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台湾之春”进入焦灼状态。除了大学生的帐篷扎营、占领议会、椅子堡垒、男同接吻、互喊口号之外，运动急需有道义上的提升。由于台湾两党政客的无能和缺少回应能力，这个任务不得不被艺术家接了过去。他们也确实说出了台湾青年运动的一些实质。比如台湾乐评人张铁志在腾讯《大家》发表文章，向两岸的“小清新”们发出召唤，坚称小清新是新一代民主主体，他们追求开咖啡店、玩音乐、搞环保、做有机新农业的梦想不可侵犯。这并不是这位艺术家第一次号召两岸异见分子联手。他还曾参与发起过一个更加有趣的“南方联盟”——遵循龙应台女士“请拿民主说服我”的宗旨，号召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从广州到上海等中国南方“公民社会”成熟的地区组成联盟。当然，这个联盟既不是现实的存在，也不是历史的泡沫，暂时或者长期只存在于艺术家的幻想中。此番关于小清新愤怒民主主义的幻想能够笼罩广场青年吗？至少，由于艺术家的文饰能力，原本看似低级的“小清新”主义也瞬间获得了优雅的正当性，比《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写给广场青年的小清新情书上了一个台阶。对于大陆迷恋台湾生活的小清新们来说，也不失为一副即时的安慰剂。本文对于我们了解“小清新”意识形态极其运作过程也不无裨益。现全文转载，供读者欣赏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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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台湾小清新如何成为愤怒的一代

最近几年，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人，几乎都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共识”：台湾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充满了巷弄小店、咖啡店、微文创，台湾青年很“小清新”，喜欢追求“小日子”和“小确幸”。但是台湾年轻人似乎没有大陆年轻人这么积极、那么有“竞争力”。

如果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似乎没有人好好解释过这个“小清新”是怎么来的，因为台湾并非从来都是如此，而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文化现象。 

立法院里的清新愤怒一代

首先，台湾的青年时代（80后与90后）确实出现一个价值转向：越来越多人属于美国政治学者RonaldInglehart于1970年代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

所谓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个人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为最高优先，而后物质主义则是个人更重视自主性、自我表达和非物质的价值满足；Inglehart甚至进一步指出，物质主义者强调秩序的维持，而后物质主义则更重视政治参与，甚至会参加“非传统的政治抗争”，譬如示威、罢课、占领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并对执政者施压。在西方，这个世代战争表现在1960年代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

这个理论很能解释台湾过去十几年新世代的新价值。台湾《远见》杂志于2009年7月，发布一项有关两岸年轻人价值观调查报报告，台湾年轻人的人生目标第1名是“自由自在”（42.2％），其次是“家庭美满”和“工作稳定”。最多台湾年轻受访者认为“成功”的定义，是“实践自己的兴趣”，达36.2％，其次方为“拥有专业技能”及“高薪”。

这个“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型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当一个经济体成熟后，越来越多人愿意追求其他非物质层面的满足。所以台湾相对于大陆，固然是鲜明的对比，但做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台湾的新价值和生活方式和其他欧美国家其实并没有差别太大。

回到台湾历史脉络来看，台湾在1980年代经历了民主化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劳工、环境、性别、社区、教育改革等等，这些社会运动不只冲击了台湾当局，也带来许多新价值，并改变了以往将发展主义做为最高价值的主流思维。成长于两千年后的世代就是这种巨大转型的结晶：他们视民主为当然，他们具有更多元的价值并扬弃以往主流的成功价值，并把这些新价值落实在对生活的经营，让个人生活与整个社会都能更美好。他们不相信“幸福”是来自金钱的无限累积——无论是整体社会，或者个人来说。

台湾对此有另一个重要描述叫做“我的小革命”——因为在1980、1990年代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大革命之后，过去十年有各种小革命在改变这个岛屿的各个角落，各种社会关系。

从这个历史分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香港经济比台湾更发达，但相比于台湾，香港似乎仍是一个非常物质主义的社会，而没有如其他欧美国家有越来越重的后物质主义。因为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过渡，除了经济成长的规律之外，还有赖其他社会条件和政治体制，亦即是少数人从事的社会运动对传统思维与权力关系的冲击。

在香港，过去十年终于开始了类似的转型：社区保育运动、土地正义，农村运动，以及各种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正在出现，民主运动更是炽烈，以致于年轻世代开始展现和上一代的“中环价值”——这个概念正是“物质主义”的香港版——不一样的价值：更多人想开自己的小店，更多人走入农村，更多人关注老社区老建筑，而多人走上街头追求自由。这也是为何香港人在几年对台湾大感兴趣，因为在台湾所逐渐落地生根的新价值是香港年轻世代所想要追求的。

这是台湾小清新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小清新们原本可能不在乎政治。因为成长于两千年后的他们（如果以80后来说，最早的80后刚好在2000年满二十岁，可以投票，而那是第一次政党轮替），所见到的政治是有些令人失望，两个主要政党是老旧而陈腐的，无法回应新世代的需求与想象，因此他们更没有上一代的蓝绿包袱——他们当然和蓝或绿比较接近的意识形态，但不会被政党绑架，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公民社会的苍白，很大部分是台湾的选民容易被政党以认同进行政治动员，而没有真正发展出强大的公民力量，也因此让掌权者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可以背弃人民：看看阿扁在贪腐危机后可以诉诸深绿力量来巩固权力，看看马英九民调只有百分之九却丝毫不担心自己正当性低落。

马英九上台后所积极推动的各种政策从岛内到两岸更严重冲撞了这个新时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议题——从苗栗大埔、恶质都市更新，兴建美丽湾饭店、到核四，都让更多年轻人感到愤怒和认识到体制的不正义。这次强行通过“服贸”（注：即《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更让几万个青年占领议会、几十万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整个时代的反抗。

台湾的年轻人并不是反对和大陆正常来往，但是当局只是强调服贸协定对台湾经济成长的帮助时，他们显然不了解年轻人担心的是他们的多元生活方式和自由等价值会受到影响。发起运动的组织“黑色岛国青年”在318占领行动当天所发表的宣言就说：“我们相信，台湾是个可以让青年实现创业梦想，开咖啡厅、开个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变‘头家’的创业天堂。”而他们担心庞大雄厚的大陆资本会让这些梦想消失。​

大陆评论人也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在台湾遭遇了‘小清新’的反对。一些台湾朋友认为台湾的服务业具有文化上的不可复制、不可代替的特征。比如浓郁的人情味儿，独具特色的巷弄小店，精致的创意产业，其背后有转型以来二十多年的多元文化的价值支撑，如果被简单的丛林法则和实用主义所代替，伤害的是多年以来的文化价值成果——这恰恰是台湾人转型后最引以为豪的东西。”​

这些担忧未必在客观上都会实现，但是关于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台湾当前最大课题，需要的是整个社会透过更多的讨论以累积共识，而不是如台湾当局般只是秘密且粗暴地通过法案。这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诉求。​

马英九的最大成就是让一整代青年成为愤怒的一代。或许不是所有上街者都很了解服贸条文和影响，但是今天他们站出来，就表示他们希望做为公民来参与决定台湾的未来。而的确，他们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不仅已经让台湾当局认错（承诺逐条审查），并且打开了整个社会对于两岸议题的公共辩论，更让台湾当局知道不能一意孤行，必须倾听公民的声音。这，不就是民主的意义？​

以后，请别再以为这是一个小清新之岛了，而以后，台湾会更好。

（原载腾讯《大家》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