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赫:当下德企在华做生意,都会考虑三个问题

来源:观察者网

2022-11-04 07:33

冈特·舒赫

冈特·舒赫作者

战略管理咨询公司Debrouillage创始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译/观察者网 郭涵】

“脱钩”这个现象并不新鲜:自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与西方悄然发起了针对中国的经济脱钩;特朗普政府只是粗暴地、锣鼓喧天地在执行;拜登政府看似讲话客气,但政策是一贯的。

正如我之前所写过,欧洲特别是德国,对于脱钩相当不情愿。

德国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是第二大客户,(占德国出口比重)大概与美国或法国体量相当,我们从脱钩中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德国自二战后复苏以来,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主张就是“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更不必说中国是我们头号的进口来源国。

但如今,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我们面临一个多少已经不同以往的局势:

1.防疫形势;

2.德国新一届“红绿灯”政府(指德国社民党、绿党与德国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三党代表颜色分别为红、绿、黄——观察者网译注)

3.俄乌战争:对于任何被视作“系统性对手”的外国力量,德国国内正拿着放大镜检视对它们的依赖。

基于防疫的考量

新冠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作为战略顾问,我在自己的客户群体中就见识过,有企业因为防疫措施而犯愁。由于隔离规定,出行意愿相应降低;而在酒店隔离数天后,也不确定能否继续顺利前往想去的目的地。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谈生意,或许更看重人际关系中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建立在面对面交往的基础上。

我的一名客户在美国收购了一家公司,相关部门CEO飞到美国参加签约仪式,这是他自新冠疫情出现后至今,唯一一次去美国;其它的任何问题,都通过视频会议或经由美国那边的基层员工与律师处理妥当。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家中国公司在欧洲的收购案告吹了,部分原因是在持续数月的激烈谈判后,依然没法安排与中国公司的老总坐下来面谈。那些已经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自然也会担心他们的工厂或办公室面临突然关停的可能。

对于中国的防疫政策,一种不带感性色彩的德国式评估可能是这样的:

当病毒出现新变种,又缺乏有效的疫苗,存在大规模且不确定的感染风险时,中国式的“清零”政策运行得非常成功。与欧洲 、美国乃至几乎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国有能力在境内控制住疫情传播。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加上遵守纪律、能吃苦耐劳的人民,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当相对有效且安全的疫苗问世后,包括那些能够应对新变种病毒的疫苗,就可以把这个因素纳入防疫考量中。至于对于哪个国家造出何种疫苗,以及由所谓“竞赛”引发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大家没必要太上头。全世界三大疫苗制造商——法国的赛诺菲、英国的葛兰素史克以及德国的默克集团——都没能产出堪比百欧恩泰(BioNTech)/辉瑞和美国莫德纳公司那样的疫苗。

在德国人眼里,西方因为缺乏实现清零的纪律性,付出了上百万人死亡的代价后,社会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在疫情之初表现得更好,如今面临压力,可以更多地应用全球医学成果。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最近就谈到,中国的营商环境在确定性、可靠性及效率方面有所变动。

新冠疫情凸显了当今供应链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工厂停歇、集装箱难运转、工业产品零部件短缺,以上种种情况让许多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红绿灯”政府

另一方面,在德国,靠政治意愿推动做事情,通常是十分短命的。

就拿生产口罩简单举例吧:我们的政府拿出超过6300万欧元,支持82家德国公司在本土生产口罩。然而回过头看,绝大部分公司已经关停生产线。它们的售价要比从中国进口的口罩贵3到5倍,而医院或电商平台等大型采购方在意的就是价格。

然后是德国这届新政府。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上次大选中大败,而绿党(左翼环保主义者)是最大的赢家。现任总理朔尔茨出身的社民党(红),是上一届与本届政府中唯一的常量。自由民主党(黄)也需要抱团来组建联合政府。所以我们称之为“红绿灯执政联盟”。

我从来不是默克尔的忠实支持者,但如果要列举一点她的长处,那便是外交、调和分歧与危机管控。难怪默克尔在国际上享受的声誉,远高于她在德国国内的风评。我认为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默克尔指明的方向非常合适:通过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维系德中间良好的外交关系与密切的经贸联系。

证明你自己作为一个贸易伙伴的价值,不要在全世界面前扮演“教师爷”,尤其是不要公开作秀;当你取得伙伴的信任后,便可以在台面下更方便、更有效地提出你想表达的任何观点。如果德国真的对一些问题抱有关切(不管是环保、人权、贸易还是其它事情),恰恰需要这种低调务实的政策。公开叫骂往往只会适得其反,导致更多的民族主义、互相回敬指责、施加制裁,然后是更激烈的对抗。

但在西方国家,默克尔的外交风格是选举的减分项。公开批评中国会带来巨大流量,在“宽以律己,严以待中”这事上,哪个德国人原则上会反对呢?这在任何国家基本上都说得通,不管他们自己对自己是什么标准。

我们的新任外交部长、来自绿党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长期在最受欢迎政客的排名中霸榜前三。相比其他任何事情,她显然最在乎自己的选民与选票。用不加修饰的语言公开发表“强硬”的谴责,正是她那些相对年轻且理想化的选民所爱听的,而贝尔伯克确实照做了。乍看上去,这属于非常廉价的政治得分。

