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前11个月规模达到1.0758万亿美元，这一突破万亿的数值标志着自2018年以来的持续上升态势迈入新阶段。

近日，在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9期”研讨会上，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高端智库资深咨询专家、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贸易顺差并非短期现象，2018年后呈直线上升态势，2021年起屡创新高，其成因既包括制造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长期出口扶持政策，也与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足导致的“储蓄过剩”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贸易顺差规模庞大，但扣除服务贸易逆差等项目后，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3.5%，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在政策应对方面，徐明棋明确反对通过大幅度人民币升值或全面取消出口退税等激进手段，认为前者需达到1:5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才可能见效，且会引发资产价格波动、资本外流等连锁反应，后者则会重创出口企业和就业。

在此背景下，徐明棋认为，扩大进口被视为当前最有效且副作用较小的政策选择，中国虽在诸多产业具备绝对优势，但在部分农产品等领域仍存在比较劣势，扩大此类产品进口既能增加国内福利，又能缓解顺差压力。同时，2025 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也为进口结构调整腾出了预算空间。具体措施方面，徐明棋认为可通过降低非国家安全类产品进口关税与许可证门槛、支持电商建设进口商品海外仓、打破进口垄断优化配额管理等举措，降低国外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丰富进口品类。

徐明棋指出，这一政策不仅能刺激消费、提升民生福利，减少外汇储备过度积累的风险，更能让贸易伙伴共享中国市场红利，缓解贸易摩擦，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赢得更多话语权，助力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稳定发展。

以下为徐明棋发言全文：

徐明棋：我先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一重要议题。

中国贸易顺差自2018年后呈直线上升态势，2021年起便屡创新高，这并非新现象。2025年11月贸易顺差达到 1.0758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突破万亿的规模，引发了学界、市场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一、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

学界与社会各界对贸易顺差的成因已有较为一致的认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全面提升，在成本方面对贸易伙伴形成显著优势，这是顺差形成的重要基础。

其二，中国长期实施出口激励与扶持政策，包括出口退税、金融扶持（出口企业易获低廉信贷）、产业政策刺激及各类园区优惠等，为出口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三，国内需求层面，投资与消费未能充分吸纳国内产出，全民储蓄率长期偏高，即 “储蓄过剩”。依据国民经济恒等式，储蓄超过消费与投资的部分，最终会体现为经常账户顺差或贸易顺差。

其四，进出口增速失衡进一步扩大了顺差。近年来，中国出口保持相对稳定增长，但进口增长明显放缓，2025年1-11月，进口甚至连续负增长，而出口维持在5%左右的增长率，这种反差使得顺差规模进一步攀升。

二、贸易顺差与经常账户顺差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贸易顺差规模庞大，但经常账户顺差并未如外界认知般显著。由于经常账户需扣除服务贸易、投资收益及单方面转移项目的逆差，其顺差规模远小于贸易顺差，仅占中国GDP的 3.5% 左右，处于国际可接受范围。

国际上G20、G7 等机制曾设定经常账户顺差不超过GDP4%的基本原则，中国当前水平并未突破该标准。2024 年中国贸易顺差已达9千多亿美元，但经常账户顺差维持在4000亿左右，2025 年预计将超过5千亿美元，同样创下历史新高，但与贸易顺差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一情况对于理解顺差同样重要。

三、贸易顺差扩大引发的问题

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核心问题在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贸易伙伴指责中国的重要论据。

在国内，不少观点认为贸易顺差是中国竞争力提升的体现，也是投资消费不振背景下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贸易伙伴对此反应强烈，以产能过剩、国家补贴、产业政策扭曲等为由，对中国提出诸多指责。2025 年 12 月 15 日《金融时报》的文章便指出，中国贸易顺差既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认为中国扩张信贷刺激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就业和工资增长缓慢导致消费需求不振、中国政府支持出口限制外国出口商品全面进入中国市场，这是顺差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其他国家将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保护政策，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顺差缺乏可持续性。

在此背景下，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美国对华贸易限制持续升级，欧盟频繁发起对华商品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墨西哥、巴西、印尼等南方国家也纷纷采取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应对相关问题已成为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

