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5月9日到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化论坛”上，即以此为主题。与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讨论不同的是，此次会议由于持儒家立场的学者的参会，“打倒孔家店”究竟错了还是对了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此前，观察者网已刊发复旦大学丁耘教授参加的对话，本文为中山大学甘阳教授的相关言论。

甘阳未在此次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但参与了相关讨论。本文由观察者网马雪根据会议录音，整理甘阳的相关发言而成，未经作者审订。】

如果新文化运动不是以打倒孔家店为主调的话，那新文化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开这个会。严格地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不能并列起来。甲午以后每一年变化都非常大，从1915年新青年刚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间有很多可能性。1915年完全是帝制崩溃的一个反应，所以要做一些区分。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根本的意义就是打倒孔家店，否则新文化运动那份杂志没有必要讨论，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提出通三统，并不是说三通可以化为一统。这三统的张力非常大，但这这个张力可以成为比较健康的张力，也可以成为一个消耗性的张力，这要看整个社会的氛围。

无论是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还是阿锐基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这两种提法都非常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二十世纪，我认为是从1895年开始，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一是甲午根本改变了整个东亚局势，二是甲午导致整个中国惊慌失措，过度反应。其实大清没到非要推翻的时候。康有为的基本主张，就是帝制是不能推翻的，所以必须保皇，只有在整个君主制不推翻的前提下，中国才有和列强有充分打交道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深刻，而且从未动摇。梁启超就差多了，对于重大政治问题，最核心的政治问题，梁启超是二流的。

甲午战争以后，事实上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整整二十年时间，列强在东亚的军事侵略都存在，所以说，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外部压力没有增大。如果康有为的改良操作得法的话，实际上是有可能成功的。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来看，我认为中国的二十世纪起点是1895年，而且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后的思考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苏联虽然存在了六七十年，如果再过五百年，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无论学的是苏俄也好，英美也好，所有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归中国。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从1895年为二十世纪的起点来看，可能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和想象都会不一样。1895年之后，整个士大夫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彻底失去信心了。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倒是没有那么大的伤害，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个很局部的问题。但是甲午以后变动太大了，主心骨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西方左派60年代的历史，强调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西方左派越批判资本主义，越变成资本主义的蜉蝣，基本上是在文化上为资本主义开道。文化的资本化基本上是西方左派完成的。我们要摆脱掉这种历史必然性。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人类不能接受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是我们不断向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然性的一个投降和妥协。我刚才提出大清的问题，就是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帝制不被推翻，中国仍然在一个比较有序的状态，并不是说没有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苏联的意义就在于以社会主义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会走向完全失败的道路？马克思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变成历史必然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主体，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消解或者说缓和西方左派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仍然要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把全世界都毁灭掉以后，人类文明再重新开始。我认为，至少在理论上要摆脱这样一个历史必然性。

我们今天这个会是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不断重新思考一百年的问题。再过几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年，再过几年会是中国建党一百年。所以会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思考一百年？我个人认为要加上一个一百年，你要想想今后的一百年，也即如何看待以前的一百年，需要我们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国怎么样，也要想想，起码要想想一百年后我们自己期望中国怎么样。要有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才能比较好的、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谈从前的一百年。

不以宗教来奠定人类社会的文明，而且人口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这会对世界文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文化、文明复兴应该考虑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尤其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复兴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现代，包括新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二是中国的过去，特别是传统，包括儒家价值观念的正当性问题。

这两个正当性确实是有张力的，不能把这两个正当性当成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主张互不相容，对两边都是一个灾难。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现代，包括共和国的正当性，仍然是最吃紧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它要依附于一个政治的和文化的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被颠覆，那儒家价值的文明复兴是没有希望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一旦中国的帝制崩溃，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建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才有其他的可能性。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的、能够对抗列强的一个新的国家，是所有人的焦点。谁能够解决问题，谁得天下。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真正自主独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中国是极少数自主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今天儒家文明和中国价值复兴的基础。如果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不存在，而是事事都要听西方的、听美国的，那么，传统文明价值要复兴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仅仅是国家的层面，远远不够。真正的价值要是个人能够安身立命，碰到巨大的灾难，个人怎么面对？这个是人生非常关键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我们仍然是困顿的。我认为在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现代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但从一个更长远、更深刻的角度，真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要对自我的、最核心的价值有重新认识，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奠基的基石。当然，这是很长远的一个工作。

二十世纪西方有两件事，一是德国的战败。在当时整个欧洲文明里面，德国从浪漫主义开始，就强调德国在当时最落后的，都还没有政治统一的一个民族。从荷尔德林开始，就是在强调德国是最有独特性的。最大的冲突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民族和一个普世社会的冲突。德国的这些人，包括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都反对普世社会，只有一个没有文明基础的国家才会欢迎普世价值。尼采后来很失望，所以他后来转到他成为“老的欧洲人”、“好的欧洲人”上，其实仍然在强调有一个历史文化的实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全人类的普世文化。俄罗斯也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能够有一套更深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现代工业、科学革命这样一个世界。无论德国还是俄罗斯，都彻底完蛋了，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这里面有他们自己文化和文明上的缺陷。尼采为什么后来对德国人那么失望？德国人的根本问题是新教问题，新教是全部的麻烦来源。

现在西方比较深刻的人都发现代西方的问题太严重了——完全的个人主义，只有权利本位，没有任何义务价值。严格说来，除了法律以外，没有道德的发展，非常危险。从长远来说，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立足于现实，儒家是唯一一个不以宗教立基的这样一个人类群体的构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比较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尼采就批评，西方是虚伪的，明明上帝已经死了，应该走向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社会。西方并没有人真心相信上帝，上帝只是个虚托，所以他觉得西方人虚伪。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但问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