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夫·柯文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大国关系的恶化从没像7月下旬中美关系的恶化那样迅速。美国命令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其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这似乎是对所谓的中国黑客盗窃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和其他有价值信息的惩罚，美国司法部在政府下令关闭总领馆当天宣布了此项指控。

但美国国务院说，真正的原因是它所声称的（中国）多年进行的“大规模非法间谍活动和提升本国影响力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要此时关闭领事馆呢？几乎所有分析人士都说选择此时关闭领事馆是出于竞选需要，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乔•拜登都在竞相表现自己的对华强硬姿态。然而，这不是例行的外交表演。这种情况此前从未出现过。在两国正式建交后的41年中，美国从未下令关闭过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两方都摒弃了官样文章，直接开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称，美国“将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我国主权和恐吓我国人民”。一名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回击说，关闭决定是“蛮横无理的，将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一天后，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说，中美关系应基于“不信任与可查证”原则，抛弃了“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有模式”。第二天，中国命令美国关闭其在中国西南部重要商业中心成都的领事馆，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回想一下去年12月，那时美中两国签署了缓解贸易战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说，当时的美中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领事馆风波表明某一趋势有了明显而又重大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感受到：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态势加剧了。这极大加剧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各种具有严重后果的未知因素组合在一起，将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它们被提炼成两大问题，而这两大问题都是在7月下旬的美中关系破裂中产生的：美中竞争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哪个摆脱疫情的国家遭受最少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损失？此外，这两个问题还与第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面对两位截然不同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将选择哪一个？这些问题的答案标志着世界前进方向的拐点。

《财富》杂志2020年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展现的新数据揭示出美中竞争态势出现了标志性的变化。现在总部设在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的全球500强公司数量首次超过美国，中美两国分别达到124家和121家。如果将台湾计算在内，则大中华区的500强公司总数为133家。

全球500强企业分布图 图片来源：美国《财富》杂志

这次改朝换代反映了长期的趋势。美国500强企业的数量自2002年达到197家后就逐年减少。在2003年，中国大陆公司的上榜数量仅位列榜单11位，此后上榜的中国公司数量则连年增加。

在由这三个问题组成的拐点中，美中关系的未来可以说具有最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将这种关系形容为“一种固有的、深刻的、结构性的竞争关系”，是一大崛起的强国正在威胁着一个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强国。艾里森告诉《财富》杂志，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危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竞争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对那些坚信本国理应独居世界第一强国位置的美国人来说。艾里森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述，即斯巴达与崛起的雅典爆发冲突从而引发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典故，给美中冲突起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美中两国目前远未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当前形势已经非常糟糕，而且还在迅速恶化中。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始人兼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说：“每个重要议题都在恶化。华为、香港、南中国海、台湾、美国因为中国而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应有尽有。”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种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陷入到了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降之中。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经济研究专家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说，“我坐在华盛顿，感觉好像我们正处于暴风眼中，正身不由己的朝着一个方向冲去”。随着北京在中印边界、台海上空和南中国海变的越来越咄咄逼人（外交人士称这是北京在采取行动向美国发出信号），美国也开始向盟国施压，要求它们禁用华为公司（该公司在全球500强榜单上排名第49位）的设备，甚至考虑禁止人数多达2亿7千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这其中就包括几乎所有中国重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全球500强榜单的变化意义重大，因为这种竞争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分析人士可能会争辩哪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最大。如果按照货币汇率进行比较，美国仍遥遥领先，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1.4万亿美元，而中国为14.3万亿美元。但如果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根据各国不同价格水平进行调整的衡量标准）进行比较，截止到2018年，中国略微领先于美国，为21.4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0.5万亿美元，这是世界银行拥有的最近年份的数据。现在这一差距可能已经变的更大，并且还会继续扩大。艾里森说，这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因为它表明“谁可以制造最多的无人机”或资助最多的研究。

这也使中国成为消化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全球最大市场。肯尼迪说，它“将是新产品投放的第一个市场，因此中国消费者将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市场可能不够大，无法促进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由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美国公司极不可能离开中国。任何希望保持自己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都不能放弃这十亿活跃消费者。此外，很少有公司愿意将中国完全从其供应链中剔除。尽管贸易紧张局势和疫情向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公司表明，它们过于依赖中国供应商，但中国公司通常拥有其它国家公司所不具备的制造业专业知识。此外，离开中国的外国公司（例如转向印度和越南的公司）可能会发现，当这些公司想向中国市场出售产品时，它们已变得不再那么受欢迎。

