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番茄汁:曾受争议的​荆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大洪水中表现得怎么样?

2020-08-01 08:48:46

【文/番茄汁】

在中国,治水,是历朝历代都回避不了的话题。

其中,又以长江的治理更难,原因有二:其一,长江全长6300公里,九曲十八弯,行洪能力差;其二,长江地处东亚副热带季风区,流域气候温和,雨量丰沛,一旦发生上下游雨季重叠,极易产生严重洪水。

所以,自汉代以来,长江流域水灾频发,且呈现周期越来越短、破坏性越来越大的特点,比如,长江中下游水灾爆发的频次,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平均5、6年一次,清朝到民国基本上是4年一次。

晚清、民国时期,国力孱弱,内忧外患,政府治水有心无力,洪灾一旦爆发,往往江堤溃塌、泽国千里。

1931年,武汉市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做买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水患的治理,就提上了日程。

治江,先治荆

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年头,淮河大水,受灾面积4687万亩,灾民超过千万,死亡489人。毛泽东看到灾情报告后,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实际上,治淮的同时,他也在思考长江的治理。

1950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抽出时间,接见专为湖北水利建设而来的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邓子恢首先汇报了1949年夏天长江洪涝灾害受损情况,指出——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建议先治理荆江大堤。

荆江,主要是长江在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一段,长约340公里。这一段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不畅,导致泥沙堆积,河床升高,汛期洪水水位常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荆州万堤志》称: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即荆江大堤)。1949年的洪水,荆江大堤的祁家渊大堤垮掉一半,所幸洪水及时退去,才避免了溃堤。

荆江分洪工程示意图

新中国成立水利部后,专门成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1950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召开中南防汛专题会议,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到会。他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你是打过仗的,荆江的问题怎么办呀?出了事可不得了。”林一山答道:“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地方建蓄洪区降低荆江水位,保障荆江大堤安全。”

林一山所说的计划,具体称作“荆江分洪工程”。在他的推动下,工程计划初稿很快成形,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与湖南、湖北两省共同研究后,向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报批。邓子恢的北京之行,主要任务就是这个。他在汇报末尾,介绍了当地两句民谣:“荆江不怕起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

荆江分洪区的农民在分洪前收割庄稼,为分洪做准备

毛泽东深以为然,他问邓子恢:“你们有什么好方案吗?”

邓子恢立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草案》。毛泽东阅后当即表示:“尽管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

由于这项工程涉及湖北、湖南两省利益,工程量大,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负责协调处理中间关系,督促工程进度。

周恩来亲自督促工程进度

按工程计划,首先要将荆江大堤加高加固,然后在荆江南岸修建一个920平方公里的分洪区,在太平口修建一个进洪闸,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黄山头修建一个节制闸。其中,进洪闸可防止荆江大堤的溃堤危险,节制闸则可避免洪水淹到湖南。同时,还要修建一道穿过黄天湖的大堤,黄天湖淤泥很厚,清淤完全靠人力,修建难度颇大。

1951年,中央政府批准后,林一山等即乘“利江轮”查看计划中的荆江分洪区,同荆江专员张海峰商量工程安排,同时加紧分洪区围堤、荆江大堤的加固勘测设计。勘测设计完成得很快,工程却不见实施。

其实,从工程计划一开始,就不断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在荆江北岸修建分洪区,非要建在南岸?湖南常德地区专员柴保中给中央写报告,认为荆江分洪工程,是相当于在洞庭湖区人民头上顶了一盆水。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也说林一山出了个坏主意。

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柴保中、黄克诚所说也不无道理。但修建分洪区,本身就意味着面临大灾之时舍局部、保全局的战略安排。

眼见工程迟迟没有下文,周恩来着急了。他找到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问中央批准的事情,为什么迟迟不动?之后又给邓子恢打电话,要赶快抓紧。但牵涉到两省利益的事,协调难度太大,所以尽管周恩来做了催促,但效果并不明显。

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把湖南、湖北有关人员召集到一起,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专题会议,调解两湖之间的纠纷。他先表扬了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是关心群众利益,随后话锋一转,“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接着严肃批评在场人员:“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即长江水利委员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23日,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专题报告了此次会议情况,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威胁,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

