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说《罗曼蒂克消亡史》:民国,一只带着玉镯的断手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2017-01-04 14:58

郭松民

郭松民作者

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罗曼蒂克消亡史》无疑是一部极为迷人的影片,导演程耳把民国“黄金十年”的上海拍得华美而又惨伤,暴力色情与恩怨情仇、无耻之尤与侠肝义胆、卑鄙叛卖与义薄云天、酣畅淋漓与忧伤怜悯都表现得活色生香,其细腻的感伤与创痛、萦回的怀旧情调,不期然地将我们带回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滩,让我们目睹乃至参与了一个民国的传说,或者神话。

论年龄,程耳应该是70后,他对民国的感受为什么如此深入骨髓?这让人困惑,莫非他是从民国穿越回来的?

很多人说看不懂,这是因为被片名《罗曼蒂克消亡史》误导了,原来的片名叫《旧社会》,不知为何改为现在的名字。其实如果保持原名,观众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

叫《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影片中的情节与人物与“罗曼蒂克”毫无关系。什么叫罗曼蒂克?查查辞典,这个词来自英文romantic,又称为浪漫,意为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但《罗》中的人物,上至黑帮大佬下至车夫妓女,个个都克制机敏、一丝不苟、深不可测、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跟诗意和幻想都不沾边。

如果程耳真的不喜欢《旧社会》这个片名,改为《民国范儿消亡史》或许会更准确一点?因为程耳在片中浓墨重彩表现的,正是“民国范儿”。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场,华洋杂处,前清遗老的风雅、买办西仔的洋味、黑帮老大的毒辣、老军阀的粗横、新军阀的道貌岸然、交际花的风骚灵动等熔于一炉,铸成了“民国范儿”的标准模板。这个“范儿”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举凡如何穿衣、如何喝茶、如何吃点心、如何打麻将等等,都被程耳带着极为珍惜、欣赏的心情,用一丝不苟的态度一一再现。

片中的人物,似乎都是为“范儿”(也可以叫“派头”)而活着: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即便在枪林弹雨、死不旋踵的情境中,也绝不肯撒腿就跑,只不过稍微加快了脚步;陆先生的管家王妈,尽管中了致命的枪伤,也没有大呼救命,而只是慢慢地走向椅子端坐下来,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优雅的句号。

“范儿”为什么比生命还重要?这其实也不神秘。对“教父”来说,“范儿”有很强的实用功能。要控制自己的马仔,除了金钱与暴力之外,还必须要通过一种高高的在上的“范儿”或者“派头”慑服他们,让他们对自己敬畏和驯服。如果说“金钱和暴力”的能够让马仔不得不服从的话,那么“范儿”的则能够让马仔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出生入死。

对那些已经跻身上流社会的黑帮老大来说,“范儿”也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证,有“范儿”才能被上流社会所接纳。

“范儿”要立得住,就必须要有道德内涵,所谓盗亦有道,否则就是“假模假式”,是“虚范儿”,只会被人嘲笑。西湖湖畔有一座武松墓,让人好生奇怪:武松本是虚构的文学人物,怎会有墓地?其实这就是当年在上海滩声名赫赫的两位黑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也是《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王老板、陆先生的原型)搞得名堂。黄、杜煞有介事地安葬武松,就是要向世人表明,他们最重江湖义气,而江湖义气,正是他们控制马仔的工具。

在《罗》中,葛优有句台词:“你还真不把我们当流氓了。”这话说得到位,“教父”无论怎样道貌岸然,本质还是流氓,而流氓是不讲道德的。他们的“义气”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也经不起危险冲击。所以当日本人提出合办东亚银行的要求被陆先生拒绝后,老三张老板就毫不犹豫地出卖了陆先生,不仅如此,还和日本人一起携手,要将陆先生灭门,如果不是渡部为了要让陆先生抚养自己的两个儿子故意放水,陆先生自己也要和妹妹、儿子一样倒在血泊中了。

程耳用“上帝的视角”来拍摄陆先生一家被灭门的镜头。圣颂般《Where are you father?》(《你在何处,我父》)的音乐响起,从屋顶俯拍下来的镜头,跟随着陆先生的脚步一一经过死去的家人身边,充满了一种类似世界末日般的幻灭感。

这种毁灭的逻辑是内在于“民国范儿”的。影片开始,有活埋周先生的镜头,周先生躺进了自己的坟墓,死盯着打手的脸看,打手问看什么?周先生回答说“我有一个儿子,和你一样大”。这等于在说,周先生的今天就是年轻打手的明天,事实上,打手远没有活到周先生的年龄就横死街头。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电影剧本改编自程耳的三篇短篇小说:《女演员》《童子鸡》和《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的追求是唯美的,凡有可能影响美感的事物,如倒毙街头的“路倒”、内战外战中产生的难民、乞丐、三毛式的流浪儿等,都没有出现。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都是充满诗意的画面,比如渡部押送章子怡扮演的老六去苏州,一辆粉蓝的雪佛兰开在夜幕下的荒野中,黄色的灯光开辟出前路,车窗外有一轮明月,程耳在小说中写道:“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的月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真的很美,是可以做明信片的画面。只是在这样美好的月光下很快就发生了残毒的凶杀和凶暴的强奸、毁尸灭迹和擦拭血迹,这才是完整的民国夜色。

不管程耳是不是从民国穿越而来,但他的确把无限的同情、留恋、怀缅、引以为傲的荣光和身不由己的哀伤都给了民国,一曲“带我回上海”,百转千回,述尽苍凉。

这个民国,就是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1949年被推翻的那个民国。说起来,陆先生在上海滩的统治,确实是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缩影。蒋早年也是上海滩上的青红帮流氓,曾经拜黄金荣为师,直接动手暗杀辛亥革命元勋陶成章。蒋成为北伐军总司令之后,黄金荣才把帖子退还给他。

蒋早年的身世,深深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气质,或者说“范儿”。凶暴的暗杀与蒋政权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上至行政院长汪精卫、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下至李公朴、闻一多,都被暗杀。蒋介石建立的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警察蓝衣社以及军统、中统,都把暗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手段。1949年,蒋政权到了最后关头,他还向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下达了暗杀副总统李宗仁的命令,只是形势发展太快才没有执行。到了台湾之后,仍然恶习不改,蒋经国还暗杀了作家江南。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近年来展示“民国范儿”的影视作品的一个高峰,一个对民国无限深情的导演用个性化的、细腻的、令人心醉的镜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民国的好故事:“从前,在上海……”,关于男人与女人,关于信任与叛卖,关于鲜血与淫荡;程耳本想展示民国的极致优雅,孰料却让观众看到了(其实他根本或者特意掩饰的)另一个“范儿”:民国特有的残忍与无情、病态与颓败。

民国就像被装在首饰盒子里的那只周太太的手——它是极美丽、极精致的、甚至还带着一个碧绿的翡翠手镯,但却是被砍断的,因此是惨白的、滴血的、毫无生机的、行将腐烂的。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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