四、对相关政策建议的探讨

学界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如扩大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落实双循环政策以拓展国内市场等，这些建议在方向上均具有合理性。

依据国民经济恒等式，长期顺差源于国内投资消费不足，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必要性，但需认识到，这是长期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贸易顺差格局。

关于具体政策选择，我有以下看法：

限制出口不可行。出口关乎中国GDP增长与就业稳定，直接限制出口会对经济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

也不赞成人民币大幅升值。尽管管理层已放松人民币管理力度，人民币呈现缓慢升值态势，但历史及国际经验表明，可能需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比如人民币汇率升至1美元兑5人民币左右）才可能真正消除顺差，而这种大幅升值会引发国内资产定价重构、产业部门失衡等一系列连带负面效应，风险极大。即便小幅升值10%-30%，参考日本及中国过往经验，也仅能部分缩小顺差，中国结构性的顺差仍然会较大。此外，人民币过快升值还可能加剧国内资本外流压力。

不支持全面取消出口退税。出口退税政策长期以来已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全面取消会对大量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但对于部分仅依靠退税维持微利的企业，可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促使其退出市场，优化产业结构。

反对普通制成品征收出口税。除国计民生战略性产品可实施出口管制与征税外，对普通制成品征收出口税缺乏合理性，会从出口激励转向反向约束，不利于贸易稳定发展。

刺激国内消费与投资的政策是正确的，但需客观看待。国内消费不振、储蓄率高与贸易顺差互为因果：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进而依赖出口，贸易顺差积累又固化了经济结构失衡。虽然建立完善社保机制、释放消费需求是重要方向，但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增长后，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倾向较低，短期内仍难以直接转化为进口增长，减少顺差效果有限。

五、政策建议：聚焦贸易政策调整，扩大进口

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当前中国贸易更多基于绝对优势，制造业整体效率对多数贸易伙伴形成碾压之势，导致顺差具有一定必然性。但依据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下即便无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存在特定领域的比较优势。中国虽在诸多产业具有绝对优势，但仍有部分产品存在比较劣势，如部分农产品因土壤等自然条件限制，国外产品相对更具比较优势，此类产品可通过扩大进口增加国内福利，同时缓解贸易顺差压力。

当前中国贸易政策存在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叠加的特点，产业升级换代多以进口替代为目标，这导致出口稳定增长而进口长期低迷。长此以往，贸易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外部保护主义也会持续升温。

为此，建议在扩大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同时，聚焦贸易政策调整，将扩大进口作为当前最有效且副作用较小的政策选择：

扩大非国家安全类产品进口，针对性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与许可证管理门槛，允许更多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鼓励电商企业在海外建设进口商品海外仓，降低国外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物流与渠道成本。当前中国平均关税水平虽不高，但增值税、许可证壁垒及渠道建设成本等，仍阻碍了许多国外中小企业（尤其是在中国无合作或者合资伙伴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即便在进口博览会上达成合作意向，后续落地也面临诸多困难。

打破部分产品进口垄断，优化进口配额管理。比如，可通过放开更多品类的农产品和资源型产品市场，让国内农民专注于高端有机产品生产，而对土地和水资源依赖程度高的普通农副产品适当增加进口，满足普通消费需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2025 年以来，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为中国腾出了部分进口预算，可用于增加其他商品进口。扩大进口不仅不会影响就业与经济增长，还能刺激消费、提升生产者与消费者福利，同时减少外汇储备过度积累带来的风险（为了缓解外汇储备过快增长2025年前11 个月中国已增加 32 万盎司黄金储备，过快增持黄金也推动了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从更高层面来看，扩大进口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能让贸易伙伴共享中国经济增长与大市场红利。国际贸易话语权的获取也离不开进口规模与出口的同步增长，只有让贸易伙伴切实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与合作机遇，中国才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更具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当前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已超过美国，而欧盟对华出口呈下降趋势，这也是欧盟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扩大进口、优化贸易结构，能够缓解贸易伙伴不满，减少贸易摩擦，为中国贸易与经济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