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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认同”还存在吗?

2019-12-28 09:01:56

【文/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

大清帝国对于外面的世界,至少在乾嘉盛世之前,上上下下大多仍延续着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想象。朝廷曾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绘制过几次有关周边世界的《职贡图》,想象着似乎仍然存在的册封体制,还有宫廷画家也画了《万国来朝图》记录各国人等到北京贺岁的盛况,人们始终沿袭着古老传统,一厢情愿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图像。

在这种“天朝”对“蛮夷”、“大国”对“藩属”的无端傲慢中,看起来清廷唯独对朝鲜还存三分礼遇,无论是谢遂个人绘制的《职贡图》还是内府官方的《皇清职贡图》,都很自然地把朝鲜国放在首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知文字,喜读书,饮食以笾豆,官吏闲(娴)威仪”,和中华相去不远。

《万国来朝图》是清代宫廷佚名画家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种关于藩国的等级意识,好像在清国官员心目中非常清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寿辰的仪式上,朝廷安排来朝觐的各国使者,就把朝鲜当作在文化血脉和政治关系上最亲近的藩属之国,说“朝鲜于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宜作他藩之仪式”。这至少是从唐宋到明代照例沿袭下来的礼宾制度,尽管朝代更迭,已经从明到清,帝国统治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观念,似乎很宽容地还把朝鲜当作最接近的藩属,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缅甸之前。

但是,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自从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就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窅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汉朝人苏武,而把大清帝国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旄,日望上林之归雁”,这种“华”、“夷”颠倒的想象很有象征的意味。

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尽管大清仍处在“盛世”,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常常发泄在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锺厚的人,给曾经出使过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说,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

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了。

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大明帝国的认同

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但也耗费了大量帑银。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神宗执政晚期,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

丰臣秀吉(日语: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著名政治家,继室町幕府之后,首次以天下人的称号统一日本的战国三杰之一。丰臣秀吉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幕藩体制转化有一定成就。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阙之礼,则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义。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曾经在明初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

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大”的权宜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郑世龙《朝天录》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记载了他刚刚到北京时的文化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

《太平城市图》(局部一)

那个时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国来确认的,连他们皇室的系谱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达北京的权拨,就特别到礼部申诉,明朝对于朝鲜宗系的确认,自从永乐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虽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没有成文进入《明会典》,这使他们很是“闵郁罔极”。就连那个由于漂海无意中到了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漂海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崔溥《漂海录》,是15世纪朝鲜人用汉文撰写的中国见闻录,记述明弘治初年中国国情,堪称“摹写中原之巨笔”。  

这在当时大概是朝鲜的共识,尽管“尊明事大”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尽管一些使者也看到明帝国的种种弊病,甚至深受其害不胜困扰,但是从上到下,仍然还是以明为尊。所以,在万历皇帝倾全力支持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之后,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认同就更加牢固。

举两个例子,天启四五年间(1624—1625),洪翼汉(1586—1637)出使明帝国,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而千辛万苦从海上绕道到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也被腐败的达官小吏反复勒索刁难;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华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却始终没有改变,洪翼汉见到能理解他的中国人,还是真心地说:“小国岂不知事大之义,而终忘大国之恩哉?向在壬丁两年,几尽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金堉在回去以后写了《朝天日录》,申翊圣在这部书后的识语中就大大回忆了一番明神宗对朝鲜的恩德,并且感叹对明代朝贡已经到了最后一页,“冠盖结轸于幽燕,文章被服,彬彬华制。岂期贽币止于丙子,而使休止于伯厚已也,此东方百六之会,人之观此录者,宁不泚颡而酿涕也乎”。

