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冷战，恐怕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是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然而，最新公开的130份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些许看待冷战的新视角。此次公开的文件证实，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医生》曾受到CIA的利用，其俄文版在海外的出版，在苏联、东欧的流通，也沦为中情局对抗苏联行动的一部分。根据这批解密档案创作的《日瓦戈事件》（The Zhivago Affair）即将于6月17日出版。

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叶，在冷战的铁幕之下，与帕斯捷尔纳克有着同样遭遇的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单。乔治·奥威尔、安德烈·纪德、阿瑟·凯斯特勒……他们在无意间都成了“与CIA签约的作家”，其文字与思想也在政治的漩涡中扭曲走形，作为“美国文化部”的CIA让这些作品至今在与作者初衷相反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诚如在西方民主问题上的反思，中国学者领先欧美一步。同样，对于冷战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解读，早在CIA情报解密之前就有李零、王绍光这样的学者为我们带来清醒而独到的见解。而CIA文件的公布成为了对他们先前观点最佳的注释与印证。不妨先读一读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6日为我们揭开的《日瓦格医生》与CIA之间的秘密关系，再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国学者们的先见之明。

CIA解密的《日瓦戈医生》文件

《日瓦格医生》成为“冷战武器”

1958 年1月，CIA总部收到了一个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的包裹，里面是两卷《日瓦戈医生》手稿胶片。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史诗长篇小说在苏联禁止出版。“这部书有很大的宣传价值。”CIA在一份苏联分局的主管备忘录里说，“不只是（小说）里内涵的信息和发人深省的特质，还在于发表它的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人民怀疑他们的政府哪里出了问题，在世最伟大苏联作家用俄语创作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却无法让他们读到。”

这一备忘录属于最新解密的130份CIA文件，这部分文件详细解密了《日瓦戈医生》当年在西方出版与CIA之间的关系。这批文档也证实了过去几十年来CIA与《日瓦戈医生》出版之间的隐秘关系。根据这批解密档案，CIA不仅帮助《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还通过秘密行动将俄语版《日瓦戈医生》运回俄罗斯，通过隐秘网络让这部小说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流通。《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迅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被认为触动了一场文化冷战风暴。

《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

随着小说的面世和1965年电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医生》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很少读者知道这要得益于CIA的介入。精装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在荷兰出版印刷的，而迷你平装版由CIA直接负责印刷，但这段历史世人未曾得知。

根据最新解密的这批文档，协助出版《日瓦戈医生》由CIA苏联分局一手运作，负责人是CIA主管艾伦·杜勒斯，项目由当时的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主席Dwight D. Eisenhower批准，OCB直接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根据这批解密档案创作的《日瓦戈事件》（The Zhivago Affair）即将于6月17日出版。但根据要求，“日瓦戈事件”的许多当事官员和CIA信源名字被隐去，除了使用这批刚刚被解密的CIA文件，该书还采访了多位跟该事件有关的其他官员。

冷战时期，CIA非常喜欢文学——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都符合他们的胃口。图书被当作武器，苏联和东欧禁什么，它就会成为宣传品去“揭穿苏联的真相”。在冷战的一系列项目中，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总共有1000万本图书、杂志由情报机构秘密运到铁幕背后。对于CIA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他们的黄金机会。

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苏联出版界会对《日瓦戈医生》有所畏缩，小说的宗教色彩很浓，细腻描写了知识分子柔弱忧伤的心灵，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论调和对十月革命的吹捧格格不入。但帕斯捷尔纳克展现出了他的勇气。苏联方面最终还是拒绝了《日瓦戈医生》。但对帕斯捷尔纳克幸运的是，一位意大利米兰出版商通过其在莫斯科的文学观察员得到了《日瓦戈医生》手稿。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跟意大利出版商Giangiacomo Feltrinelli签署了出版合同，Giangiacomo Feltrinelli表示他会抵制来自克里姆林宫和意大利共产党禁止该书出版的压力。1957年，意大利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

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分发的《日瓦戈医生》

在华盛顿，苏联专家很快就觉察到莫斯科当局为何会厌恶《日瓦戈医生》。根据1958年7月的备忘录，CIA苏联分局主管约翰·莫里写到，这本书（《日瓦戈医生》）很明显威胁了克里姆林宫所描绘的那副图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是对苏联宣扬为共产主义牺牲个人的道德准则的挑战。”意大利版《日瓦戈医生》 出版后不久，在一份备忘录里，CIA雇员建议《日瓦戈医生》以尽量多的外文出版，让尽量多自由世界的人们拿到和赞扬，推动他获得像诺贝尔奖之类的荣誉是可以考虑的。CIA希望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得到世界关注，包括瑞典学院，但没有证据显示CIA推动出版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帮助了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的获奖。这成了谜团。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召开，43个国家参加，美国和苏联相互竞争，都建造了庞大展馆来展示各自生活方式。这引起了CIA的兴趣。难得有那么多苏联人在西方，当时比利时签发了16000份签证给苏联游客。

