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第11期暨“如何看待当前宏观金融形势系列”收官之作在复旦经济学院举行。会上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围绕2026年宏观经济展望与政策重点发表了观点。羽扇观金工作室进行独家报道。

沈建光指出，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策导向已在规划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体现。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有六大关键调整，包括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强调消费、内循环与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衡发展与安全，推进城乡融合、统一大市场建设及财税体制改革等。他提到，中国经济增速虽从过去的高位逐步回落至5%左右，但在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高增长的对比下，“十五五”规划重申经济建设为中心，凸显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重要性。

在政策层面，沈建光重点解读了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新动向。他表示，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转变，首次将“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物价合理回升”纳入重要考量，打破了以往仅关注通胀上限的传统框架；财政政策则强调保持必要的赤字、债务规模和支出总量，预计今年财政赤字率仍将维持在4%左右。扩大内需方面，政策更侧重存量优化，通过“以旧换新”、释放服务业潜力、去除不合理限制等方式发力，同时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政策”。

针对全球经济格局，沈建光分析称，美国就业市场冷却、美元储备地位降至十年最低，美股AI估值接近互联网泡沫时期，宏观经济面暗藏脆弱性；欧洲经济复苏乏力，面临能源危机、数字经济缺失等多重困境。而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即便房地产价格五年下跌35%，仍保持5%的增长，这一韧性主要源于半导体设备、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三新”经济的崛起，以及汽车、造船等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对于2026年中国经济走势，沈建光提出三大支撑力：“十五五”开局带动基建回升、出口保持韧性、制造业持续升级。他强调，提振消费是今年核心政策方向，中国商品消费占GDP比重与美国相当，但服务消费占比仅18%，远低于美国的46%，城乡二元结构是主要制约因素。为此，他建议通过推进城乡融合、放松相关管制（如汽车改装、游艇经济）等方式，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最后，沈建光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呼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他认为，随着“十五五”规划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将在内外挑战中稳步前行。

以下为沈建光先生发言全文：

其他嘉宾提到了资本项目管制及开放时机的问题。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21 世纪初，国内就经常讨论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当时有观点认为，根据国际经验，经常项目开放十年后，即约2006年左右，资本项目可逐步开放。彼时，周小川行长在央行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当时确实让人看到了推进的机会。

但如今回想起来，不免令人感慨。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很多领域的推进确实面临阻碍，比如稳定币相关业务，核心制约便在于资本项目未开放，难以在国内落地。前两天我们在上海召开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有几位首席还为本次圆桌会做了宣传，论坛上就人民币汇率展开了辩论，有观点认为会贬值，有观点认为会大幅升值，也有观点反对升值。不过杨长江老师刚才也提到，其实大家普遍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分歧并没有那么大。我当时则持不同观点，认为人民币可能会“先升后贬”，后面可以再详细交流。

我准备了一份 PPT，简要跟大家分享《2026 年宏观和政策展望》。

首先，今年的宏观经济展望，核心围绕“十五五” 规划展开。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结合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发展规划已十分明确。我们对“十四五”规划建议与“十五五”规划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 “十五五” 规划有六大关键调整：一是“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如今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重要抓手；二是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中，更加强调“消费”，此前则更侧重投资；三是相较于外循环，更加强调内循环；四是强调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凸显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五是兼顾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既投资于人，也投资于物，这些均为新的表述；六是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提出要更加平衡，实现二者协同推进。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不难看出，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增速呈趋势性放缓。2007年（距今约十九年）GDP增速达到14.2%，而当前GDP 增速已降至5%左右（具体数据见 PPT）。中国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不小的挑战。越南去年经济增速达到8%左右，印度也有望超过7%，其他多个经济体保持高增长，而我国增速有所放缓，“十五五” 规划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对此，“十五五” 规划建议重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一点在“十四五”规划中并未提及 —— 并明确“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重要性”。

