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总部遭血洗，事件或许有标志性意义，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宋鲁郑所指出的，也让我们认知到世界是如此分裂：西方主流媒体不间断24小时直播，伊斯兰国家的电视台只当这场悲剧没发生过；全球自发悼念活动主要在西欧和北美，整个亚洲、中东、大部非洲、南美以及俄罗斯都是空白。

国内很多学者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到欧美言论自由的差异，再到法国的死刑与“右转”，基本上都以隔岸观火的立场进行分析和讨论。

诚然，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与西方截然不同，“离岸”分析或许并无不妥。毕竟，中国没有殖民中东，没有偏袒巴以任何一方，没有在中东穷兵黩武，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国内也采取了温和、包容、甚至实行高考加分等额外支持的政策；境内的恐怖分子则多是受外部势力煽动、支持的分裂主义分子……但随后的新闻却让笔者产生了更多的联想。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月14日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已警告其作家在儿童读物中避用猪、猪肉、香肠等词，这显然是为了避免冒犯犹太人和穆斯林。

而笔者2012年在西部考察时，一个回民朋友聊起他曾经历的一些事儿，其中一件便是国内某出版社刊出了对穆斯林与其禁忌动物关系的不当认识，结果引起游行和骚乱。他作为回民也参加了那些活动。不过我们只是闲聊，心想这样的民族矛盾当时可能屡见不鲜，压根没怎么在意，更没有深究。

“查理遇袭”和“牛津删猪”事件发生后，不由得想起此事，查找发现涉事出版物是《脑筋急转弯》少儿画册，书中一个宗教小男孩朝一幅画着宗教禁忌动物的图像做礼拜。这一失误引起了游行、静坐、上访、骚乱等等一系列事件，据说闹得非常大。

“查理”不能有，但《脑筋急转弯》怎么办？

类似《脑筋急转弯》案的其它事件也不难从网上检索到，比如1989年3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性风俗》一书；1993年5月《环球》第五期发表《别有滋味伊朗行》；2000年某晚报刊登的题为《吃肉的是是非非》等等。

与《查理周刊》故意讽刺不同，上述作品主要是无心之失。但像牛津那样看上去“无原则”地“删猪”似乎也不妥当。因此，有必要好好探讨下中国范围内对宗教、民族的尊重与包容问题。

国家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尊重宗教和民族习惯方面，不再赘述。但总的来看，这类问题需要双管齐下才能有利于民族长远融合：一方面要让非宗教群体了解和尊重民族和宗教习惯；另一方面宗教群体也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包容非宗教群体，对一些因认识不足导致的疏忽不能以骚乱等极端形式来对抗。特别是在当前国外宗教极端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下，只强调一方的包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事实上，大部分穆斯林都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在西部考察时的见闻足以证明。在这里略具几例，以期有助于消除部分读者对穆斯林的误解。

在新疆准东油田基地内，有一小街道上并排开着一些餐馆，包括湘菜馆、川菜馆、清真面馆等，店门外搭着一片凉棚，摆放着不少饭桌。因为清真面馆中午是没有生意的，而紧挨着清真面馆的湘菜馆中午客人很多常常座位不够，维族清真面馆老板娘便会很大方地让我们坐到她家店铺的桌子上用餐，跟我们说只要用报纸垫垫桌子别弄脏了就行，吃湘菜小炒肉啊萝卜干腊肉啊什么的都无所谓。

2011年南疆考察时经过一些维族的村落，维族小姑娘有时会用碗端着新鲜的杏儿给我们吃，小姑娘虽然不会普通话不便交流，但热情和善意却让人感动。

以前公司里的同事也有个别回族，在民族习惯方面也是相互包容的。

相信很多同穆斯林有过一定接触的人，都能像我一样感受到他们的包容性，这说明和谐相处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前提。而如何让宗教群体整体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需要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一些宗教本身设置了很多禁区和雷区，而很多非宗教人士对这些并不一定都了解，扩大来看，如果宗教群体缺乏包容性，其认知中的“侮辱”可能会无所不在。

举个例子，父辈们给我讲述过他们经历的文革故事，某妇女在家缝衣，缝完之后顺手把针往纸张上一插，就干其他事去了。结果被人发现针插在报纸上的毛泽东头像上，后来被人借此猛烈批斗。这是个人崇拜年代的典型例子，却与某些宗教崇拜有些类似之处。

“侮辱”是否存在，怎么正确看待才是问题的关键。首先，某些人批斗扎针者，很可能只是借机而已，自己心中未必真觉得毛主席受到了攻击；同样，涉及“侮辱”宗教的事件，该教内外也都要警惕是否有人别有用心。

其次，“侮辱”是否无心之失，往往模棱两可，教众自身的包容性就有可能决定事情的走向。中国佛教经典故事主张：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心中有屎，所见皆屎。这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当然，包容性并非一蹴而就，被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佛教，相信也是逐步改善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佛教主张吃素，但现在佛教徒偷吃肉，估计惩罚也不至于是毁灭性的；佛教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允许还俗，即有比较包容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而有些宗教，则有非常强烈的禁忌，其中某些教众可能把退出者视为叛徒，可能把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视为敌人。在这部分教众眼中，“侮辱”事件发生的几率可能会大大增加，也更可能将无心之失视为蓄意亵渎。这就不得不引出另一个话题，即宗教自身的发展问题。

宗教如何发展？

任何宗教要在一个国家立足，不可能不与该国的基本地域特色和传统相结合，这是自然发生的变化。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新疆维吾尔族跟国外穆斯林是有区别的，例如国外某些穆斯林的黑罩袍并非新疆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宗教带有中国特色，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都经历的过程，本土道教也多少受到上述宗教的影响。当然，要让教众接受中国特色，首先要接受“中国”；可以说，除了极个别的分裂势力，绝大多数教众都具备这样的基础。

