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海裔】

5月5日晚上，我刚从上海结束为期两周的防疫隔离坐高铁回到北京，突然收到还在法国南特访学单位留守的同事W兄发来的微信：“一个从柏林寄来的包裹到了，怎么处置？”这个邮包里面有柏林的T兄给我的几个原本打算在归途上用的N95口罩，3月25日寄出，4月上旬就已经到了法国，但居然在法国的邮政系统里“迷失”了一个月，直到5月5日才寄到。我苦笑着回复W兄：“我用不上了。归你了。”

2020年上半年，全球人民陆续戴上了口罩。戴口罩让人呼吸不舒畅，但总比感染后不能呼吸更好。但谁也没有想到，两条带子，一两块布，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物件，却在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让多少人惊讶、沮丧、欢喜、忧愁 ...... 而我，正是他们中的一个。

作者在法国高铁上

一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武汉突然“封城”，震惊世界。

当天，我正从法国南特动身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微信群里国内亲友们都在讨论疫情，大家纷纷关心我是否准备了防护用品。我为国内的疫情而担心，但丝毫不觉得在欧洲会有什么危险。架不住国内朋友们接二连三的关切，正月初二从马德里返回法国的时候，我折进马德里机场附近的一家药店，问店员有没有口罩，她说已经卖空了。在我看其他药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有最后一盒，你要不要？于是我花了十几欧元买下了这盒普通外科口罩，带回到了法国。不久后，在德国法兰克福的L博士也给我寄了一盒德国产的外科口罩，质量要比从西班牙买的好得多。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有所准备，可以对关心我的亲友有个交代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去过的这家西班牙药店里还挂了一个“口罩售罄”中文字样。这当然是给买口罩最积极的华人华侨看的。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欧洲的华人华侨到处求购口罩，小部分归自己使用，大部分捐赠到国内。但绝大部分欧洲“土著”不觉得疫情和口罩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在2月份的欧洲城市，我也没有碰到任何戴口罩的人。到2月下旬，意大利的疫情开始集中爆发，而武汉的疫情已经相当稳定了。国内的微信群友们开始问：为啥意大利人这么“头铁”，疫情这么严重了还不戴口罩？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才去关注口罩在欧洲的社会文化意义。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欧洲各国是倡导戴口罩的，但一百年后，口罩反而变成了敏感之物。在一些国家，没有病而戴口罩，意味着拒绝让别人识别自己的身份，可以处以罚款乃至拘役；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戴口罩至少也是社交场合不太礼貌的行为。从传染病学家到普通人都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那么反过来，戴口罩就可能意味着你是需要跟人保持距离的病人。但对于了解国内疫情的欧洲华人而言，口罩是自我保护的必需品。于是，华人社会与非华人社会，就被一个小小的口罩分隔开来。一些华人非常想戴口罩，但现实中发生过戴口罩上街被人打的事情，他们害怕在社区中被孤立，要么出门不敢戴，要么只能减少外出。

疫情下的法国健身房，图自新华网。

目睹意大利疫情日趋严重，欧洲各国开始不淡定了，一些民众开始“囤货”。从2月底到3月初，法国出现了口罩和洗手液抢购潮，价格不断上涨，我在好几个城市的药店问过口罩和洗手液，都没有存货。3月3日，法国政府发布政令，宣布在5月31日前，征用所有公共法人与私人所持有和生产的FFP2型呼吸防护面罩（与国内N95口罩标准相近）及医用一次性口罩，优先发放给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患。普通药店的口罩变成只能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3月23日，法国里昂一名药店工作人员还因“非法出售口罩”被捕。口罩变得如此紧俏，以至于尼斯、南特、马赛、巴黎等若干城市的医院相继发生口罩盗窃案件。

3月上中旬，欧盟境内更是爆发了“口罩大战”。法国方面“截胡”了瑞典Mölnlycke 公司运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口罩，并迫使一家法国口罩制造商取消了来自英国的一笔大订单；德国两次扣押瑞士的防疫物资，其中有一批就是口罩；德国还扣压了意大利贝加莫市一家企业为当地医院等机构采购的83万枚来自中国的外科口罩，经外交协调，德国承认这是过境物资而非出口，予以放行，然而这批口罩却在德国境内神秘“消失”了。捷克、波兰也都扣押过运往意大利的口罩。据意大利《晚邮报》以及安莎社的消息，意大利至少被欧洲各邻国扣留过1900万枚口罩。在意大利抗疫的过程中，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短缺问题非常突出，超过两万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其中将近两百名殉职。

