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及他们对新中国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可以重温新中国一些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党的一些重要理论和重要实践是如何演进和发展的。

本文节选自《观领袖 品党史》一书，是《党的文献》编辑部八位青年编辑的文章之一。本书授权观察者网首发。】

《观领袖 品党史》运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献，来解读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决策。

金融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金融改革，邓小平有过许多精辟、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是邓小平关于金融改革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邓小平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的高度，为我国金融改革给出的方法指导。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刻地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背景下，对比与我国同样处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的越南在2008年发生的金融动荡，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金融改革的思想，可以得到一些方法论启示。

利用外资是一柄“双刃剑”。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要坚持既积极又适度的原则，既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又不断提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避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

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转型之初往往面临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而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是解决这个难题的重要途径。那么，怎样利用呢？对此，邓小平有过多次论述。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一方面，邓小平强调要积极利用外资。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利用外资的问题。1979年10月4日，他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应该坚持”。“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

同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又进一步指出：“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此后，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特别强调，利用外资要合理、适度，不能过分依赖外资，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谈到当时的任务和形势时指出：“我们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对外借债是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形式，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对此作出过分析。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时，他说：建设量力而行，这是我们的方针。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

1985年9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又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说明举债过多的路“我们是不可以走的”。

1986年12月19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

邓小平这三段分析所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举债要适度，而衡量适度的标准是借债规模是否与偿还能力和经济实际相适应。

上述两个方面是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思想的两个基本点，二者不可偏废，互相联系，忽视了哪一点，都不利于经济发展。面对本国资金困难的局面却不敢大胆、有效利用外资，对于本国经济发展无疑是个损失；而盲目地不加限制地引进外资，则容易导致本国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削弱经济自主度。

对于寻求改革和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说改革和开放之前或乍一开始的时候，容易犯排斥外资的错误的话，那么，当改革到了一定阶段，就往往容易陷入过分依赖外资的误区。2008年越南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南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越南于1987年实施了《外国投资法》，对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高科技项目的引资采取了极为宽松和优惠的政策。同时，越南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比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提高其对境内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等，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资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政府政策的引导使越南吸引外资的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

据统计，1991年，越南利用外资的总规模仅为10亿美元左右，而截至2007年，越南累计批准9500多个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合同金额约达980亿美元。仅2007年一年，FDI总额就达到178.56亿美元，为2006年76.66亿元的232.9％，约占整个越南GDP的1/4。2008年前5个月，更多的FDI流入越南，达到147亿美元，占到2008年预计GDP的1/6强。这些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波动的资本市场。据统计，越南股市大约一半的交易量来自外国投资者，2008年5月份这一数字高达77％。外资在越南股市的投资总额约占越南股市总市值的25％。在2007年3月最高点1170点时，外资在越南股市的投资总额，按照当时市值计算，竟然达到了越南GDP的40％。

另一方面，为了尽快缩小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越南政府持续高投资，大量举借外债。根据世界银行早先的预测，2008年越南的外债规模将达到240亿美元（占GDP的30.2％），且有不少将在2008年到期。截至2007年3月份，越南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85.33亿美元，即便以30%的高增长率估计，2008年越南的外汇储备也就是接近240亿美元，与外债规模大致持平。

分析上面的数据可以得见，越南经济的增长对外资的依存度很高，而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对较低。从表面上看，大量外资流入似乎缓解了越南的财政资金紧张问题，但是，一旦越南经济形势出现波动，曾经热情高涨的外资就会选择迅速逃离。而且，有些外资实质上是国际热钱在“投资”的外衣下进入越南的，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投机攫取暴利，它们来得快，跑得更快。这大大增加了越南经济的不稳定性，严重降低了越南经济抗御风险的能力，外资大量撤离给越南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可想而知。

而事实上，从2008年5月开始，越南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越南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年初以来，越南CPI相比2007年继续上涨，上涨幅度到6月份超过26％，刷新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6月11日，越南股市跌至370点，与2007年3月12日的最高指数1170点相比，缩水68％；越南两大主要城市胡志明市和河内的房地产价格已较最高点下跌15％－20％，一些黄金地段楼价下跌甚至超过50％；越南盾也在连续下跌2个月后，6月11日再跌2％，1美元兑换16623.50盾，创下1998年8月11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越南金融业一时处于飘摇动荡之中，越南经济也受到很大影响。

从上述越南的情况来看，利用外资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关于积极而又合理利用外资的思想，无疑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金融改革没有现成的方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坚持“既大胆又慎重”和渐进、可控的原则，排除新自由主义金融观的干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改革之路。

改革有没有现成的方案？改革的速度如何把握？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邓小平适时地给出了答案。他认为，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当然也要坚持这种立足我国实际、稳步推进的方针。事实上，对金融改革，邓小平也确实是分步骤、分阶段提出具体要求，循序渐进地将其推向深化的。从银行改革到物价改革，再到股票、债券市场的建立，莫不如此。其后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也都是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经过不断探索、总结、再探索的过程而稳步推进的。

利用外资是一柄“双刃剑”。

关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邓小平一直都特别强调。他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他还十分注意拉丁美洲国家的改革，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他们的路子。邓小平如此强调改革的方向问题，除了我国改革本身的性质之外，还和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还会持续下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没有变，他们还会通过一切手段特别是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之机，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入西方价值观，来影响、破坏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往往是以新自由主义金融观为先导）就是西方国家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重点推介的“改革良药”。

然而，这真的是一剂良药吗？许多国家的遭遇，早已证明这实际上不过是一副毒药。不幸的是，这次越南以沉痛的代价再次给出了证明。1986年，越共六大决策实行“革新开放”。由此开始，越南在认真学习和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改革稳定地推向前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在成绩面前，越南政府有些头脑发热，为实现在不长的时间内“超印赶中”的目标，过度地追求经济高增长。此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趁机向越南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其进行“春风化雨”般的劝导，再加上部分受过西方教育、颇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熏陶的越南本国经济学家从旁鼓劲，越南政府受到了很大影响，武断地认为革新开放的步子不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于是，越南政府脱离实际地加快了改革步伐，把改革引向了误区。

这集中体现在金融改革方面。为迎合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社会的赞许，越南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快了资本自由化进程。2000年，越南才在胡志明市成立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但是为了加快吸引资本特别是外资，2005年又在河内开了一家；2006年3月，越南总理潘文凯签署文件，称越南将全面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外资银行可从事金融、开放、投资方面所有的业务；同年11月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过快地开放了本国资本账户，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迅速放宽到49%；2007年12月，越南放宽汇率管理，将越南盾对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由0.5提高到0.75，2008年3月提高到1％，5月又提高至2%。

如此快的金融开放过程，吸引了大量外资特别是国际热钱的流入，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为国际投机商施展“提款机战术”，套取巨额利润提供了便利，越南金融风险陡增。然而，越南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风险。2008年1月在纪念越南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一周年的论坛上，越南副总理范家谦兴奋地说：“实际上，我们所开放的市场比对世贸组织所承诺的更快更宽，而这一切首先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下一步，越南要继续加快国内经济革新的进程”。可是，两个多月后，越南就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动荡。

越南的教训表明，金融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观也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和次序，循序渐进地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金融改革之路才是上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将邓小平关于金融改革的思想运用到金融改革的实践中，保证了我国金融改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特别是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实现了金融改革的平稳推进，为社会经济全局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可靠保障。同时，应该看到，我国金融业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次的越南金融动荡表明，金融改革之路并不平坦，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严重后果。在我国今后的金融改革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有些问题或许会比较尖锐和棘手。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金融改革的思想，特别是仔细体会和认真借鉴其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对于我们解决好这些问题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