在周恩来的协调督促和亲自过问下,荆江分洪工程终于进入实施阶段。中南军政委员会组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调集解放军第21兵团官兵数万人参加工程施工,湖北、湖南也组织了民工,军民合计有30万人。21兵团政委唐天际担任工程总指挥,李先念担任总政委,林一山担任副总指挥兼工程部部长。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林一山把总指挥部设在沙市市政府,行政干部负责器材和物资调拨保障,技术人员一分为三,驻扎在进洪闸、节制闸和堤防三个地方,30万军民和技术干部齐心协力,奋战在工地上。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整个工程虽然前期耽搁较长时间,而一旦施工,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完成。

毛泽东听到开工的消息后,欣慰地说:“好哇,是该早些开工,拖迟了,万一夏天又来一场洪水,不晓得会有多少人沦为鱼鳖!”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提议下,他提笔挥毫,写下“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毛泽东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

周恩来也为分洪工程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周恩来题词

1954年迎来首考

工程尽管顺利竣工,但争论依然没停。中南局一个干部一直对分洪工程持反对意见。长委会内部一些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认为,荆江分洪工程是个无用工程。

1954年,长江爆发全流域大洪水,考验荆江分洪工程的时候到了。

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周期长达50天,且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形成了20次暴雨组合成的暴雨群降雨,仅7月就出现8次暴雨,每次持续2-8天不等,差不多整月都在下暴雨。7月之后,长江上游川江连降大雨,洪水自上游飞流直下,荆江段形成一个涨落缓慢、持续时间特长的庞大单一洪峰,长江中下游的洪水量达到1070亿立方米,沙市水位迅猛上涨,达到44.38米。

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流,势在必行。

中南局在武汉的常委在汉口德明饭店(现汉江饭店)开会,讨论分洪、开闸问题。会议由中南局常委裴孟飞主持,担任防汛总指挥的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参会。会上,周小舟坚决不同意立即开闸。双方争执不下,王任重只得当场打电话给邓子恢。邓子恢传达了周恩来立即开闸分洪的指示,这才形成统一意见。

1954年7月22日,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洪

7月下旬至8月上旬,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开启北闸,泄洪总量122.6亿立方米,使得上自枝江下至鄂城的长江两岸,上自襄阳下至汉口东西湖的汉江两岸,20余个分洪区、蓄洪区无不饱和甚至超饱和。由于指挥得当,分洪区里所有人都及时撤离,荆江分洪区在分洪时没有淹死一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王任重考虑到移民搬出后,不方便回到分洪区耕种,就在分洪区里建了很多安全区,将移民迁移入内,在上面搭建房屋,分洪时,区内进行生产生活的人能够及时暂住,从而大大方便了移民的生产和生活。

荆江分洪,使得沙市水位降低1米,保证了荆江两岸,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推迟了武汉洪峰水位出现的时间,保证了武汉的安全。荆江分洪工程经受住了此次洪水的考验。后来在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对林一山讲:“林一山,现在我相信你了。”

有关荆江分洪工程的争议终于逐渐平息了。

保卫大武汉

1954年6月26日,武汉关的水位已经超过26.3米警戒线。

此后,暴雨不断,城郊低洼地段全部渍水。7月底,汉阳腰路堤、拦江大堤先后决口,硚口至集稼咀第一道堤防进水。洪水几乎与堤坝平齐,翻滚的浪头不时滚过堤坝,江汉大堤险情不断,不到10分钟一起。有一处处置不当,武汉将部分甚至全部陆沉。

王任重紧急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竭尽全力、抢救危关”的指示,提出“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1931年,长江发洪水,虽然规模小于1954年,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受灾人口2855万人,因灾死亡14.52万人,武汉三镇,平地水深丈余,陆地行舟,物价飞涨,瘟疫流行,受淹时间长达133天。

