三处修改：

第一条，原草案规定，日本或者日本的盟友，如果侵占俄国、中国或朝鲜的土地，那么另一方有义务倾尽全力，出兵援助。修改稿把“或者日本的盟友”给删掉了。

对此，洛拔诺夫在跟维特商量的时候讲的很清楚：我们傻啊，真要负起保卫中国安全的义务吗？哪天英国跟日本结盟了，或者法国、德国跟日本结盟了，那这不都成我们潜在敌人了吗？这不行，条约最多只针对日本一个国家。[30]

第四条，这是关于铁路修建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草案这条末尾，李鸿章加上一句“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俄国人说，行，你李鸿章不是要求中俄合办铁路公司吗？那我就改成“此路由中国国家准交俄华银行承造经理”，俄华道胜银行不就是中俄“合办”的吗？

但事实上，这家银行就是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完全归俄国人控制。

第六条，原草案规定条约有效期十年。俄国人说，你李鸿章要求期限是十五年，那么我们各退一步，改为“十五年”，但是有个前提，“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期。”

换句话说，你不把铁路给我，什么同盟条约都免谈。[31]

一般来说，外交谈判就像菜市场买菜，需要讨价还价。这边卖菜的先把价钱开高一点：这菜多少钱一斤？八块。对方买菜则要尽可能地把价钱压低：你这也太贵了，两块钱卖不卖？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双方不断从自己原先的价码上后退，逐步趋向一致：五块钱一斤，成交。

但俄国人这回反着来的，清政府压完价之后，俄国人索性给了个更高的价。这份修改稿比原草案还要苛刻！

然后李鸿章基本上答应了。几乎唯一实质上的改动就是，中国方面向俄华道胜银行出资五百万，换来一个“由中国政府派妥员总办”的虚名，这个所谓的“总办”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就这样，你还谈什么谈呢？干脆一上来就答应人家好了，俄国人还多承担点条约义务吧。

李鸿章把他跟俄国人商议后的条约文本汇报给了总理衙门。几天以后，5月23日，总理衙门回电，同意了前四条，并把最后两条拎出来再议。[32]也就是说：

第一，我们大清虽然答应把东北铁路交给俄国人，但我们要面子的，绝不能承认我们是先卖路，再跟你签订同盟条约。

第二，你们俄国人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有权利使用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这是不是太过分了？这得要商量一下的呀。

第二天，5月24日，李鸿章又拿着总理衙门的指示，去跟俄国人谈判了。

洛拔诺夫和维特一看，坚决不同删掉第六条，先修路，后结盟，这是一切一切的前提，一个字都不能动！（“六款通篇结穴，一字不能改动，否则此约作罢论”。）

你们不同意第五条“俄国无论战时平时，都有权运送军队、军械和粮饷”是吧。行，那我们让一步，加上这一句“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这总行了吧，这下你们总放心了吧。

我们都让步了，你们也得让一步吧。第二条规定，一旦爆发战争，缔约双方都不能私下与日本媾和。我们再加一句，“如非敌国不再此例。”[33]

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呢？一旦跟日本人开战，俄国人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接受其他列强的调停了呀。比方说，英国与日本结盟，日本发动侵略，那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但英国不是啊，我可以跟英国人媾和的啊。英国人出面先跟日本人谈妥，我再跟英国人谈妥，那不就不存在私下跟日本媾和的问题了吗？

好家伙，这同盟条约签了个寂寞。俄国人白赚一条铁路和中国沿海港口的战时使用权，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实质上的条约义务。

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汇报中，怎么评价俄国人的方案呢？一句很简单的话：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34]四天以后，5月28日，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拍去份电报，其中说道：俄主定二十六（即公历6月7日）回銮，部臣随去。亟盼文电核准施行，迟则无及。[35]

这些话说白了就是，到底要不要跟俄国结盟，你们赶紧做决定，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真的很怀疑，丫是来跟俄国人谈判的吗？哪有他这么谈的？他到底是代表中国谈判，还是代表俄国催债？

总理衙门把李鸿章的汇报上呈给了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还是皇上和太后牛逼啊，乾纲独断：要卖赶紧卖，现在不卖，以后没机会卖了。

两天以后，5月30日，谕旨：

李鸿章十二日（农历四月十二日）电悉。中俄睦谊从此加密。着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外务大臣画押。约内字句均照所改订定。至公司合同，着许景澄就近商酌，随时详电总理衙门，奏闻请旨。约文全篇并着总理衙门电去。钦此。[36]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签署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史称“中俄密约”。

1896年《中俄密约》文本

这样一份事关中国国运的条约，从5月3日开始谈判到6月3日，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场外交博弈中，俄国人着急，清政府也着急，往往相对不那么着急的一方，就能够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不幸的是，我们比俄国人更着急。我都不知道清政府为什么就这么着急？

听到这里，想必大家的血压已经很高了。给大家吃颗降压药。五十四年以后，中苏双方的位置颠倒了过来，那会儿斯大林比我们更着急。

七、受贿之嫌

评价一下《中俄密约》，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条。

俄国据此享有了对中国东北修建和管理铁路的权利。铁路的干线从满洲里路径哈尔滨到绥芬河。这就是后来对中国近代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国东北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东省铁路”，清朝的时候则叫作“清东铁路”。