法国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短缺程度也非常高，法国政府甚至征用了警方的120万个口罩给医护人员使用，仍然堵不上巨大的缺口。在警察工会要求配备口罩的时候，法国政府直接驳回。在库存捉襟见肘的条件下，法国政府推行这样的政策：只有医护、确诊的病人以及从疫区回来14天以内的健康人才需要戴口罩。对于大众，法国政府从一开始的说法就是，没有必要全民戴口罩，并引用传染病学家的说法：口罩主要是在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保护别人的，对于防止感染而言，勤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

3月8日，法国已经到了“封城”的边缘。我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将散落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与意大利的一些朋友聚集在一起。第一要务是自救，一起为自己和身边人筹备防护物资。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欧洲这么缺口罩？经过信息汇总，我们搞清楚法国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第一，法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行“垂直分工”体系，把许多产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了欧洲之外以节省成本，导致本土缺乏足够的产能。比如法国最大口罩供应商Segetex-EIF集团，其70%的口罩产能来自中国的工厂；

第二是，法国政府从2011年开始不再将FFP2口罩列为国家战略储备资源。在2009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手里的FFP2口罩与普通外科口罩的库存量分别为7亿个和10亿个，居于世界前列，经过11年的去库存，所剩无几。这么做，是因为相信在全球化条件下很容易购买到所需要的物资，无需保持高库存。

这一政策又进一步推动了口罩制造产能的外移。比如说，丧失法国政府订单后，位于西部阿摩尔滨海省普兰泰勒（Plaintel）的一家年产量2亿个口罩的工厂活不下去，被美国公司收购，转移到突尼斯生产。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口罩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但是2月份许多工厂停工，中国自身的口罩需求又非常大，欧洲各国要从中国获得补给，一下子变得非常困难，这就加剧了“口罩危机”。

在柏林的老朋友T兄长期从事进出口业务，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获取防护物资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向我们介绍，有一家国内的物流公司为了做广告，向留学生赠送口罩，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寄送口罩过来，于是大家分头组织身边的中国留学生来申请口罩。而我琢磨的是如何给我访学的法国单位搞一批物资——我获悉家乡的侨联正在将一批捐赠的物资发到巴黎，而我正好有家乡法国商会会长的联系方式，所以想的是从里面匀一点物资给我的法国单位同事们。如果这个渠道不通，我也能联系到国内成本低、质量过硬的口罩厂做捐赠，当然，需要单位出具接收函作为捐赠凭证。

3月中旬，当我向法国单位的行政人员询问是否需要防护物资时，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当我问是否需要捐赠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变得很模棱两可。确定的答案第二天才到来，大致意思是，如果你获得了防护物资，欢迎私下分发给同事。这个答复多少让我有点沮丧：如果是私下分发，不是公开捐赠，没有正式的接收函，我如何说服国内的口罩厂来做这个捐赠呢？  

但很快，我就明白法国单位的行政人员为何这么谨慎了。4月初，法国有两名温州籍侨领在向当地华人华侨分发国内捐赠的口罩的时候被法国警察扣留。也有学联的负责人在向留学生发放来自大使馆的“健康包”的时候被法国警察扣留，“健康包”被收缴。据悉警察指控相关人员“非法持有、分配或有偿销售国家的征用物资”，并诉诸法国政府3月13日发表的2020 - 247号政令《抗击Covid-19 病毒感染的必要征用》以及3月20日公布的2020-281号修改令。根据这两项政令，国家征用任何公私法人库存的“符合EN 14683 标准”的呼吸防护口罩（包括FFP2、FFP3、N95、N99、N100、P95、P99、P100、R95、R99、R100这些型号），并征用生产和营销的同类型口罩。在法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销售这些类型的口罩是违法的。

3月20日的修改令允许每个（公私机构）法人在向卫生部报备后，每季度进口不超过500万套口罩自用或捐赠，但超过此数，在5月31日前还是可能会被政府全部或部分征用。但严格来讲，相关侨团所持有的口罩是合法进口的，不属于法国政府征用的型号，数量有限，而且从事的是公益，并没有任何销售行为，怎么说都不应该摊上一个“非法持有、分配或有偿销售国家的征用物资”的罪名。

