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翻译/观察者网 马力】

众所周知，我的祖国德国最近正面临着关于采用华为5G问题的最后抉择，观察者网刊登的报道《美国安顾问满脑冷战思维，教唆德国“把华为烧掉”》对此进行了介绍。

此事为何如此棘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整件事中还存在哪些潜藏的因素呢？

当然，我们都能理解美国向德国施压的原因。德美两国是盟友关系而且还有北约这个组织存在，可是我们德国人还是想向美国说不。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扰，我们就不可能有如今这样多的讨论。在4G及以前的时代里，德国并没有围绕华为展开今天这样的辩论。

咱们还是从人的问题说起吧，因为根据“实力”的定义，一切都由人来决定。

易受“惊吓”的德国人

今天的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惊吓的群体，而且其中的原因经常完全无法以人类理性去解释——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德国式焦虑”（German Angst）这个说法吧？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是德国（而非日本）决定完全放弃核电；我们德国人习惯于购买风险最低的AAA级债券，很少有德国人投资股票；我们德国人的日常话题经常涉及移民和恐怖袭击等内容。

然而，与被恐怖分子杀害相比，一个普通人更可能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死或者在车祸中身亡，我想这两者发生的概率分别要比被恐怖分子杀死高2000倍和800倍。可是人们还是照常用梯子，而为高速公路设置最高限速的提案一次又一次地被否决。

德国媒体反复报道包含“华为”和“间谍”这两个关键词的新闻，结果造成很多德国人已经认为这两个词接近同义。你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带有这两个关键词的新闻，屏幕上会出现大量此类报道的链接。

自今年2月以来已经累积有86000人（上个月就有5000人）参与了一项Civey民意调查，问题是“华为和中兴是否应被禁止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结果有30.7%的德国人回答“无论如何都应禁止”，17.8%的人回答“应该”，13.4%的人回答“尚未决定”，17.2%的人回答“不应该”，14.7%的人回答“完全不应该”，6.2%的人回答“无法做出判断”。另一项Spiegel Online调查对超过一万人进行了访问，这项调查得出了与上面相似的结果。

资料图：视觉中国

如果在科技类专业网站（如Heise）进行此类问卷调查，受过更好教育的网民会给出更有利于华为的调查结果。不过，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有工程师那样的知识背景。在上述民意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半的德国民众反对使用华为设备。

我曾是一名工程师，而且还曾在移动通信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据我个人的判断，99.9%接受问卷调查的德国民众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难以对问卷做出负责任的回答。此外，德国媒体在报道时对通信系统的脆弱性并没有给出可信而全面的分析。

业余的政客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5G建设中其他几个参与方，这包括：

爱立信、诺基亚以及被收购前的西门子、阿尔卡特和朗讯等通信设备制造商；

德国电信、沃达丰、西班牙电话公司以及1&1等移动运营商；

各国的电信行业监管机构，在德国就是德国联邦网络局（BNetzA），在此类监管机构工作的人并非政客，他们都是行业专家，不过在经济部的领导下他们也参与频谱拍卖的组织工作；

此外还有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和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专员办公室（BfDI）等专业的网络安全监管机构。

很显然，最不具备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没有专业知识的政客也是参与方之一。他们也许会征求技术专家的意见，不过他们同时也是那些技术专家的上级领导。即便政客们足够谦逊，可是由于他们每天要处理大量复杂问题，他们也很难做出足够专业的判断。在公众演讲、公开辩论以及电视谈话节目中，他们在电信问题上不专业的一面经常被暴露出来。

例如，一位德国议员最近希望将西门子公司也纳入5G电信设备的招标采购名单。她并不知道西门子移动网络公司（Siemens Mobile Networks）早在2006年7月就与其他公司组建了合资公司并最终于2013年被诺基亚收购。也就是说，早在2G时代，西门子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参与竞标的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了。

在一般情况下，上面这样的情况并不构成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政府监管水平是由行业技术专家的水平来决定的。可是电信技术进步非常快，早在美国启动针对华为的打击行动之前，德国政府监管部门就已经开始把制定5G领域的法律法规纳入计划了。各技术监管主体已经提出了非歧视性的、以实际技术应用为考虑的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相应的认证标准，上述标准将成为修订后的通信法律和信息安全法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这种法律的修订仍然需要正式通过。

政客们眼下还只是围绕华为问题进行辩论，由于议会是立法机构，最终决定还是要由议会做出。

默克尔总理在其党内并不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她对政府的影响力更小（目前德国大联合政府由社会民主党和默克尔所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党组成）。如果议员们根据自己所属的党派就某一问题进行投票，那么默克尔所在的基民党将占多数。不过，在华为5G这个问题上，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基民党在华为问题上已经分裂，默克尔总理和经济部长亚特麦尔一派支持华为参与德国5G项目，而新党首、一些前部长和议员们则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基民党的分裂中看到了机会，但他们还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默克尔呼吁加强5G安全，但不全面禁止华为（彭博社报道截图）

