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一些被称为“新供给主义”的学术思潮开始浮出水面，然而供给学派出山，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经济极少出现供给的问题，一直是需求的问题。而当供给被人提出的时候，无疑是实体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当年的美国就是这样。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是里根的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其核心思想有别于凯恩斯主义以需求为着眼点，主张从供给面出发来稳定经济。

当下一批经济学者认为凯恩斯主义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导致了中国资产价格飞涨、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聚积，通胀问题时隐时现等问题。于是新供给学派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摇旗呐喊，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应该学习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采纳供给主义学派的观点，即通过大规模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投放，放松政府管制，给企业和市场更多自由空间，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等手段，来释放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这些政策真的适合当下的中国吗？

美国制造业是如何消失的？

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这次滞胀主要是由于石油因素，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与西方对抗，一时间石油价格翻了十倍还要多，与之相伴的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滞胀在历史上出现得并不多，因为以前的世界经济没有联系那么紧密，经济停滞时一般是经济衰退时，同时一般伴随通缩，但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危机显然不是由于经济周期所导致的衰退，而是战争的结果，因此也不会出现与经济周期性衰退时所出现的通货紧缩，而是输入性通胀，其实这点在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

然而民众并不管这些，民众要求控制通胀，政客需要控制通胀，但这种为治理通胀而治理通胀的思路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果。其实通胀真要治理，也并非很难，无非是紧缩货币，人为地制造一场经济危机而已。美国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演员出身的总统里根采纳了一个精算师出身的经济学者弗里德曼的馊主意：紧缩货币，控制通胀。

然而任何的货币紧缩都是有代价的，货币紧缩对老百姓没影响，但对企业却是伤筋动骨的，美国在80年代初期利率最高时达到了20%，几乎相当于平时的10倍，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承担的，因此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大企业进行了跨国转移之外，大部分制造企业都倒闭了。这也是美国制造业消失的历史背景。

其实发达国家并非一定需要制造业，日本、德国、北欧都是发达经济，都是以制造业见长，而没有制造业的只有美国和英国，美国用弗里德曼的高利率政策击垮了美国的所有制造业，而英国则采用哈耶克的私有化政策变卖了所有的制造业。现在的美国连起重机都生产不了，而英国连一个自己的汽车品牌都没有。

前人的失败并不一定会成为后人的教训，错误频繁上演也是历史的常态，不过这次轮到了中国，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危机措施，同时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增长速度重新达到了两位数，然而与历史上每一次经济高峰一样，经济高峰的同时，也是通胀的高峰，一时间，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他们批判政府投资，并且造了“货币超发”的说辞，游说政府紧缩货币。

中国的病态绝非营养过剩

然而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货币超发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主要依据的是广义货币M2，理论基础是与美国的广义货币数据进行比较，但这里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误解，针对这种误解，专业界已经写了很多澄清文章，基本上也达到了效果，比如大家指出，广义货币不同于基础货币，并不反映货币发行状况，比如广义货币M2在统计意义上只反映银行融资的情况，中国融资主要靠银行，所以广义货币M2比较高，美国融资主要靠资本市场，不通过银行，所以广义货币M2比较低。

其实，除了以上那些最常见的澄清，笔者还要单独指出的就是，中国的M2数据还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观感和判断。这还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也存在着这类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严重。

判断经济状况，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一种是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当下的中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体经济缺乏资金，而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就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而这背后的关键是，很多专业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经济运行和货币统计方面的常识。

于是很多现实版的经济高手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根本不用这些数据，比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而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体会经济的细微变化，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也不太相信这些宏观数据，而是从更微观的用电量、火车运力等观察经济的兴衰，这也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克强指数”的来源。

当下的中国经济确切地说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才能找出这些怪象的来龙去脉，才能对中国经济有准确的诊断。

减税的恶果

然而纠正了货币主义的错误也只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仍然处在需求不足的状态，解决经济增长乏力，还是要从需求入手。

当年弗里德曼的建议并没给美国带来好处，相反是经济的衰退，里根也马上发现自己上当了，并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学派，那就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只是不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方向，一个是主要扶持实体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劳动生产率等，另一个方向是减税，促进消费。

扶持实体经济，大搞企业改造，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正确的，也无可厚非，但减税就不那么对头了，这种经济学在美国被称为“巫毒经济学”，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在1988年，老布什和里根同台竞选，提出“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与企业减税是巫毒经济学”时，没人相信他的预言，而今天的美国人却不得不承受巫毒经济学的恶果。

1983年4月，美国匹兹堡，失业人员在雨中等待里根总统的到来。在1981年-1983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上千万人失业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当年在评论减税时也曾说，减税就是让富人吃肉时，穷人也得到一点面包渣，而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减税的好处只是一时的，其结果是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社会文明形态越高，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越多，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服务，比如良好的道路和免费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不减，只减税收，只能靠大规模的借债。

当代政府除了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削减也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其结果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

 

 

尽管总统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政要进行英雄般的欢呼。其被称为“巫毒经济学”原因也就在这里。

而美国历史发展也表明，大减税往往是大危机的前兆，而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萧条之前，美国就施行过这样的政策。

那时，美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当时的美国首富梅隆手里，此人历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总统的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长。梅隆在担任财长期间，不停地在做一件事：减税再减税，国会每两年就要制定新税法来满足梅隆的要求。

但梅隆减税的结果就是大萧条，而大萧条之前，他也一度被称为最成功的部长、“汉密尔顿在世”等。

经过大萧条的美国人老实了很多年，但“好了伤疤忘了疼”。1980年代初，巫毒经济学又重新流行，虽然第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是里根，却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峰——在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期间（2000—2008年）。全球市场、金融解禁、富人与跨国企业当道的结果不仅导致美国经济崩溃，也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与危机，无数人失去工作与毕生的储蓄，为“巫毒经济学”的效力做了最佳脚注。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2013—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10年国防开支总和。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我们可以这样通俗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

美国不用我们担忧，我更担忧中国，因为现在中国也开始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正在步美国的后尘：货币主义者倡导紧缩货币导致实体经济危机，供给学派提出减税，民众被政治和学术的巫毒所迷惑，不明就里地支持，而一段时间后整个国家都成为债务的奴隶。

解套须从需求出发

而要从这一切中解套，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需求问题，经济危机、经济停滞归根到底还是需求出了问题。而本次欧美危机的根源也在于此。

首先信息革命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改善，但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并没有缩短，因此必然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在欧美的失业率都在10%以上，青年失业率基本上都在40%左右。这就导致了失业人口的消费需求大减。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缩短劳动时间。

其次社会风险在增加，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程度却在下降，里根和撒切尔最大的经济举措就是减税和“去福利化”，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不足。比如停止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房建设，鼓励其贷款买房，这些都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现在世界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

而以前的世界总是处于工业革命的时代，短期的需求不足可以在新工业革命中得到缓解，然而世界不可能永远处于工业革命当中，需求仍然是人类经济永恒的命题，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问题目前虽然没有世界其他国家那么严重，但中国特殊的国情却决定了中国更容易比其他国家爆发问题，因此中国更不能掉以轻心。

在去年中国曾一度热论分配改革，但现在又没了声音，问题的搁置确实是有现实的难度存在，但问题拖而不决肯定也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