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10月17日，江西银行因征信管理违规遭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处以106万元罚款，这已是该行在2025年总行层面收到的第二张罚单。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该行及其分支机构累计罚单已达5张，总金额超过346万元，11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

从违规处置不良资产到征信管理失序，一定程度也显示出这家区域性银行在内控机制、合规文化与资产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系统性缺陷。

业绩端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末，不良贷款率攀升至2.36%，高于城商行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降至154.85%，上半年营收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而信用减值损失竟占营收的60%以上。

自2022年原董事长、行长相继离任后，尽管新管理层已履职近三年，但深层次的经营困境与风险包袱仍未得到根本性缓解。

在金融监管持续收紧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合规经营与风险化解的双重破局，已成为摆在江西银行新领导团队面前最紧迫的生死考验。

监管处罚密集落地：征信与不良处置双线违规暴露深层管控漏洞

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公布的一纸罚单，再次将江西银行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处罚信息显示，该行因“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被处以106万元罚款，两名直接责任人徐某、周某也分别被处1万元个人罚款。

无独有偶，同一天，江西银行苏州分行也因涉及账户管理、征信管理等五项违规行为，被央行苏州市分行警告并罚款67.2万元，三名责任人被追责。这两起同日发生的处罚事件，绝非偶然的独立个案，而是江西银行内部合规体系效能不足的集中体现。

根据企业预警通统计，2025年至今，江西银行体系内已累计收到5张监管罚单，涉及总行、苏州分行、上饶分行、吉安分行等多个层级机构，罚款总额超过346万元。其中，总行层面两次受罚合计146万元，分支机构被罚金额超过200万元，并有11名相关人员被问责。

处罚事由广泛覆盖了征信管理、账户管理、不良贷款处置等多个关键业务领域。这种“多点开花”式的违规现象，清晰地表明问题并非局限于某个业务条线或分支机构，而是源于整个银行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上存在根源性的、系统性的缺陷。当一家银行在多个核心合规领域同时失守，往往意味着其内部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流程以及监督机制可能都存在短板。

密集的监管处罚背后，是江西银行日益严峻的资产质量与经营效益压力。截至2025年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86.17亿元，不良贷款率2.36%，不仅较年初上升0.21个百分点，更显著高于城商行1.76%的行业平均水平，差距达到0.6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江西银行的资产质量恶化程度远甚于同业，风险管控能力存在明显差距。

与此同时，风险缓冲垫正在快速消耗。该行的拨备覆盖率已降至154.85%，虽然仍勉强高于120%-150%的监管底线要求，但缓冲空间已十分逼仄。拨备覆盖率的下降与不良率的上升形成“剪刀差”，表明银行消耗了大量的利润来核销或应对不良资产，直接削弱了其未来抵御风险的能力。

从行业分布看，风险高度集中于特定领域。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19.07%，意味着近五分之一的房地产贷款已沦为不良；批发和零售业的不良率也达到7.06%。这两个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合计42.11亿元，占全行不良总额的48.9%，接近半壁江山。在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区域性房企风险持续暴露的背景下，如此高的行业集中度意味着江西银行的资产质量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持续的压力。

资产质量的恶化，最终必然传导至盈利能力。2025年上半年，江西银行实现营业收入46.04亿元，同比大幅下降19.99%；实现净利润5.83亿元，同比下降9.64%。上半年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高达27.7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了60.23%。这意味着，银行每产生100元的收入，就有超过60元需要立刻用于填补潜在的资产损失窟窿。沉重的资产质量包袱，如同一个不断漏水的木桶，严重侵蚀了银行的利润根基，使其经营发展步履维艰。

人事震荡后遗症延续：新管理层三年执政仍难破不良困局

江西银行今日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寒，其根源可追溯至2022年前后那场剧烈的高层人事地震。这场震荡不仅暴露了过往公司治理的严重缺失，其漫长的“后遗症”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银行的经营与发展。

2022年2月，时任董事长陈晓明以“个人原因”辞职，仅一个月后便被江西省纪委监委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同年12月，官方通报其违纪违法事实，措辞极为严厉：指其将江西银行视为“私人领地”，自立规矩、自行其是；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更将金融贷款审批权作为敛财工具，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这份通报描绘了一幅权力失控、内控形同虚设的可怕图景。当一家银行的最高决策者将审慎经营的原则抛诸脑后，把银行当作个人提款机时，其信贷投放必然严重偏离风险定价规律，大量“关系贷款”、“权力贷款”为日后不良资产的集中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腐败链条并未止于陈晓明。2022年5月，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徐继红被查；2024年4月，副行长俞健主动投案。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一名董事长、两名副行长相继落马，高管层的“塌方式腐败”彻底暴露了江西银行在过往一段时期内公司治理和内部监督机制的全面失灵。

在陈晓明被查前的2021年10月，江西银行董事会作出了一项极不寻常的决定：解聘时任行长罗焱。官方公告罕见地直言，解聘原因是“罗焱的管理风格及理念与本行业务发展及实际需求不完全一致”。这种直白表述在通常讲究“体面”的银行业高管变动中极为少见，强烈暗示了董事会与行长之间在经营理念、风险偏好或发展战略上存在重大且不可调和的分歧。这种高层的激烈内耗，无疑会严重分散管理精力，导致战略摇摆不定，并可能延误风险处置的最佳时机。

在如此危局之下，2022年，江西银行迎来了由外部空降的“双首长”：曾晖出任董事长，骆小林出任行长。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均具备深厚的监管背景。曾晖长期供职于江西银保监局系统，骆小林则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从监管者转变为被监管者的经营者，这种特殊的人事安排，通常被视为监管层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以“刮骨疗毒”的方式彻底整顿银行内部治理、重塑合规文化的明确信号。

然而，新管理层接手后，首先面对的却是风险的加速出清。2022年末，江西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21年末的1.47%大幅跃升至2.18%，激增0.71个百分点，增幅高达48.3%。这一惊人的跳升，既有宏观经济下行导致风险自然暴露的因素，也极有可能包含了新管理层主动“挤水分”、清理历史遗留包袱的策略考量。此举虽然短期内导致指标恶化，但为后续轻装上阵奠定了基础。

从2022年算起，以曾晖和骆小林为核心的新管理层已执政近三年。在此期间，江西银行的不良率虽然在2023年和2024年小幅回落至2.17%和2.15%，但始终未能有效降至2%以下，更在2025年上半年反弹至2.36%的历史新高。这一反复表明，该行的资产质量改善基础极其脆弱，风险化解工作远未完成。部分贷款可能仅是通过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暂时延缓了风险暴露，并未得到实质性化解。

2025年6月，江西银行完成董事会换届，曾晖与骆小林得以留任，保持了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同时，高管团队也进行了“换血”，引入了更年轻的副行长，并公开招聘首席合规官，显示出强化专业管理和合规建设的决心。目前“一正三副”的架构，形成了新老结合的局面。

然而，与内部重整旗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市场极度的不信任。江西银行在港股市场的表现堪称惨淡，股价从上市初的约6港元跌至目前的0.7港元左右，累计跌幅超过88%。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其估值，市净率（PB）长期维持在0.1倍左右，这意味着市场对其账面净资产打了九折。如此极低的估值，充分反映了投资者对其公布资产质量的深度怀疑，以及对未来盈利能力的极度悲观。

对于以曾晖、骆小林为核心的管理层而言，时间或许并不充裕。他们不仅需要向监管机构证明其合规经营的能力，更需要向市场与投资者证明其化解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