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 关哲】

从6月9日到9月9日，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香港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并不是示威游行，而是社会暴乱；示威游行在香港历年来司空见惯，但社会暴乱却是香港这个夏天的奇观。

人们不得不承认，持续长达三个月的社会暴乱，已经大大改变了香港，很可能从此永久改变了香港。

早在6月9日“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那一次，警方就从示威游行的种种迹象中判明，其中混杂了一群“有组织、有准备的激进暴力人士”（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暴力行动并非随着示威游行的连续举行而逐渐出现并升级，而是早有组织、早有准备，是借助《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事态而强行加入到示威游行当中的。

大家都看到了，从那一场大游行开始，这三个月里“激进暴力人士”就再也没有离开香港街头，他们在每一场示威游行中加入暴力，使其演变为名副其实的暴乱。

在示威游行中加入暴力，并不是简单地情绪宣泄，而是曾经在世界各地盛行的“颜色革命”的标准配置，是西方发明的“颜色革命公式”中的固有因子；其作用在于持续放大针对政府的压力，或迫使政府以暴止暴，引燃国际舆论之火，加速政府的倒台。

就是这样——借助示威游行的掩护制造社会暴乱，通过社会暴乱的升级推动“颜色革命”，通过“颜色革命”的步骤颠覆特区政府；三个月的时间，香港街头上演的这个“连环套”已经清清楚楚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无论西方媒体和部分香港媒体如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也已无法掩饰。

但结果却与策划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三个月的时间，特首没辞职，政府没垮台，警方没退缩，中央没出手，“颜色革命”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当然，“激进暴力人士”也没白忙，他们撕裂了香港社会、打击了香港经济、摧毁了香港法治、毒化了香港青年，更根本的，他们可能断送了香港的前途。

最大的一个后果，也是“激进暴力人士”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是他们充分彻底地暴露了自己，让全香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看清了这一点：他们不是一般的示威者，而是有组织的暴徒；他们的行动不是抗议，而是制造暴乱；他们的目标不是“双普选”，而是夺取政权。

9月6日，暴徒破坏港铁太子站设施（图片来源：文汇网）

正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在9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已经看得很清楚，围绕修改《逃犯条例》所出现的事态已经完全变质。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世人表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欲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三个月的时间，换来了上述这个统一认识，换来了“少数暴徒”与“大多数普通示威者”的区别，换来了“抗议”与“暴乱”的区别，换来了“修例”与“夺权”的区别。代价虽大，却也完全值得。

在暴乱持续三个月之后，在整个事态越来越明朗的情况下，香港社会何去何从，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面对前方的十字路口，对于下列三点认识，香港社会应该尽快形成共识：

一、继续坚持“五大诉求”已没有道理

“五大诉求”是反对派针对6月12日立法会预定恢复修订草案的二读审议提出来的，其中包括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5点内容；在经历了6月16日的大游行和7月1日部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楼之后，反对派又将林郑月娥下台的诉求升级为实现“双普选”。

“五大诉求”内容含义为何暂且不论，在提出之初，其提出的形式至少还是以和平示威为主，仍在香港法律和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但是，在持续长达三个月的暴乱之后，在出现了种种严重暴行，包括使用具有致命危险的武器袭击警察、大规模瘫痪交通、破坏地铁设施、占领机场、公共场所纵火、冲击政府大楼和警署等之后，“五大诉求”中的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这两项内容已不可能被接受，更不用说特首下台和实现“双普选”。

暴徒就是暴徒，暴行就是暴行，暴动就是暴动，这完全属于法律问题，根本上升不到政治问题的层面。正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所说，“少数暴徒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游行集会的范畴，他们的行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已经构成暴力犯罪”。

“五大诉求”有意将犯罪行为与政治目标捆绑，以为这样可以顺利脱罪，把黑手洗白，这只能是妄想。实际上，在特首林郑月娥提出“四项行动”之后，反对派已在第一时间即表示“不收货”，大小头目纷纷出面呼吁继续抗争，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个立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五大诉求”的虚假性。既然“五大诉求”现在只剩下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实现“双普选”这三个有效诉求，其本质到底是什么也就更明朗了，不过就是要摧毁法治、夺取政权。

到这个时候，香港社会难道还要继续支持这个原形毕露的“三大诉求”吗？难道不要反问一下自己：经过三个月的社会暴乱之后着手落实“双普选”，除了选出暴徒政府和暴徒特首，还能有其他结果吗？

