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裔:中美把剧本拿反了?谁才是潮流

来源:经略网刊

2017-02-03 07:36

海裔

海裔作者

北京大学副教授、法国南特大学客座教授

2017年已经来临,这是一个充满着悬念和焦虑的年份。

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回顾历史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某些把握当下的线索:一百年前的1917年,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动荡之中:一战进行中,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民国法统分裂,俄国十月革命…… 对中国来说,核心的斗争,还是围绕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而展开的。张勋发动、康有为支持的丁巳复辟失败之后,在中国复辟帝制,就已经没有可能了。

国人反对复辟的理由非常多,其中一条是诉诸世界大势。孙文在1916年海宁观潮之后写下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孙文看来,共和当然是“世界潮流”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论证基本上成了今天的常识。

但如果真正还原到1917年的国际体系,这句话可以表达一种信念,但恐怕还没法用令人信服的实证办法证明,共和制就是当时的世界潮流。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之中。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强国,基本上都是君主制国家。英国、奥匈帝国、德国、二月革命前的俄国,这四大强国,都是君主国,意大利也是君主国,有点实力的欧洲共和国,只有法国。当然,美洲基本上是共和国。

但是,即便美国已经是GDP世界第一,在美洲可以搞“门罗主义”,做地区霸主,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仍然很有限。甚至在打完一战之后,欧洲列强对美国这个表亲还是看不顺眼。甚至中国人也感染了这种情绪,1921年,受英国、德国教育长大的辜鸿铭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美国是个未开化(uncivilized)的国家。

因此,完全可以说,1917年,仍然是君主制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优势的时刻。当然,这种优势正在削弱,沙皇俄国已经在这一年崩溃,一年之后,我们将看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的崩溃,欧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共和国。但在1917年,这个变化还没有完成。

放在1917年,说张勋、康有为等人搞复辟是违反世界潮流,只是一家之见。在康有为看来,君主制才是世界潮流,西方最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制,怎么能说君主制不行呢?

康有为这个看法,其实是19世纪的国际体系塑造的。这个体系,一般被称为“维也纳体系”。

1814年,在奥、普、英、俄四国同盟打败拿破仑之后,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地图(其中包括瓜分波兰),奠定了新的国际体系。

为防止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共和革命再次发生,王朝国家的世袭统治者们建立了一个相互协调的机制,避免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并没有惩罚复辟了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而是将其纳入这个协调体系,从而形成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五强统治(pentarchy)。

维也纳体系既然是为了镇压法国大革命而形成的,剿灭拿破仑的旧王朝君主们显然不会提倡共和主义,而是主张某种形式的世袭君主制。各王朝国家要努力确保血统纯正的王位继承人在各国继承权力。

但是,随着欧洲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绝对主义已经日益难以为继,随着1848年革命的发生,许多绝对主义王朝也走向君主立宪制。但从意识形态上说,共和制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的主要强国,仍然基本上处于世袭王朝的统治之下。因此,康有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下,在其中君主制是标配,共和制反而是例外。

国际体系对单个国家的宪法变迁,会有显著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君主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强大,欧洲大陆上新独立或统一的国家,也基本上采取君主制而非共和制。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统一,一系列小国的独立,采用的都是君主制。

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康有为不断著文提醒听众,19世纪比利时拒荷兰而独立、挪威脱离瑞典而自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都没有采用共和制。在1911年11月所作的《救亡论》中,康有为指出:“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

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的独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原因在于,从外面迎立的君主在国内没有党派根基,因此更容易安于超脱于党派斗争的“虚君”之位。

而只要有一位“虚君”在顶上坐镇,“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人们所争的,只不过是宰相而已,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的帮助。康有为的这个说法与英国宪法学家白芝浩高度接近,而白芝浩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辩护者。

有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他将这一方案称为“虚君共和”,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一方案在革命派那里的接受度。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也不是坏事。

然而,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辛亥革命的动员力首先并不是来自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而是来自于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去掉满人君主是革命派坚定不移的主张。而对革命派来说,共和的首要标志,当然还是去除世袭君主。

康有为称共和国的要义在于国家是否公有,而不在有君无君,乃至于“国权出于国会者,谓之共和”,这在革命派看来也是奇谈怪论,尽管康有为的说法在欧洲更早的共和思想史上还是颇有依据的。但是,欧洲人自己在变,一个时代的主流,到下一个时代,就被淘汰掉了。