1954年洪水中的武汉城

保卫大武汉,这一口号再次喊响。30万人上了大堤,后来觉得还不够用,又从湖北其他县里调了几万农民。30多万人在武汉长江大堤上安营扎寨。当时,武汉的堤防不到30米,几乎与洪峰水位平齐,必须紧急加高堤坝。为准备筑坝所需的土石立方,铁路出动了32台机车、2000余个车皮;水路上有72只拖轮、7000余条驳船还有数不清的民船;市区里,1000余辆载重汽车来回奔忙。已淹入水下的湛家矶火车站,硬是靠铁路工人在水里一点一点的引导,把火车开进站内,成为“水下车站”。

“人在堤在、堤毁人亡”,不身临其境,是很难理解这些悲壮的口号。负责巡堤的人员,每4人一组,每半个小时巡查一次,日夜不停地在码头的堤上巡守。负责防守闸口的人员,每8人一组,最紧张的时候,每15分钟便要巡查一次。人们一日三餐都在堤上解决,晚上睡在堤上的帐篷里。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帐篷,就在大堤半坡上搭张凉席,几块木板放在湿泥地上做床就对付了。除了大堤上的一线人员,还有防汛的预备人员。这些人住在单位,吃在单位,该上班的时候还是正常上班,但不得离开单位,一旦出现险情,就要到防汛的前线去抢险。

保卫大武汉,在当时成为全国的一项行动。

大堤上电力不足,中央把全国仅有的一部列车发电站调拨给武汉。电站的烟囱高,不能通过武胜关,刘少奇亲自指挥,采取变通的办法,使发电站及时到达武汉。

搭棚子需要凉席,中央从河北调来大批苇席,还从四川调来榨菜,从江苏调来腌菜,从北方调来瓜菜,以满足群众的吃菜需求。

防汛需要大批麻袋和草袋,当时全国每年麻袋的产量也就500万条,向武汉拨运了621万条,草袋300余万条,基本把全国各地的库存都给清空了。


1954年洪灾时武汉人民抗洪情景

7月底,武汉关水位超过29米。8月18日,达到历史最高水位29.73米,虽然堤身增高了,但长时间的洪水浸泡,堤身变软,溃堤的险情仍然随时会发生。指挥部与湖北省委反复商量,请示了中央,采取牺牲局部、抢救大局的政策,把长江、汉水流向武汉的洪水,在来路上放到农村去。除了荆江外,在沔阳、洪湖、梁子湖、黄天湖、监利等十多个地区分洪,总共泄洪500多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洪水对武汉的压力。

最高洪水位维持了一个多月,但武汉没有被淹没,荆江大堤没有溃决,人们的生产生活基本保持稳定。当时因为洪水,市场上多了好多鱼,都是灾民从灾区打捞上来的。为了支援他们,武汉市政府鼓励市民买鱼,买一斤鱼就发油票。

武汉保住了。毛泽东再次题词祝贺:“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毛泽东为武汉防洪纪念碑题词

之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特意经过武汉,想学习一下武汉防汛经验,好为印度防洪提供启示。他听说有几十万人在堤上战斗过,好奇的问中方接待人员,这些人,一天给多少钱,一共多少开支?

中方人员回答,不给钱,都是尽义务。

尼赫鲁一下子哑然了,显然,这个经验印度学不了,他只能留下四字感慨:“不可思议”。其实,他如果知道为了保卫武汉,湖北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所作出的牺牲,估计他会连提问的勇气都没了。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2.苏云、刘立成:《1954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气象知识》2004年第3期;

3.汤胜利:《治水元勋功盖大禹——毛泽东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治理》,《党史博采》1994年第11期;

4.魏廷琤:《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序曲——回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百年潮》2011年第6期。

5.《1931到2016,湖北遭受的4场大洪灾》,《湖北日报》2016年7月9日。

6.《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2辑(总第72辑),1998年版。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

原《文史参考》,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

分享到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责任编辑:徐俊
作者最近文章
曾受争议的​荆江分洪工程,1954年大洪水中表现如何
美国黑人回到非洲建立独立国家,发展得怎么样?
不赢球就去死:欧洲足球背后的战争与政治
他是梦露的丈夫,红色中国眼中的进步作家
晚年宋美龄:拒绝回忆,永不卸妆
风闻·24小时最热
网友推荐最新闻
相关推荐
切换网页版
下载观察者App
tocomment go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