考虑到3月20日修改令的存在，到3月下旬，我所在的单位其实就可以自己合法地进口口罩，分发给同事。但行政人员并没有采购，我不知道他们是研究了政令之后觉得有法律风险，还是觉得虽然没有法律风险，但有必要响应政府“将口罩留给医护人员”的号召；至于非医疗、非慈善机构是否可以作为口罩捐赠对象，在法律上似乎一直是模糊的，而且还需要证明所捐赠的口罩来源合法并满足相关质量标准。既然单位没有法定义务为学者提供防疫物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完全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态。

二

既然许多欧洲国家连医护人员需要的口罩都没有，一些国家干脆就“躺倒”了。瑞典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尽管瑞典国家级卫生部门好心“建议”医护人员戴口罩，在3月27日，21个省级医疗部门出台的医护人员防护措施的新纲领里，还是没有把口罩列为必备的医护防护设备。连医护人员佩戴口罩都并非强制，养老院的护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不少护理人员会辗转于几个养老院之间，一旦感染病毒，就会传播给不同的养老院。在欧洲的疫情之中，瑞典的养老院毫无意外地成为了重灾区，死在院里的老人占据全国疫情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但6月份的时候，瑞典外交部长发表讲话表示困惑：政府早期就颁布了规定禁止去养老院探望老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仍然造成大量死亡。这个讲话很让人服气——瑞典果然是讲科学、讲人权的模范国家！ 

CNBC报道，瑞典因自己的防疫策略，被北欧国家孤立。

法国不是瑞典。如果说法国政府原来是在口罩的紧缺的背景下宣传“口罩无用论”，到3月下旬和4月上旬，转向悄然发生。3月24日，法国政府发言人还在电视讲话中说马克龙总统不需要戴口罩，第二天，马克龙在视察位于疫情重灾区米卢兹的战地医院时，就戴上了口罩。此举引来了一些嘲讽。但马克龙这样做是有底气的，法国的口罩危机有望很快缓解——法国政府已经下单向中国购买了10亿个口罩，近期会分批陆续到货。

但马克龙政府向公众宣传的重点并不是已经向中国购买口罩，而是法国的民族产业正在努力为法国人民生产口罩。3月31日，马克龙考察位于昂热（Angers) 的法国最大的口罩生产厂商Kolmi-Hopen，倡言“在法国的国土上大幅提升产量，减少对国外供应的依赖”。马克龙指出，在疫情爆发前，法国每周生产约330万只口罩，他的目标是在4月底将口罩产量增加到每周1000万只。但我们所知道的是，法国计划在14周内从中国运入10亿只口罩，平均每周进口7000多万只。那么，法国解决“口罩危机”究竟是靠“国货当自强”，还是靠“中国制造”，可谓一目了然。

在法国加班加点从中国运送口罩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情：4月上旬，前往上海运送口罩的3名法国飞行员中，有1名在接受中方核酸检测后呈阳性，就地隔离，导致飞机无法起飞，1600万只口罩滞留上海。我看了一档法国电视节目，评论嘉宾看到画面后，托着额头，直接陷入无语。有法国网友评论说，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是笑，笑着笑着就哭了。这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法国的检测试剂非常紧缺，导致没有表现出严重症状的人得不到检测，法国的航空公司自然没有办法对员工进行检测。而中国已经有能力对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人群进行大规模检测。两国的物资供应能力和检测能力，不可同日而语。

疫情期间的法国南特（作者供图）

到了4月份，在欧洲，口罩终于开始普及到大众层面。4月6日，意大利伦巴第地区宣布民众出行必须戴口罩的规定。法国舆论界激烈辩论是否应该戴口罩，许多人指责马克龙政府欺骗民众，明明是手头没有口罩，却说口罩没有用。但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出现这个议程，不仅是因为欧盟各国的传染病学家们进行了自我反思，同时也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开始从中国大批进口口罩，能够承受“全民戴口罩”的结果。

4月13日，马克龙发表第三次电视讲话，宣布5月11日“解封”之后政府将为每个公民发放一个在公共场所佩戴的“大众口罩”，也就是没有医用口罩里面的那层熔喷布，可清洗和反复使用的布口罩。不久，法国官方进一步宣布5月11日“解封”之后，乘坐公交必须戴口罩，否则罚款135欧元。“口罩无用”、“全民戴口罩是亚洲模式”这样的论调，终于消退。