但是,康有为坚信革命派并不代表真正的历史潮流。海外游历十多年,康有为认为正在崛起的德国才代表着世界潮流。康有为相信,德式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而这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在《大同书》里,他曾经预测德国将与英国发生战争,德国将获得英国的世界霸权。

1916-1917年,在黎元洪和段祺瑞因为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府院之争”,知识界为是否参战而掀起大辩论的时候,康有为强烈反对参战。1917年,康有为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指出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不管胜负,事后都很有可能遭到德国的报复。

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当然跟他和张勋密谋复辟有关,而德国曾向张勋承诺,如果清朝复辟并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德国将给予承认。而当时的德国,当然看起来还相当有力量。张勋的军队在徐州,而德国人就在青岛,地理上非常近。

康有为也住在青岛,他的住宅“天游园”,本来是德国总督副官官邸,距离德国总督府非常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17年中国君主复辟的动员,与一个君主制占据优势的国际体系,与正在崛起中的新霸权力量的支持,实际上有分不开的关系。

康有为没有想到,张勋复辟会这么快地失败。他也没有想到,他眼中代表世界潮流的德国,竟然会在一战中一败涂地。现在,国际体系真的变化了。

在一战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陆续脱离沙皇俄国而独立,与俄罗斯一样成立了共和国。

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德意志共和国,奥匈帝国分裂,产生奥地利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也一度成立共和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

而被欧洲老贵族们视为暴发户的美国,在一战之后风光了一把,威尔逊总统到处演讲,推销他的和平计划,引发阵阵欢呼。美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新盟主。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共和制只是例外,就缺乏可信度了。

一战之后,康有为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是最适合中国,这一主张的同盟者日益零落,日益变成他个人的执念。他的“三世说”认为“升平世”应当行君宪,步子不能迈得太快。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碎片化状态,君宪的主张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军事同盟作为自己的基础。在国际上,君宪也已经很难得到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支持。

从逻辑上,许多政体都是可行的;但现实世界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可能性,政治行动有自己的窗口期,历史是个老官僚,过期不候。

而对于国际体系更具有冲击力的事件,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建立的新政权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根本无法将苏联吸纳进去。而苏联就在中国的旁边,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

在晚年的康有为看来,北方的冯玉祥甚至段祺瑞,南方的孙文、蒋介石,都是苏俄的代理人,将帮助苏俄吞灭中国。而19世纪在中国呼风唤雨的列强,这时候的存在感反而下降了。

这个新的时代让康有为困惑。在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之下,列强自己制定和宣传“文明的标准”,什么是主流一清二楚。但在一战之后的国际体系下,什么是主流,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对于习惯于旧时代的人来说,这个新时代有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百年之后的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但他的主张却是“美国优先”、“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同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发表讲话,宣布将支持“全球化”的推进。就连欧美舆论界都觉得很困惑:剧本是不是拿反了?

而对于习惯于盯着美国的中国知识人来说,这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为何会有一个美国人自己选出的总统,向世界展示一个如此阴暗的美国形象,甚至用了“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 这样的重磅词汇?

而这位总统,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粉丝和追随者。他引领着一场国际运动。

我们曾经告别二十世纪,回到十九世纪,并相信这才是“世界潮流”。但现在,“世界潮流”重新变得不确定了。

要适应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也许首先就要思考清楚,“新十九世纪”的“世界潮流”,究竟包含着哪些根本性的内在矛盾,以至于下了特朗普这样一个蛋,正如终结“老十九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老十九世纪”自己下的蛋那样。

康有为没有看清“老十九世纪”与一战的关系,因此会对一战后的世界走向感到困惑。在今天,如果我们看不清“新十九世纪”与特朗普的关系,我们同样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陷入迷惘和焦虑。

(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ID:jingluewangkan)

责任编辑:马密坤
康有为 君主立宪制 共和国 特朗普
观察者APP,更好阅读体验

“美方指控好比说中餐菜单能监视食客,笑话”

“严看死守,光干部餐食费就十多万,最后还是烧了”

“我们美国说要做的事,中国人已经做到了”

荷兰“拼了”:阿斯麦,别走!

“嫌犯从乌克兰获大量资金和加密货币,有确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