俄国人有权在铁路沿线和往来列车上派驻警察，有权在铁路沿线建造工厂，有权开采铁路沿线的矿山。千万不要小看派驻警察，警察权是一个国家治权的象征，这个铁路警察完全可以是一支准军事化的部队。在铁路沿线二十公里内拉条警戒线，你就别进来了。这种事情后来日本人、苏联人都在中东铁路上干过的！

对此，维特讲的很清楚：

中国同意割让给我们一条足以建筑和经营这条铁路的狭长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以内，铁路公司可以自置警察并行使完全的、不受任何妨碍的权力。关于铁路的修筑或运用，中国不负任何责任。[37]

我们注意他的措辞，“中国同意割让给我们一条……狭长的土地。”为什么帝国主义喜欢在我们的领土上修铁路？

1900-1901年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

这种铁路跟我们今天中国公司在海外修建的铁路是不一样的。中国公司只是赚钱，只是单纯的市场行为，人家帝国主义不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控制铁路沿线管理权的！

我读中学时，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朝日新闻》的话：

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它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纵于铁道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生死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凡地方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之民，皆我俎上之肉。

当时我看不懂这段话啥意思，不就修条铁路吗？怎么人家在我们这里修条铁路，就“凡地方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之民，皆我俎上之肉”了？

但是我们看了上面这段历史，就能明白《朝日新闻》为什么会这么讲了。

日本在1932年强占中东铁路南段成为南满铁路

毫无疑问，李鸿章要负首要责任。

他的奇葩操作我是真的不理解，不是说我一个人不理解，而是很多史学家也不理解，甚至俄国人自己都不理解。苏联学者鲍里斯·罗曼诺夫扒出了维特的回忆录和相关俄国档案，一口咬定，李鸿章接受了贿赂。

维特在《回忆录》里讲得很清楚：在我和中国人谈判时，我用贿赂的方法使他们为利益所动，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另外，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8年3月7日有一道手谕：从所谓李鸿章基金中提出十七万五千卢布，送来朕处，朕自有用。这道手谕下达的时候，李鸿章本人已经作古将近七年。

所谓的“李鸿章基金”，正式名称叫作“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的特别基金”。从名称就能看出来，这是对于清政府方面出卖铁路权益，而给予的金钱补偿。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批准这份基金合同的时间是《中俄密约》签字的第二天，总金额三百万卢布。

李鸿章到底有没有受贿，这个学界还有争议。我干脆把话说得直白一点，有少数学者极力为李鸿章辩诬，说他没有受贿，但我认为这些辩诬站不住脚。

其实这个问题倒在其次，因为这三百万卢布不是给李鸿章一个人的，而是用于疏通清朝重臣以及东北当地官员的！换句话说，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清政府大批官员有集体受贿之嫌。

但归根结底，还是紫禁城里的皇上和太后。后来清王朝的垮台，他们所有人都是推动者。

八、历史耻辱

对于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还自鸣得意，回来以后还吹牛逼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38]

但事实上呢？一年的无事都得不着，西方列强很快就蜂拥而上，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了。

精明的英国媒体人不会放过李鸿章身上的任何一个新闻。上海《字林西报》很快通过行贿拿到了一份所谓的《中俄密约》复制本，并将它全文公开。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

《申报》披露的中俄密约 图片来源：青岛市档案信息网

这个所谓的复制本是怎么记录的呢？

第一，中俄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与日本发生战争，中国都义务向俄国开放沿海各港口。

第二，中国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出资建造东省铁路。

第三，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港，有权在中东铁路沿线附近开设矿山、修建工厂。

第四，俄国租借胶州湾，租期15年。

第五，东北三省新军编练一律聘请俄国教官。

毫无疑问，《字林西报》的所谓“披露”是严重夸大其词的，李鸿章还不至于这么昏聩，能签下这样一份条约。但如果放任事态发展，上述内容都是迟早的事情。

沙皇连中国东北的铁路都拿到手了，远东不冻港他能不要吗？西方列强看到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划势力范围，他们能不蜂拥而上吗？一下子全来了。

1897年11月1日，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史称“巨野教案”。十二天以后，11月13日，德皇威廉二世借口“保护传教士”，出兵占领青岛并控制胶州湾。

消息一传到朝廷，李鸿章赶紧前往俄国公使馆寻求援助：中俄两国是盟友，你们俄国得要援助我们的！李鸿章甚至搬出《中俄密约》第三条，一旦发生战争风险，中国沿海所有口岸都向俄国军舰开放，当地官员必须配合俄国军队。德国强占胶州湾，这是损害你们俄国人的权益啊。

俄国方面一听，对呀对呀，你放心，这我们肯定得帮你的。然后出兵把旅顺和大连湾占了。

他李鸿章不知道，俄德两国早就商量好了！

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李鸿章、许景澄分别与俄国代表在北京和圣彼得堡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条约不仅租让了旅顺、大连，还允许俄国人从旅顺修建一条铁路支线直达哈尔滨，跟中东铁路干线连成一个大大的“T”字。这条铁路未来将给中国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954年苏军撤出旅顺，问题才基本解决。