可能华为漏洞越多，对德国越安全

如前所述，德国政客就华为问题进行的很多公开辩论都处于相当业余的水平（a rather amateur level）。所以我决定在这里提供一些人们较少谈及的更有价值的内容。

我已经与此前在德国通信行业工作时认识的很多前同事就华为5G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他们都是真正的专家，下面我把对交谈内容所作的总结提供给诸位读者。

如果终端用户担心自己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会遇到安全问题，他们自己通过多重加密（encryption layers）手段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盟友的监听丑闻中什么也没学到的人，当然会担心信息泄露问题。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与我每天进行邮件联络的很多人即便对非常敏感的信息也从未采取任何加密措施，让商业伙伴对邮件进行加密就更不现实了。

如果用户担心元数据遭到窃取，这就涉及核心网和骨干网了。核心网（the core network）业务仅为华为贡献了总利润的10%到15%，而涉足核心网的移动运营商的数量要比涉足无线接入网（the radio access network）的数量大得多，后者是指将移动电话用户连接到网络的基站设备。而基站正是利润丰厚的部分，如果没有华为的参与，5G基站的建设将难以快速推进。

所谓“网络安全”问题，或者源于无意留下的漏洞（bug），或者源于有意安插的后门。如果人们在使用华为设备时发现了后门的存在，那么华为公司在国外的所有业务将全面崩塌。如果华为设备存在后门的话，那么所有后门必须100%不能被发现，这意味着华为工程师在安插后门时不能留下任何技术漏洞。

华为的声誉是建立在极高效率之上的，在研发和制造环节，这是非常显著的优点，然而高效率也意味着无意间留下技术漏洞的几率更高。业务的高速增长意味着品控流程跟上其步伐的难度非常高。这就为华为一直以来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华为并没有在设备中安插后门。我也认为华为不太可能在设备中安插后门，这样做的风险极高，在行业专家们看来这无异于自杀。

进退两难的运营商

并非仅有德国政界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德国的移动运营商也未能幸免。

德国电信是一家德国公司，但它正致力于收购其美国竞争对手Sprint公司。美国已有几个州针对此事启动了反垄断法律程序。巧合的是，德国电信已决定在升级其核心网和骨干网时不再采购华为设备，这意味着华为设备将在两年内从德国核心网和骨干网中消失。德国电信决定使用美国设备而非华为、诺基亚或爱立信设备，这被认为有助于该公司取悦美国政府，而德国电信对美国Sprint的收购似乎已无大碍。据了解，英国沃达丰公司在其核心网方面也在走德国电信的道路。

德国电信（资料图）

须在各家电信设备制造商之间做出选择的私营移动运营商也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并处于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尴尬状态，这对德国自身是非常不利的。国家是频谱的拥有者，在拍卖中出价最高的运营商将获得频谱的使用权。除了为频谱使用权付出金钱，各家运营商还必须签署合同，承诺按照合同中的时间表推出各项电信服务。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因为德国在电信服务的推出方面已经严重落后，德国的4G网络覆盖率甚至还不如阿尔巴尼亚这样的贫穷国家。最近出的一个电视播出事故很有象征意义：当德国领导人出席一场关于数字技术的国际峰会时，黄金时间的峰会直播由于网络问题突然中断了。

在本世纪初网络经济正盛时进行的3G频谱拍卖为政府带来了500亿欧元的收入，然而由于运营商在购买频谱使用权后缺乏资金，随后进行的网络建设受到极大影响。5G频谱拍卖已经为政府带来了660亿欧元的收入，不过各家运营商之所以付出这些金钱来购买频谱使用权并推出各自的5G上线时间表，是因为他们已经假定华为不会被排除在设备采购名单之外。

由于华为的基站设备在价格和建设速度上具有极大优势，把华为排除在外除了会增加各运营商的建设成本，还可能导致他们无法按照合同中的时间表推出5G服务并为此缴纳罚款。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各家运营商可以发表法律声明，把无法履行合同的责任归咎于政治因素的干扰。最终，德国纳税人和德国选民将承担部分损失。

我们并不独立自主

德国人和欧洲人希望能够独立自主作出决定，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其实这种情况早在华为5G问题出现之前即已形成。我们不必放弃使用地球上速度最快、价格最低的5G设备和各种物联网创新技术就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信息安全状况，普通的网络用户只需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就能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的政治决策机制使得我们的决策过程太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原因在于大众的情绪太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煽动。政客们是看重选票的，他们会根据民意进行决策，而不是根据理性客观的专业知识进行决策。然而这个世界变得越复杂，根据理性客观的专业知识进行决策就变得越加重要。

如果普通德国人能把中国视为瑞典或芬兰那样的伙伴国家，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此文涉及到的所有问题了。看到人们这么容易就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所控制，我感到非常难过。然而，我们德国人却忘了，制造这种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的国家就在几年前还滥用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

（想了解冈特·舒赫先生更多观点，可阅读其其他回答：https://www.zhihu.com/people/gunter-schoech/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