二、继续包庇暴徒、容忍暴行已没有道理

香港近三个月来的社会暴乱最大的特点是：那一小撮“有组织、有准备的激进暴力人士”将自己混杂在被蛊惑起来不明真相、头脑发热的青少年群体当中，又通过所谓的“勇武派”这个貌似合理的身份包装与更大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派群体合成一体，达到了隐藏自己、操纵民众的目的。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一层包一层的表面联合，造成民意汹汹、团结一致的假象，关键仍在于“五大诉求”的虚假性。普通民众被舆论引导或被环境挟裹，只看到“五大诉求”合法性的一面，自认为是在争取应有权利、守护香港未来；却未能意识到这些诉求从一开始就被恶意利用，成为了对于制造社会暴乱、推动颜色革命、颠覆特区政府、破坏一国两制等非法行径的掩护。

出于种种原因，这三个月来，“和理非”有意采取了与“勇武派”之间相互包容的策略，“不割席”，放任“勇武派”不断升级暴力，借此表达自身的愤怒。无论这种愤怒是否合情合理，在经过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社会暴乱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颜色革命”套路之后，“和理非”派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执迷不悟了。

“和理非”派现在需要意识到，由于“勇武派”种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对于他们的任何形式的包庇和容忍，实际上都已构成了违法犯罪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几个月来，如果没有“和理非”派的同情和掩护，警方的执法不会这么困难，暴乱的升级不会这么迅速，整个事态不会这么严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三个月的社会暴乱中，香港社会的撕裂、经济的下滑、法治的毁坏、形象的崩塌，每一个恶果，也都有“和理非”派的间接贡献。

近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下香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

可以认为，这个讯息主要就是针对“和理非”派释放的。三个月的暴乱之后何去何从，希望香港民众深思。

三、继续以“两制”对抗“一国”已没有道理

事到如今盘点一下，这一场持续三个月之久的社会暴乱，其实并没有真正打击到特区政府，更没有打击到中国政府。恰恰相反，实际的效果却是反对派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是完整暴露出了一小股乱港反中势力，二是充分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三是证明了“颜色革命”套路在中国完全无用。

示威者在香港机场挥舞美国国旗（图片来源：巴士的报）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动的“颜色革命”在很多国家屡屡得手，导致政权更替，达成了西方既定的战略目标，但在中国的香港却遭遇了失败，被证明无用呢？事到如今，人们应该能够看出来，这正是“一国两制”所起的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的安排，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同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颜色革命”的确可以钻香港的“两制”这个空子趁虚而入，轻易发动起来；但是当发动者将暴乱的目标设定为推翻特区政府时，他们就遇到“一国”这个铜墙铁壁了。事实证明，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任何形式的“颜色革命”的“粉碎器”；根本无需中央政府直接出手，仅仅通过对于特区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对于乱港反中势力的强大威慑，就足以让“颜色革命”自行退潮，自取失败。

归根结底，“颜色革命”是靠煽动仇恨、升级暴力获得动能的；但中央政府不出手，特区政府不倒台，香港警方不退缩，“颜色革命”聚集起来的动能就没有出口，就只能通过其组织“内爆”释放。这个情况正在香港发生。

“颜色革命”夺取政权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对于“一国两制”却实实在在造成了破坏。这是香港社会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回顾一下制定基本法时的初衷，当初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才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也就是说，“一国两制”安排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终极的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二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一点非常明确。但是如果因为“两制”的安排，因为香港实行了坏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实行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破坏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那么“一国两制”安排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基本法》制定的初衷也就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香港社会必须要明白：香港通过“两制”的安排而获得的所有好处，其前提就是“一国”的不容挑战和香港自身的繁荣稳定。有了这两个前提，“两制”即可顺利实行，没有了这两个前提，“两制”也就没有实行的必要了。

长期以来，香港总有一批人企图依仗“两制”对抗“一国”，这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背后也是很可笑的逻辑；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一国”是至高无上的，而“两制”却是过渡性的安排；“一国”是终极目的，“两制”却是有保质期的。

综合上述，三个月的社会暴乱，把香港社会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必须要做出选择了。当然，其中一条路是将社会暴乱继续下去，再来三个月或三十个月，也算是一个选择。如果不走这条被暴力赌徒挟持的末路，那么就需要充分思考上述三个问题，形成社会共识，再做出其他选择。

只要十字路口还在，香港的前途就还在，香港明天会更好的理想也就还在。而选择就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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