除“纯粹”的宗教问题之外，背后往往还纠缠着民族问题。中国特色同样是解决此问题的钥匙，仅给出两点建议，笔者以为有利于民族的长期融合。

其一，是加大力度在少数民族中普及普通话教育。走访南疆的一些维族村落，发现这里的条件还非常落后。维族村落一般在山前或者沿河建立。房屋高度在2.5米左右。墙用纯泥沙、或在泥沙中间以树枝搭架压筑而成，后者多用作杂屋，如饲养牲口等。这些房子在地震和泥石流面前都将必毁无疑。有些村落会有政府出资修建的砖房，墙上往往写着标语“住上抗震房，不忘共产党”。村庄内有绿树，而村外就是沙漠地带，风起时飞沙走石。很多村落上学需要走很远的路。有些小朋友不去上学，在家里放羊，我们赠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他们很希望跟我们交流，但很可惜他们不通普通话。

南疆的维族村落(2011年摄，图中应为小杂屋)

鉴于当地的这种情况，维族村庄的发展，应该考虑优先建设好学校，让孩子们在学校能享受比当地村落生活水平更高的条件，即教育优先策略。国家尊重所有少数民族语言，但母语非普通话的民族掌握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应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要求。

普通话的普及还要重视市场的导向作用，使用好需求驱动模式，比如招工和用人中让语言和文化条件好的民族人员获得更有利的机会。笔者因工作原因了解到新疆的一些油田企业按比例招了一些少数民族人员，但其中一部分基本没有普通话基础，在单位根本无法交流，挂职领薪而已。今后，对普通话的市场导向作用要在民族地区真正建立起来。总之，一个统一的国家离不开统一的交流语言，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融合的基础。

其二，是针对当前少数民族享有的特殊照顾性政策，建议以“申请制”代替“天生制”。比如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加分政策，这是对少数民族特殊照顾性政策之一。

如果要套用“民族平等”“人人平等”理论，那么照顾性政策无疑是违背这些“普世价值”的。但客观上，少数民族在教育等方面，确实处于弱势地位，获得临时性的照顾，也顺理成章。

就目前中国的现实而言，笔者不认为应当推翻这些政策，但要注意避免其弊端。笔者担心，久而久之，这些优惠政策会被视为“与生俱来”的政策，在人们心中，从暂时的“顺理成章”异化为“天经地义”。如果这样，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正面作用，甚至无法抵消未来的风险——一旦该政策有变动或取消，就可能引发骚乱。

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没有给该项政策一个合法的期限。目前如何避险？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建议将这种“天生制”改为“申请制”。民族地方政府如果要获得优惠政策需要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向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政策获批后规定个有效期，失效前由地方政府再次申请。

个人也要以申请制来行使这种优惠权利。比如民族学生的高考加分权，应由本人或监护人提出申请，未提出申请者视为主动放弃这一优惠权利。即使这种申请的批准通过率为100%，制度的改变也是有意义的，那就是让享受该待遇的人能感受到实实在在享受了特殊照顾，而且这种特殊照顾并非天生的，是经申请后社会给予的。

掌握普通话，可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对中国的认同；采取“申请制”，可以更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中国政策的优惠，甚至能进而认识到中国体制的优势。有了对中国的认同，宗教发展中自然会更具有“中国特色”，至少在中国范围内增强包容性，减少误解。

也许《查理周刊》离中国确实还比较远，中国的文化、制度都与法国不同，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讽刺刊物。但过去的岁月中，也有因出版物偶尔疏忽而诱发的骚乱。因此对《查理周刊》的深层次思考不应该离中国太遥远，不能完全以“隔岸思维”来看待此事，不要把它仅仅视为事不关己的西方特有事务。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在“中国特色”的引领下，让包括各宗教教众在内的所有人，都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

附：中国《脑筋急转弯》案

本节类容由网络资料(清真网, 2008)整理而成，仅用作事件回顾，不代表本文观点。

1995年5月17日：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严重侮辱穆斯林的《脑筋急转弯》案，依法进行审理判决。

1992年8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副社长李康林、总编室主任蒋永康，助理编辑候荣，为私人签发书号，出版并印刷了载有严重侮辱穆斯林内容的台湾版少儿画册《脑筋急转弯》一书。激起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强烈反感和不满。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1992年8月底，北京知识出版社徐某某要重庆市停薪留职人员李某帮助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书刊编辑部肖某某在四川搞个书号，出版台湾版《脑筋急转弯》。被告李康林在未审阅书稿的情况下，越权与李某签订了出版书协议，并收取出书管理费11000元，被告蒋永康在未见审稿记录，无复审、终审签字的情况下，签字发放了书号，被告候荣在未审读书稿的情况下，竟填写《发稿通知》，肖、徐拿到书号后，以四川美术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了《脑筋急转弯》一书。

法庭认为，被告李康林、蒋永康、候荣身为四川美术出版社副社长、总编室主任和助理编辑，身为编审重任，不严格执行编审制度，严重违犯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及有关方面规定的三级审稿、书号管理、写作出版等制度，严重违犯了有关出版发行台、港、澳书刊规定，在未见审稿记录、无复审、终审签字，未办理专题申报，未审查书稿是否齐全、清楚和确定的情况下，将有严重违反政策内容的《脑筋急转弯》出版发行，流入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为了维护政策、法律的尊严和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安定，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被告李康林有期徒刑5年，蒋永康有期徒刑3年，候荣有期徒刑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