在我4月19日离开法国之前，口罩一直是我们的欧美抗疫微信群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如果说2月份中国口罩产能自给都有困难，随着中国加速复工，口罩产能飙升，从3月1日至4月30日，中国的出口的口罩高达278亿只，强力支持全球抗疫。但此时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出现：

一些欧洲国家通过中间商进口了合格的民用口罩，但实际需求却是医用口罩，自己没买对东西，却在媒体上抱怨中国口罩不合格；一些国家的采购没有尝试外交渠道，没有找质量有保证的中国大国企，而是通过中间商找到一些甚至没有达到中国自身质量标准的中小生产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时间，欧洲各国媒体上冒出许多抱怨中国口罩不符合欧盟标准的声音。

中国政府迅速加强监管。3月31日，商务部发布2020年第5号《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4月1日立即执行。该公告规定，出口医用口罩必须承诺产品已经取得中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并要求出口商说明目的国家标准要求。这就是严格要求出口的口罩符合中国的标准，保证中国的标准能够在全世界得到认可，同时避免出现采购方误将民用标准口罩当做医用标准口罩使用的乌龙。中国出口口罩的速度一放慢，欧洲舆论界又出现相反方向上的抱怨。总之，想要让一度自命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欧洲满意，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疫情中的法国南特药店，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作者供图）

平心而论，法国在采购中国口罩方面，动手还是比较早的，法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找到了产能稳定、质量过硬的中国大国企。柏林T兄接触过德国联邦政府的官员，他的观察是，德国一开始似乎并不愿意动用外交渠道，而是通过中间商与中国的民间企业接触，但这根本无法解决德国巨大的口罩需求。最后，德国最终由默克尔总理出面，通过中国政府，找到了优质的口罩生产厂家。而德法两国在抗疫物资方面需要与中国合作，也就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疯狂“甩锅”与单边主义立场保持了距离。小小的口罩，关系到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外交大局！

在欧盟各国中，比较而言，法国舆论还是比较支持政府努力抗疫的，主要的批评也是针对政府抗疫不力而非用力过猛。从3月中旬法国政府下“禁足令”以来，南特街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附近家乐福超市的收银员先是戴了一个自制的布口罩，不久后换成了普通外科口罩，收银台也用透明胶带沾了块玻璃板，以阻断飞沫。这让我感叹，和美国、英国以及瑞典的老百姓相比，法国的老百姓还是比较惜命的，没有那么“头铁”。我无法确定这种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究竟是宗教传统 （新教 vs. 天主教），还是政治体制或地理环境的因素。但至少，将“西方”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是过于粗糙的认识。

如果说华人华侨在2月份买口罩寄到国内，3月份以来，他们做的是从国内联系物资捐赠给法方。南特本地的华人华侨向南特大学中心医院捐赠了1万六千枚口罩，获得法国舆论的赞赏。在意大利最大的华人聚居区普拉托，当地华人华侨向政府机构、民防部门和医院等地多次捐赠了大量口罩、手套、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这么做也是明智的，因为欧美都有一些种族主义者将欧洲的“口罩危机”归咎于华人华侨在1-2月的抢购。这么说当然是在推卸责任——1-2月份欧洲大多数国家政府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都很不到位，欧洲绝大多数的病毒学家也不认为口罩是必需品，于是政府在采购医疗物资方面很少有所作为。但这样的分析还比较复杂，很难让很多人静下心来听。华人华侨需要给当地社会留下一些直观的印象，说明自身对于欧洲抗疫的贡献，进一步的说理，才有可能被听进去。  

同时，中国驻法大使馆给留学生的“健康包”，通过小邮包的形式，陆续从巴黎到达南特，同事W兄自告奋勇担任志愿者，向留学生分发“健康包”。分发的方式就是留学生在微信里证明自己身份，然后上门取，大家都戴着口罩，只有那一瞬间的传递。听他说我才惊讶地知道，在南特这样一个小城，居然也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收到“健康包”后，一些留学生发了微博和抖音，表达自己的喜悦和感激之情，这时候他们的照片或视频都是露着脸的。

三

既然我所访问的法国单位不敢公开接受捐赠，我就把手头的500个一次性普通外科口罩（不属于法国政府征收型号）交给了W兄，委托他以我个人的名义分发给单位的其他同事。我估计这些口罩可以帮助我的同事撑到马克龙给全民发口罩的那一天。但T兄从柏林寄给我在回国路上用的N95口罩邮包却迟迟没到，W兄把自己刚收到的“健康包”里的一个N95口罩匀给了我，我才完成了启程准备。

