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剑雄】

公元一二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宋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宋元在厓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海上决战，宋军溃败，主将张世杰退守中军。日暮，海面风雨大作，浓雾迷漫，张世杰派船来接宋帝出逃。丞相陆秀夫估计已无法脱身，先令妻子投海，然后对九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如此，陛下当为国死。”背着他跳海殉国。

七天后，海面浮起十万余尸体，有人发现一具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玉玺的幼尸，元将张弘范据此宣布了赵昺的死讯。消息传出，完全绝望的杨太后投海自杀。张世杰被地方豪强劫持回广东，停泊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市海陵岛），陆续有些溃散的部众驾船来会合，与张世杰商议返回广东。

此时风暴又起，将士劝张世杰弃舟登岸，他说：“无能为力了。”张世杰登上舵楼，焚香祈求：“我为赵家已尽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万一敌兵退了另立一位赵氏后裔继承香火。现在又刮那么大的风，难道是天意吗？”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残余势力已经全部灭于元朝。

厓山以后的元朝和元朝以降的各朝是否还是中国呢？

首先我们得确定中国的定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从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可以断定，这里的“中国”是指周武王灭商前的商朝都城，即商王所居。自然，在周灭商后，周朝首都就成了新的“中国”。显然，那时的中国，是指在众多的国中居于中心、中央的国，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国，当然非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属。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4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但从东周开始，随着周天子及其权威的不断丧失以至名存实亡，随着诸侯国数量的减少和疆域的扩大，到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已无不以中国自居。到秦始皇灭六国，建秦朝，中国就成了秦朝的代名词，并且为以后各朝所继承，直到清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成了国号的简称和国家的名称。在分裂时期，凡是以正统自居的或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或占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政权，都自称中国，而称其他政权为岛夷、索虏、戎狄、僣伪。但在统一恢复后，所有原来的政权中被统一的范围都会被当作中国。如唐朝同时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辽史》《金史》并修，以后都已列入正史。

蒙古政权刚与金朝对峙时，自然不会被金朝承认为中国，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国自许。到与南宋对峙时，蒙古已经灭了金朝，占有传统的中原和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以“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后，蒙古统治者已经以中国皇帝自居，以本朝为中国。就是南宋，也已视元朝为北朝，承认它为中国的北方部分。到元朝灭南宋，成了传统的中国范围里的唯一政权，无疑是中国的延续。就是文天祥、谢枋得等至死忠于宋朝的人，也是将元朝视为当初最终灭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国地位。

所以，就疆域而言，元朝是从安史之乱以后，第一次大致恢复了唐朝的疆域，尽管今新疆的大部分还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西界没有到达唐朝极盛时一度控制的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但北方和东北都超过唐朝的疆界，对吐蕃的征服也使西藏从此归入中国，元朝疆域达到了中国史上空前的辽阔，远超出了以往的中国范围。在此范围内已经没有第二个政权，要说元朝不是中国，那天下还有中国吗？明朝的中国法统从哪里来？

如果将中国视为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确主要是指自西周以降就聚居在中原地区的诸夏、华夏，以后的汉族及其文化，而周边的非华夏、非汉族（少数民族）被视为夷狄，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它们的文化自然不属中国文化。华夏坚持“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重要的原则，并一再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随着华夏人口的不断扩展，非华夏人口的持续内迁，华夏或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都属于中国。

当成吉思汗及其部族还活动于蒙古高原时，当蒙古军队在华北攻城略地后又退回蒙古高原时，他们在中原的汉、女真、契丹、党项等的心目中自然不属中国，他们也没有将自己当作中国。但当忽必烈家族与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并且基本在传统的中国定居后，蒙古人在元朝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为中国。而当蒙古人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时，连他们自己也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了。尽管这一过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即使自觉坚持蒙古文化的人，只要在元朝覆灭后还留在明朝境内，他们的后人也不得不接受主流文化，最终被“中国”化。

《元世祖出猎图》

东汉以后，大批匈奴、羌、氐、鲜卑等族人南下或内迁，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还形成了他们的聚居区。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内蒙古南部已经成了“羌胡”的聚居区，东汉与曹魏已经放弃对那里的统治，撤销了行政机构。西晋初年，关中的“羌胡”已超过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匈奴已成为山西北部的主要人口，辽东成了鲜卑的基地。此后的“十六国”中，由非华夏（汉）族所建占十四个，在战乱中产生数百万非华夏流动人口。但在总人口中，非华夏各族始终处于少数，并且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华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

从十六国中第一个政权建立起，“五胡”各族的首领无不以本族与华夏的共主自居，几乎完全模仿以往的中原政权，移植或引进华夏的传统制度。有的政权虽然实行“一国两制”，在称王登基的同时还保留着部族制度，但随着政权的持续和统治区的扩大，特别是当它们的主体脱离了原来的部族聚居区后，部族制度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到北魏孝文帝主动南迁洛阳，实施全面汉化后，尽管出现过多次局部的反复，鲜卑等族的“中国化”已成定局。

东晋与南朝前期，南方政权与民众都将北方视为异域，称北方的非华夏人为“索虏”。但北方政权逐渐以中国自居，反将南方人称之为“岛夷”。随着交往的增加，双方有识之士都已承认对方为同类，有时还会作出很高的评价。如北魏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陈庆之只身逃归南方。尽管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远非全盛时可比，还是出乎陈庆之意外，在南归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知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期间的迁徙、争斗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统一时，定居于隋朝范围内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认和被认为华夏（汉）一族，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渊源或特征还很明显，他们自己也不隐讳。在唐朝，突厥、沙陀、高丽、昭武九姓、回鹘、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断迁入，其中的部族首领和杰出人物还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赐以李姓。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也不再成为障碍。

唐太宗确定《北史》《南史》并修，就已肯定北朝、南朝都属中国。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更从理论上明确：“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陈黯在《华心》中说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从蒙古改国号大元到元顺帝逃离大都凡九十八年，蒙古人进入华夏文化区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还来不及完全接受中国礼义，也不是都具有“华心”。但已经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向礼义和“华心”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元初的皇帝还自觉地同时保持蒙古大汗的身份，但以后就逐渐以皇帝为主了。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明朝谥为顺帝）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已经失去了对全国范围特别是汉族地区的统治权，照理最多只能称蒙古大汗了，但他还是要当元朝皇帝，继续使用至正年号，死后被谥为惠宗。此后又传了两代，才不得不放弃大元国号、年号这套“礼义”，重新当蒙古部族首领。

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制度概念，那么从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行的制度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更趋于专制集权，权力更集中于蒙古人、色目人，从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并影响到此后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面，从治理一个疆域辽阔、合农牧为一体的大国需要出发，元朝的制度也有创新，如行省制度，以后为明、清、民国所沿用，直到今天。

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三千一百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就总体而言，略同于文明）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

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本文节选自上海书店出版社新书《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