德国外交部长、来自绿党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资料图/Facebook)

外交部长通常是德国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打造许多光鲜人设,展示自己有多么强硬,而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或承担任何责任。

最后,自由派因为天性使然,不喜欢在他们看来不必要地限制任何种类自由的任何制度。

但这种作秀不是没有代价的,哪怕来得往往并不显眼。一名客户向我讲述了,在德国新政府加大批评中国的调门后,德企蒙受的隐藏代价之一:他说他的公司第一次在中国输掉竞标,原因不是技术要求或价格方面,只是因为他们是一家德国公司——当然,单方面的阐述未必就是事实,仅供参考。

所以总的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德国投资人必须了解,现在更有可能搞乱德中关系的,是他们自己的政府。

大众汽车在新疆建厂就是案例,现在私营企业被德国舆论与政府盯上了,不仅仅是面临语言攻击,还会伴随着行动——因为在新疆设厂,今年5月底,大众汽车关于延长投资担保的申请被德国政府拒绝了——只要是与新疆有任何关联的,都被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否决了。

哈贝克同样反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对汉堡港一处小型集装箱码头的入股,还扬言未来与北京打交道时将“不再天真”,并补充“我们不能让自己再被勒索”。(当地时间10月26日,德国政府最终批准中远入股汉堡港——观察者网注)

俄乌战争

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德国总理朔尔茨终于选择在今年11月4日首访中国。朔尔茨讲话不爱直来直去,他一边在组织企业界代表团随行,一边又呼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虽然一些防疫要求增加了组团难度,但目前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待命,准备好在11月12号到14号,陪同朔尔茨出访越南与新加坡。

考虑到德国已对俄罗斯如此依赖,德国有民调显示,对向中国派出经济代表团的支持率走低,但这种事并不新鲜,政客通常会做姿态迎合镁光灯,而代表团则是在背后做实事。

最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俄罗斯的案例中体现出来了——今天,问题并非是某家德国公司是否应该叫停在俄生意,德国公众追问的是:为什么某家公司还没有退出俄罗斯市场?

这就要说到俄乌战争。德国欣赏中方在这一问题上可信的中立立场。中国也许会为美国的对手“祈祷”,但从未像西方支持乌克兰那样,大规模直接介入这场冲突,比如卖军火、训练部队、提供资金与分享情报等。

战事之初,许多德国人在担心,中国是否会像俄罗斯那样,直接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省。然而,在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德国人对她行为的认可度已经明显降低了。

因此,焦点自然转移到了对经济的影响上。

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被限闸、彻底关闭乃至破坏之际,德国几乎没有人敢为当初修管道的决策辩护。

不管冲突发生前德国和西方领导人犯下了哪些错误,如今都被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责任权宜地掩盖过去。人们开始物色天然气以外的可再生能源,随后意识到:在太阳能与风能领域,今天的德国依赖中国,更甚于在天然气上依赖俄罗斯。

就在俄乌战争之前,德国5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供应。然而,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有95%来自中国。仅仅10年前,从硅电池到太阳能电池板,德国还是全球太阳能产业市场的领导者。然而,在当初规划的产业规模实现后,上网电价补贴额度大幅降低。仅仅4年内,就消失了10万个工作岗位,余下的公司则大多被中企收购。

在风能领域,德国自2016年以来失去了39%的工作岗位。德国风能企业比太阳能企业发展得更好,但产能放在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德国国内的需求少得可怜。

德国的政策制定者,做梦都希望这些产业能回流国内,但从投资人到学徒都不情愿:在考虑投资兴建大型工厂、选择终生职业这样的决定时,德国过去的能源战略实在是太离谱、太不可靠、变化太过频繁了。

我不相信仅凭政治意愿,就能改变这一切。由于缺乏公共空间、无休止的申请流程,加上当地居民乐此不疲地打官司、拖延项目工期,在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已经走向迟滞。

所以,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前景,并不会惨淡。事实上,根据荣鼎咨询智库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欧洲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5%,主要就是德国公司拉动的。

当中的旗舰项目,自然是巴斯夫公司在湛江投产的一期工厂。这将会是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最大的单一项目,也是巴斯夫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根据该公司声明,项目到2030年的投资总额高达100亿欧元。

必须注意的是,巴斯夫公司于2018年七月宣布工厂选址,并在2019年年底开工建设。这都发生在我前面提到的三个主要变化因素之前。而对这处一体化基地的最终验收,是在今年7月通过的。

巴斯夫公司作为一家全球化企业,在世界各地都建有类似的一体化工厂,而他们专门瞄准了中国国内的市场。不仅将石化产品中不同的价值链条整合到一家工厂,节省多余的物流成本;也拉近了所有中间商品、终端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引擎,目前已经建有2处这样的一体化工厂,与欧洲和美国的数量持平。

结语

所以,最终谁会取胜?意识形态还是商业考量?还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回到一种模式,即并非两者中某一方取胜,也并非两者一定程度上“共存”,而是通过交流来切实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避免重组供应链这样的相互提防。

短期内,目前的趋势似乎有些脱钩的苗头;长期来说,人类有责任开展更多合作。在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中途,迫切需要一些意味着容忍与为局势降级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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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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