4月19日早晨，我戴着N95口罩从南特火车站坐高铁前往巴黎。在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中转的时候，我的钱包差点被两个没戴口罩的扒手扒走，我当场发现，喝止了扒手。疫情期间，火车站几乎空无一人，如果两个扒手对我动武，我估计就悬了。好在扒手胆小，转身就跑，我也拉着旅行箱一路小跑。呼吸急促时，真觉得N95口罩是个巨大的累赘。

戴高乐机场的登机队伍（作者供图）

从启程到4月20日晚上入住上海隔离的酒店，将近30个钟头里，我一直戴着N95口罩。空姐觉得我的口罩带滤嘴，不够安全，又给我在外面套了一个普通外科口罩。两层口罩，勒得很难受，我经常感觉自己呼吸不舒畅，但又不敢摘下。同机的大多是留法学生，甚至还有从美国转机过来的留学生，在飞机上一个个全副武装，N95口罩是大家最基本的装备，还有一些人一身防护服，让人恍惚觉得飞机机舱如同医院病房，自己如同病人，空姐如同护士，脑子里就开始回旋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旋律。

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我离开法国已经两个了月，但欧洲口罩的故事还在继续。留守南特的W兄告诉我，法国单位6月初重新开放之后，给还在南特的同事们每人发了10个医用口罩以及1个可反复使用的“大众口罩”，可见法国的“口罩危机”已经成为过去。而更新的消息是，马克龙总统亲自“带货”的“大众口罩”居然滞销了——在前一阶段，法国的口罩厂在政府号召下生产了许多没有熔喷布的、可反复使用的织物口罩，但法国民众更倾向于买从中国以及北非进口的有熔喷布、价格也更便宜的一次性口罩。法国纺织产业联盟主席伊夫•杜比弗（Yves Dubief）发声希望法国政府“兜底”，买下这些滞销“国货”。

欧洲的“口罩危机”或许已经接近尾声。在2020年的疫情危机中，我们充分看到了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这既是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许多怨恨的来源。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授人以鱼的人应当获得感激。但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中国在武汉疫情还在收尾阶段的时候就大力援助意大利，在欧洲的一些媒体上收获的却是“掠夺式援助”恶意评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冲击了欧洲一些人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多年以来，维护“四个自信”屡试不爽的良方，就是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他者”：要么虚弱不堪趋于崩溃，要么拥有实力却专干坏事。但2020年中国居然开始援助欧洲发达国家了，为了维护既有的中国“人设”，只能把中国的援助说成包藏祸心的“掠夺式援助”。同样，欧盟各国在防护物资上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关系，也会在这个框架里，被理解为对欧洲安全的威胁。

在后疫情时代，欧盟必然要探讨如何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供应链风险。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因为在本土生产成本过高，大量制造业从欧洲搬迁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获得更高利润。在疫情暴露出欧洲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制造”巨大的依赖性之后，许多人希望摆脱这种依赖性，促使这些企业回到本土去生产。但产业回流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法国和欧盟能给企业足够的经济激励吗？能有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和激励手段，让这些企业超越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逻辑呢？在欧盟的范围内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也许会比单个成员国的尝试更具可行性，但是欧盟同样面临着如何让企业超越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逻辑的问题。而这意味着，欧盟各国与“中国制造”的关系，在欧洲舆论界还会长期呈现为一个纠结的问题。

在疫情尚处于平台期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天量口罩，已经缓解了口罩短缺的危机。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很难预料到，口罩在美国居然成为了一个象征政治分裂的符号。特朗普是个非常不愿意戴口罩的人，后来扛不住压力才在有限的场合戴口罩，只要有机会就会取下。特朗普的大量拥趸以“自由”和“让美国保持伟大”的名义，反对封锁措施，反对戴口罩，甚至反对疫苗。而民主党的许多政客和选民对此嗤之以鼻，视为反智。戴不戴口罩，变成了政治身份的象征，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口罩危机”。  

2020年上半年，我目睹的一切，让我不禁感叹：口罩虽小，内有乾坤。在一个戴上口罩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口罩所承载的那些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在全球的不同地区，这些社会关系呈现出来的形态，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期待未来能有研究者书写以口罩为切入点的“疫情社会学”或“疫情政治学”著作，而本文所记录的经验碎片，如果能够起到素材的作用，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了。  

2020年7月1日定稿于北京安河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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