通过一家纽约的小型出版社秘密印刷了第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后，CIA决定与荷兰情报部门（BVD）合作。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搜寻那些适合的人选把《日瓦戈医生》带回去。两家情报机构紧密合作，1958年，CIA方面补贴了50位荷兰情报人员（BVD一共有691名雇员），这些荷兰情报人员都接受华盛顿方面的训练。美国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迹显示，这件事情是由美国方面干的。

1959年的简装本《日瓦戈医生》

1958 年9月，第一个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以海牙莫顿出版社的名义问世。200本书首先送往华盛顿，其余部分分发到CIA在西欧的分支机构，200本在法兰克福，100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伦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运往布鲁塞尔。这些《日瓦戈医生》不能在美国馆拿出来，最终 CIA找到了和美国馆相邻的梵蒂冈馆。梵蒂冈馆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苏联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个小型图书室。由CIA资助的《日瓦戈医生》就在那里分发给苏联人。拿到书的苏联人将蓝色的精装拆了，把书页分开，偷偷摸摸带回家。“行动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备忘录写到。

在苏联，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的消息也很快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那里。还是在9月，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原版《日瓦戈医生》真的问世了？很多前往布鲁塞尔的观光客似乎看到了。”

但有一个问题是，CIA原先设想的是荷兰海牙的那家出版商会跟帕斯捷尔纳克的米兰出版商签订出版合同，这样可以证明在布鲁塞尔出现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是荷兰人印的。但他们没有签订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这批《日瓦戈医生》是盗版。拥有《日瓦戈医生》版权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鲁塞尔出现盗版的俄语版《日瓦戈医生》后，非常愤怒。幸好怒火没有将CIA牵涉进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家评论简报》上首先把 《日瓦戈医生》的印刷与CIA联系起来。《国家评论简报》是《国家评论》给订户的一份简报，这份保守派杂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创办。一位写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医生》被秘密的运到梵蒂冈馆，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说在莫斯科的秘密传播，以及CIA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备忘录显示，CIA认为《日瓦戈医生》显然影响了苏联人。而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被迫退回了诺贝尔奖。CIA方面则精心指导其情报人员如何鼓动西方游客跟他们所遇到的苏联人谈论文学和《日瓦戈医生》。

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需求越来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简装本《日瓦戈医生》在巴黎出版印刷，上面显示的出版社是巴黎的Société d’Edition et d’Impression Mondiale，这是一家苏联流亡者创办的出版社，当然得到了CIA的支持。CIA的记录显示，这些《日瓦戈医生》部分通过CIA情报人员与在西方的苏联观光客和官员接触时分发，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分发给苏联和东欧学生。在那届大会上，分发的“禁书”共3万册，用14种语言发行，包括《1984》、《动物庄园》、《失败的上帝》和《日瓦戈医生》，其中《日瓦戈医生》除了俄语版，还有波兰语、捷克语、德语、匈牙利语和中文版。

“文化冷战”与“美国文化部”

对《日瓦戈医生》与中情局之间秘密的证实，让我们不得不对冷战有一些新的认识。比如，关于“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这样一个略为陌生的名词。“文化冷战”的说法，美国学者Christopher Lasch早在1967年就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过。然而“文化冷战”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一直是禁忌话题，使得至今我们对CIA和众多文化名人、文化事件未曾有太多联想。

河清在《艺术的阴谋：透析一种“当代艺术国际”》一书中对CIA的前世今生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河清在书中写道，二战期间，为了对付法西斯纳粹，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Service），简称OSS，由多诺万（W. Donovan）将军领导。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Dulles）是其副手。这支多诺万将军的秘密部队，注重吸收文化人士加入：作家海明威是多诺万的“密友和合作者” ，还有圣埃克居佩里（A.Saint-Exupery），这位写大人的童话《小王子》、其头像还上了法国50法郎纸币的著名法国作家，也在其中。还有移居美国的托尔斯泰的孙子伊利亚•托尔斯泰等，也是OSS的军官。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完全延续了“战略情报局”的格局，招纳“出身于华盛顿百十来个富豪家族”的子弟和“长春藤”名校的精英，多诺万将军本身就是后来CIA的设计师。

从一开始，美国的冷战设计师们就意识到，冷战的主体是“文化战”。著名冷战反共谋士、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乔治·坎南（G.Kennan）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并指出“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坎南曾给总统写过一封名为“美国对苏关系”的长信，建议一种“文化毒化”（intoxicationculturelle）：“我们应该给苏联提供其政府所能接受的尽可能多的书籍、杂志、报纸和电影。我们应当对苏联设立电台播音，并发起旅游者、学生和教师的交流。”

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苏“文化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大量的文化艺术界名人，作为“冷战武器”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冷战的设计者、CIA创始人之一乔治·坎南曾直言不讳：“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设立文化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于2002年出版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介绍了由CIA设立的“文化自由大会”在1947至1967年间在文化界进行的种种行动。