中国的经济实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要充分了解中美竞争态势，国内生产总值是最明显的衡量标准。中美冲突的主战场是在科技领域，科技实力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宣布过官方政策，中国要在科技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哈佛大学的朱利安•贝尔德•盖维兹（Julian Baird Gewirtz）写道，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技术进步不仅是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而且其本身就起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证明了中国在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后终于实现了伟大复兴。”

两国脱钩在科技领域最为明显。华为是全球5G网络设备的第一大制造商，而且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它还是世界第一大手机制造商。但在美国销售华为产品实际上是违法的，其首席财务官已在加拿大被软禁了18个月，美国指控她进行银行欺诈、电汇欺诈和盗窃商业秘密，但她和华为公司都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就中国而言，那些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科技巨头，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实际上已被禁止在华运营。布雷默说：“我们的世界已经从更加融合滑向了四分五裂。到目前为止，技术是竞争的关键，最重要也最危险。”

技术战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人工智能、5G、语音识别、面部识别、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能极大促进其它技术的发展。艾里森和一位匿名的美国科技行业领袖最近合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们认为中国掌握的人工智能技术远比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以为的先进。他们指出，中国的优势在于其人口数量四倍于美国。他们写道，“在人工智能领域，人的聪明才智比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更重要”，中国每年毕业130万名理工科学生，而美国则为30万，中国的计算机科学家数量是18万5000人，而美国则是6万5000人。即使在美国，在每10名计算机科学应届博士毕业生中，有3名是美国人，2名是中国人，大多数中国博士后将最终返回中国。

但是，尽管中国看起来像是一台即将要碾压美国的经济技术压路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实力强大，但中美竞争的最终结果仍然高度不确定。

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数据 图片来源：美国商务部

先拿全球500强中的124家中国大陆公司来说吧。尽管它们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公司，但这些公司的规模却都较小，它们的总营收仅占全球500强总营收的25％，而美国公司则占到30％。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中国公司（68％）是国有企业，他们并不是通过在公开市场奋力搏杀才得以脱颖而出的。尽管这份名单中也包括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华为，联想），但也有很多只在中国本土开展业务的企业，比如某些矿山或电力企业。

在国际战略竞争中，这些公司的性质对其将具有怎样的实力影响巨大。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做大做强的？肯尼迪问道：“它们能脱颖而出是通过发明创新、明智的管理运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做到的，还是通过中国重商主义的国家力量和中国国有银行的慷慨解囊而实现的？”

甚至中国能否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最终登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不一定的，或者说至少这不是马上就会发生的。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鲁吉•夏尔马（Ruchir Sharma）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写道，如果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市场汇率计算）继续以各自2019年的名义增长率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大约要到2050年左右才能赶上美国。哪怕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一个点，这个赶超时间就将推后至2090年，这意味着“今日美国人没几个能活着看到美国跌至第二位”。

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是某些分析师所说的第二次冷战。第二次冷战将与上次冷战截然不同，当时苏联经济比美国弱的多，并且与东欧之外的国家很少有贸易联系。但现在这场已爆发的冲突则不同，除了炸弹和子弹之外，冷战双方还部署了其它各种武器，并同时在民间层面继续进行互利贸易。布雷默说：“美中两国将继续保持经贸往来，尤其是在像液化天然气和农产品这样的大宗商品领域。”这种情况就如去年美中两国贸易所展示的，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价值138亿美元的农产品和31亿的油气产品。

美中下一阶段对峙的焦点可能会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布雷默问道，“这份协议能执行到大选吗？特朗普会没完没了的怪罪中国。叫停协议的可能性很高，”即使消费者、金融业、农业和其他行业都可能遭受损失。

这时，另一个重大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即下一任美国总统究竟是谁。政策分析师们相信，在一位叫拜登的总统领导下，美中关系的基调会发生变化。如果他能使美中紧张局势降温，两国就有了谈判回旋的余地。欧亚集团的分析师说，和特朗普相比，拜登也更有可能联合美国的欧亚盟友组成统一战线共同与中国展开谈判。同时，美国可能仍会保持对抗性的政策立场。布雷默说，就政治而言，“两党取得广泛共识的唯一政策议题就是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面对由上述三个问题组成的拐点，我们并无明确答案——唯一确定的只是未来世界将会更加动荡不安。美中两大强国的关系正在恶化，未来通向何方无人知晓。但形势发展也并非一无是处。也许理性追求本国利益的中美两国会像展开商业竞争那样管控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自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种有效疫苗有望在一年内消灭新冠病毒。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将获得复苏，大家又可以互相拥抱在一起，全球性的焦虑也可能稍有缓解。

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即使出现最极端的情况（好与坏）也似乎是合理的。计划没有变化快，风险总比收益高。允许人类犯错的机会不多了。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财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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