此外，规划还聚焦扩大内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点优化就业、社保、养老等民生领域；针对农村地区，提出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突破户籍、土地制度等关键改革，这些均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问题，需在未来五年内着力推进解决。此外，关于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如之前所提及的，产能过剩与扩张的核心症结，在于如何破解地方保护与内卷式竞争。在对外开放方面，更加强调自主性、平衡性与多元性；在绿色发展与财政政策方面，强调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与可持续性 —— 这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财政政策既要积极发力，也要注重可持续性 —— 同时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些均为重要的政策方向。今天我们讨论的诸多问题，在 “十五五” 规划中均有相关阐述。今年作为 “十五五” 规划开局之年，多个领域的工作都将沿着这些方向推进。

除“十五五”规划外，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核心要求，即更加注重释放经济潜能、激发市场活力。会议提出的 “五个必须” 至关重要：一是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潜能的释放尤为关键；二是必须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 —— 会议并未提及要搞强刺激，尽管市场上相关呼声较高，核心仍是挖掘潜力、激发活力；三是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实现二者兼顾；四是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我近期也撰写了题为《从GDP到GNI：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再定位》的文章，强调不能唯 GDP 论，要充分发挥 “投资于人” 的重要作用；五是坚持苦练内功，积极应对外部挑战。以上便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精神。

2025年我国 GDP 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名义GDP增速显著低于实际 GDP 增速，差距达一个百分点。核心在于，宏观经济如何提质增效？

货币政策方面出现了非常重大的转变。我国首次在货币政策层面，将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物价合理回升列为重要考量。以往，我国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调控目标由发改委设定，最初是通胀不超过 3%，后来调整为不超过 2%，只要通胀未突破这一上限即可，对于通胀过低、甚至为零或负的情况并未作出明确要求。去年我国通胀率估计为零，并未引发过多关注。但今年，将物价合理回升纳入货币政策重要考量，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转变。政策表述中不再提及 M2 等货币总量指标。

财政政策方面，会议要求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并未提出要突破现有水平。我预计今年的财政赤字率仍将维持在4%左右，具体数据将于今年3月公布。这些信号已十分明确，将主导今年的政策导向。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将更注重存量优化（具体举措见 PPT）。“优化”的导向十分清晰，“以旧换新”、“两新政策” 等均属于存量政策优化的范畴。政策强调要去除不合理限制、释放服务业潜力，但并未提及要进一步加码刺激。这一点尤为重要 ——“以旧换新” 等政策的效果可能难以达到以往水平，核心仍在于优化调整。

投资方面，政策要求止跌回稳，并提出优化实施 “两重政策”。从消费数据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放缓，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跌至1.3%，而去年上半年平均增速为5%，当前消费面临的压力可见一斑。投资领域的压力更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比下降12%。我曾撰写文章指出，这一12% 的降幅存在一定夸大，未能准确反映中国投资的实际情况。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FAI）这一指标本身存在局限性，它属于名义指标，且土地购置费等均计入投资额，而土地价格大幅下跌对该指标的拖累较为显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当前，中国半导体设备产业快速发展，“三新”经济比重持续提升，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我五年前曾撰写《中国经济韧性》一书，如今看来，中国经济的韧性确实超出预期——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房地产价格五年下跌 35%的情况下，仍保持5%的经济增长。日本当年房地产价格用了二十年才下跌50%，且期间经济基本处于零增长，而我国仅用五年房价下跌35%，仍实现5%的增速。背后的原因，正是新科技的崛起——半导体设备产业的突破、“三新”经济的持续壮大，以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一领域的优势将持续强化，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强项。

“反内卷” 政策将更加注重长期化与制度化，核心与产能利用率密切相关。从出口来看，2025年我国贸易顺差估计将达1.2万亿美元，而美国贸易逆差约为1.3 万亿美元，全球贸易格局中，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基本形成对冲，实现了大致平衡。事实上，我国仍有大量闲置产能，若没有相关贸易限制，贸易顺差有望达到1.5万亿美元。此外，我国GDP平减指数已出现长期下行的态势。