1950年，中央情报局为更有效地在国际上实施文化冷战，决定在柏林创立“文化自由大会”。在文化冷战前线的德国，当时中情局驻德工作站的行动人员达1400名。为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中央情报局为各国代表们提供秘密经费，用各种运输方式，甚至动用C-47军用运输机，运送几百名代表去柏林。大会以“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为议题。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凯斯特勒宣读了一份《自由宣言》。从此西方被称为“自由世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则是“极权专制”。这个文化自由大会的真正目的，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阻止共产主义的进犯……它应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僵化负面的看法，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之后，“法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英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和“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等一系列分会纷纷建立。鼎盛时期，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犹如一个小型文化联合国。同时，无数隶属于各分会的外围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纳博科夫担任总书记，实际上统归由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斯尔森直接指挥。

从此，中央情报局实施文化冷战有了自己的傀儡组织，加上有源源不绝的“马歇尔计划”经费，这架新机器成立伊始，就开足马力全力运转。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其中1950—1967年间，有几千万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会。

意大利北部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塞贝洛尼山庄，是福特基金会的别墅，也被用来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人士的休养地。“到那里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抵达时，会有衣襟上缀有V.S.字样的蓝色制服司机来接。”以反极权主义著称的汉娜•阿伦特感叹：“你会感觉霎时间你住进了凡尔赛宫……”

无意间成为“与CIA签约的作家”

桑德斯在其书中提及，冷战开始之初，苏联在柏林的宣传卓有成效，先声夺人，美国有些被动。但CIA深谙书籍和刊物的重要宣传作用，懂得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的名言：“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所以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一方面，从美国源源不断运来大量“普通书籍”来介绍美国文学。大量出版赛珍珠、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书，让人相信美国也有“伟大的文学”。尤其大捧特捧写《荒原》的现代诗人艾略特，以至有人感叹：通过艾略特，“中央情报局统领了诗歌界”。中央情报局甚至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空投到俄国，把文学作品当政治宣传的传单来散发。还有大笔的钱直接用来策反，如给叛逃的波兰诗人米沃什颁奖，“给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诗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变相的贿赂鼓动他们叛变”。一些耶鲁大学的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诗人型间谍”安格尔顿、富于才华的学者麦考利和汤普森。一时间出现了许多“与中央情报局签约的作家”。

另一方面，全力资助、宣传作为“反共计划”一部分的欧洲作家，如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描写对苏联幻灭的《从苏联归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凯斯特勒是曾在苏联生活过的前共产党人，后来加入英国情报部，又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这本描写苏维埃政府黑暗的书，在英国情报研究局资助下在德国广为流传，甚至“外交部出钱购买并发行5万册”。

据统计，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

在今天，提起奥威尔，大多数人都会想到《1984》和《动物农场》。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事实上，如果阅读过奥威尔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传记，就能发现他在写作的时候仍然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的奥威尔，始终对社会底层非常关心，而至今有人将其贴上反极权的右翼标签，将其作品做某种政治化的解读，正是冷战时期英美情报部门对其进行的极为成功的政治包装。同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冷战时期的奥威尔被情报部门当做政治工具进行了利用。

李零在近期的访谈中介绍说，奥威尔后来对苏联感到失望，转而同意和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这也体现了西方左翼既不喜欢资本主义又害怕威权主义但最终选择和本国政权合作的清高心态。在刘禾迷人的新作《六个字母的解法》里，提到奥威尔把一份长长的名单交给英国情报部门，上面写着他所了解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名单和简介。这份罗列了135个名字的名单，包括当时的地下共产党和地上共产党，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别林、萧伯纳、斯坦贝克，甚至连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也榜上有名。

在奥威尔去世之后，其作品被CIA进行了最大限度篡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对桑德斯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的评论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详述。

王绍光在文中写道，1950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账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30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一九八四》的改编上。原著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与控制力量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一九八四》还是对原著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券。

奥威尔有那么多著作，为何偏偏只有《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为世人熟知，似乎奥威尔只写了这两本书。倘若读者曾经有过类似的疑惑，至此应该有答案了。揭开这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秘密，难免隐隐作痛。对于真正喜爱这些作品的读者们来说，或许并不在意冷战背景下的政治营销。但当我们设想奥威尔得知《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成了冷战武器时，总还是忍不住要为那位在风雨里坚持走来的作家痛心惋惜。

幸好，尚有李零在大家向前走之际，能猛回头向我们讲述鸟儿到底歌唱了什么，尚有陆建德以其锐利目光，告诉我们奥威尔被他反对的人利用了。幸好，有这些未曾淹没于冷战迷雾中的清醒而坚定的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看清那些作品中被中情局遮蔽的意义。 

（本文综合了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6日报道、河清《艺术的阴谋：透析一种“当代艺术国际”》第二章内容、石剑锋《CIA文件解密：证实<日瓦戈医生>出版与CIA有关》以及王绍光《美中央情报局及其文化冷战》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