自此帝国主义列强开启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纷纷修铁路、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各国商品通过租界地绕开中国关税，在其势力范围内横行无阻。中国统一的市场就此瓦解，分裂中国的经济基础迅速形成。

清政府的联俄政策祸国殃民，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李鸿章联俄政策的失败，让一些维新志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觉得还是日本比较靠谱，要不我们还是联合日本好了。很快，中国近代史就将上演一幕新的悲剧。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相关史料介绍

《中俄密约》，顾名思义，“密约”当然是高度机密的。

密约内容最早曝光，是1896年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但是其曝光内容跟真实密约内容相去甚远。梁启超在写作《李鸿章传》时，也采信了《字林西报》的内容，然而这是严重夸大其词的。

直到20世纪初，《中俄密约》的内容才先后以私人和官方的形式公诸于世。然而交涉始末仍然不甚清楚。

《翁同龢日记》对此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时曾接触有关密约交涉的电报。但以事关秘密，对之一概缺而不录。竟至于王芸生编纂《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谈及《中俄密约》：“编者曾请故宫文献馆查览档案，经单士元先生费数日之光阴，遍阅各档，仅见一军机大臣奏片曰：‘谨将李鸿章电码恭呈御览’，寥寥数字，至电码及译文，皆不见。”[39]

要之，中俄密约谈判在当时极为机密，皆以加密电报的形式往来沟通。“这些电报皆用一种特殊的密码，而由军机大臣亲自翻译，不像普通电报，皆由军机章京所翻译者，更足见交涉时的秘密。并且普通的电报在进呈御览以后皆载入军机处的档册中，唯独这批电报原文既不登载，有时只记明电码一件，而不登载原文，使后人研究者亦无从查考。”[40]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俄国方面的材料。1922年，《维特伯爵回忆录》出版，部分披露了俄国方面的目标和策略。1928年苏联出版了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一书，引用了部分俄国档案，较为完整地披露了这一史实。

至于中方材料则要等到几十年以后。国民党败逃台湾以后，在从大陆带去的大批晚清外交档案中发现了中方的往来电报，在1965年以《光绪中俄密约全卷》影印公布。《中俄密约》的中方决策过程至此才大白于天下。

此后，李宗侗（《中俄密约》谈判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孙）将所涉密电重新增补编辑，题为《密约交涉未刊电稿》，公布于世。1989年，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第73号，整理收录了相关电文，题为“李鸿章《中俄密约》交涉未刊密电稿”。（后编入《近代史资料文库》第3卷）

如何评价李鸿章在中俄密约谈判中的所作所为呢？想起某师弟曾对我说起，“我原对李鸿章颇抱同情，私意不平等条约究系国力未逮之故，罪不在李氏，直至读罢《中俄密约》有关电报，方觉此人真特么的大撒币！”

注释

[1] 《财政大臣维特的节略》，1896年4月12日，苏联《红色档案》杂志，1932年，第52期，第91—102页，转引自刘存宽：《国际外交史上的大骗局——论光绪中俄密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第183页。

[2]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9卷，第23页（卷页）。

[3]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电奏”，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436页下栏。

[4] 《张之洞全集》第4册“电奏”，第439页。

[5]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20（B）—21（A）页（卷页），总第1943页。

[6] 《张之洞全集》第3册“奏议”，第262页下栏—263页上栏。

[7] 《清末民初文献丛刊·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年影印本，第9页A（卷页），总第471页。

[8] 《张之洞全集》第4册“电奏”，第445页上栏—446页下栏。

[9] 《翁文恭公年谱》，第83页。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60页（文集页）。

[11] 《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四。

[12]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李肃毅侯挽诗自注，诗草笺注本，第380页。

[13] 刘存宽：《国际外交史上的大骗局——论光绪中俄密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第184页。

[14] 《寄彼得堡许钦差（许景澄）、上海马眉叔（马建忠）、巴黎庆钦差（驻法公使庆常）、李伯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电》，《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3页。

[15]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7—68页。

[16]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8页。

[17] 《寄总署，天津交李经迈电》，《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8页。

[18]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8页。

[19]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陶文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6页。

[20] 《俄国在满洲》，第101页。

[21]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8页。

[22] 参见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9页。引用时在保留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做了口语化的改动。

[23] 《清季外交史料》第121卷，第22页B（卷页），总第2030页。亦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9页。

[24]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9页。

[25] 《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9页。

[26] 《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0页。

[27] 以上条约草案内容，均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1—12页。

[28]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2页。

[29]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3页。

[30] 参见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0页。

[31]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3—14页。

[32]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4—15页。

[33]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5页。

[34]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5页。

[35]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5页。

[36] 参见《近代史资料》第73号，第15页。

[37]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0页。

[38]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380页。

[39]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13页。

[40] 李宗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转引自吉迪整理：《李鸿章<中俄密约>交涉未刊密电稿》，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第7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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