这些均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重要政策信号。在对外贸易方面，政策将更注重多元化与自主性。我国出口的地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拉美、非洲、印度和俄罗斯这四个地区的出口，此前一直归为“其他项”，如今已成为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且优势遥遥领先；而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已大幅降至12%。尽管如此，我国整体出口份额并未下降，自主多元的贸易格局正在形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还有一句话尤为重要：“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明确了国内层面是“经济工作”，而国际层面则是“经贸斗争”，并非单纯的工作往来。

房地产风险化解将更倾向于长期释放。会议将房地产风险相关工作放在最后一项，表明其并非当前的核心重点。政策明确提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房地产用于保障房”，而2024年政治局会议中 “房地产要止跌回升”的表述已不再出现，这些均为重要的政策信号。

平台经济政策将更注重协同发展与共同富裕。以上便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的政策重点。

关于今年的全球经济展望，各方争议较大，中美两国的经济走势均引发广泛讨论。先看美国，其就业市场呈现冷却态势：最新的非农就业新增仅6万人，远低于此前的十几万人，2025年1-12月平均非农就业新增仅2.1万人，大幅低于以往13万人的平均水平，就业市场走弱的迹象十分明显。同时，美元指数持续贬值，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其实仍较为脆弱，就业、经济增长等多个领域均存在隐忧。此外，需要警惕美股的 AI 泡沫风险。当前美股估值争议较大，普遍认为估值过高。尽管人工智能领域的估值尚未达到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水平，但已基本接近。值得注意的是，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地位已降至十年来最低，这一信号同样不容忽视。当前全球央行纷纷增持黄金，这一现象极为反常——在国际金融研究领域，以往美元下跌、黄金上涨通常是避险情绪驱动，但如今风险资产（如美国股市）却同步大涨，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这表明全球国际金融体系正面临巨大压力，比特币与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不足。

欧洲经济的复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表现甚至比美国更差。美元之所以无需过度悲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经济的疲软——欧洲多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处于低位，且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欧洲面临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价格高涨，我曾在FTA 网上发表多篇文章探讨欧洲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而更关键的是其“政治正确”导向下的决策失误：在俄罗斯能源断供、能源价格大涨的背景下，德国竟主动关闭了所有核电站，甚至将数百亿投资建成的全新核电站炸毁。

但如今德国的做法颇为矛盾：在能源价格高企的情况下，却大量进口以核电为主的法国电力。其思维逻辑着实令人费解。除能源问题外，德国经济在财政等多个领域均面临压力，更关键的是，它错失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在人工智能、平台企业等新兴领域毫无建树。

回到中国，2026年经济将有三大支撑：一是基建回升。“十五五”规划中，基建是重要发力点。尽管今年基建投资大幅下行，但明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基建领域有望实现“开门红”；二是出口韧性。今年我国出口表现强劲，势头良好，预计明年年底前仍将保持增长。即便美国持续发起贸易战，我国仍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出口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三是制造业升级。当前我国制造业升级成效显著，运输设备、汽车等产业表现突出——去年汽车出口量突破700万辆，遥遥领先全球，造船等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人工智能、机械设备等核心领域，我国的竞争力同样不容小觑。

2026 年最重要的政策方向是提振消费。“十五五”规划已明确要求坚持扩大内需，秉持惠民生、促消费的导向，投资于人，大力提振消费需求。根据我的研究，中国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美国相当，但服务消费的差距极为显著——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仅18%，而美国高达46%。这一差距的核心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健康、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供给严重不足。

中央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核心在于推进城乡融合，这一点至关重要。此外，放松管制、鼓励知识创新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我曾提出两项具体政策建议：一是放开汽车改装市场，二是发展游艇经济。很多人认为游艇经济是富人经济，实则不然，它可以发展为共享经济，通过租赁等模式满足大众需求。以海钓为例，这项活动在北京极为流行，但由于游艇出海限制较多，想要参与的人往往需要排队等候很久 —— 社科院的张斌研究员就曾提到，从北京出发到秦皇岛出海海钓，排队周期很长。这一现象反映出相关领域的供给存在明显缺口，而市场需求实则十分旺盛。

此外，财政政策也将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提供支持。以上便是我今天的分享。我始终坚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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