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面对过去曾是蛮夷,而现实中极其强大的清朝时,虽然有些畏惧,但心底里总是有些不屑。尽管 1627年朝鲜已经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但是,文士大臣仍然很坚持对于明帝国的认同和对后金的鄙夷。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即位之后进行大刀阔斧的封建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在战略上定先征服朝鲜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崇德元年(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并且迫使李氏朝鲜臣服于清朝。在崇德七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生俘洪承畴,自此明朝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清军入关已成必然之势。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1636年,皇太极建大清,改元崇德,四月十一日在太庙的典礼上“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礼”,但是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和李廓,却坚持不拜太庙,弄得皇太极也无可奈何。同一年,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压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圣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说:“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们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名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他们反对在国书外面改称“金国”为“清国”,因为“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表明朝鲜士人的认同所在。

但是,就因为这种态度,使得朝鲜人奉行的原来就很脆弱的平衡外交政策被打破,“大清”终于兵戎相向,而朝鲜在满清大军面前,被迫再次签订“丁丑约条”,同意“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并且改“奉大清国之正朔”,“每年进贡一次”。八年以后,原来的宗主国明帝国又在“乱民”和“蛮夷”的双重打击下轰然崩溃,原来朝鲜与大明之间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荡然无存,仅仅剩下文化上的历史记忆。

清崇德二年正月(1637年,明崇祯十年,朝鲜仁祖十五年),清太宗亲率大军兵临南汉山城,朝鲜出降,双方签订“丁丑约条”。此盟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取代明朝与朝鲜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除明朝的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此外,朝鲜朝廷中主战最坚决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被清军索要,在沈阳就义,号称“三学士”。

但是,仅仅就是那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明朝后无中国”:十七世纪以后东亚还有认同吗?

在相互的对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场,朝鲜使者的各种清国行纪正可作如是观。前面我们说到,在《燕行录》中体现的朝鲜人对于明代文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号、坚持穿明代服装而抨击清代衣冠,自称中华而指清为蛮夷,其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一方面又使当时中国人看到朝鲜人之后,不由有故国黍离之思,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这是一个历史的大题目,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发动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后的朝鲜,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中华的文化认同姿态,东亚诸国对于清帝国的这种看法转变,究竟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和思想?

朝鲜将领李舜臣。壬辰之役(1592年—1598年),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此役是明朝对外战争最后的辉煌,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而朝鲜从亡国到复国,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国力受到较大损耗。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奠定了之后亚洲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近来,很多学者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好谈“东亚”这个话题,有时候,“东亚”作为一个和“欧洲”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也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可是,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对于中华,确实还有些许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朱元璋刚刚重新建立汉族王朝的时候,他曾经说:“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在这种看似宽宏大量的话语下面,是天下归一的自信和俯瞰蛮夷的傲慢。

如果说,这种以中华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暂时还可以维持“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那么,这一切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变化。

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 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 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忌明帝国的势力,其实,那时的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特别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德川秀忠(1579年5月2日-1632年3月14日),幼名长松丸。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武将,江户幕府第二位征夷大将军,是德川家康第三子,母亲为侧室西乡局(西乡阿爱)。

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对于“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正如今西龙在《箕子朝鲜传说考》中说到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是受到中华文化之教养而仰慕中国,甘心成为其藩属;另一是潜藏在民族性格内部的自尊思想,这两种相反的思想同一地呈现在箕子信仰之中。尽管他们对明帝国始终有离心力的牵引,但神宗再造之恩再次使他们强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洪翼汉,对实存明朝观感的恶劣与对文化故国认同的忠诚就是一例。

但是,本身是蛮夷的满洲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朝鲜使者出使清国时,他们很清楚这是到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异国,“衣冠非我也,语言非我也,风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触境可骇”,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乡人,所以才会“异乡逢辰,客心凄凄,土炕寒灯,归梦忽忽”。在朝鲜文人的眼中,“中国”似乎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曾经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然堕落的“大清”。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在朝鲜使臣的心中分裂成为不再重叠的两个,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后者,这构成了东亚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风景,并在观念世界中一直延续至今。

本文摘自《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原标题为《十七世纪中叶后朝鲜对中国的观察与想象》,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自“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

葛兆光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道教与中国文化》、《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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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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