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历史惯性影响，国人眼中的“阶级”多与物质占有相关。随着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来，阶级图谱出现异动，新的社会分层也在极速拓宽，贫富分化加剧、阶级边界日渐模糊，对以阶级政治为主业的左翼构成挑战。本文从与“阶级”相关、日益凸显的“财富”现状入手，对当下“脱实向虚”的经济与资本的共谋关系，智能产品市场化以及形成排他性壁垒的身份政治、“租赁”消费进行揭露和批判，指出眼下的“阶级”已构成某种流动的定位、多面的形体。

有一段时间，“阶级”一词让人心惊肉跳。那时贫富两端其实相距不远，常常只隔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但睡个懒觉，发句牢骚，揩公家油水，穿奇装异服⋯⋯倒可能惹下大事，被指为凶险的阶级敌情，得动员革命人民愤怒批斗。“文革”么，那种盯住思想的做法，在脑电波和眼神里查阶级、划敌我，随意性太大，属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过敏和道德洁癖，显然只会搅乱社会。

文革时期批斗“阶级敌人”（图/凤凰网历史）

那以后，就大多数国人的理解而言，“阶级”一词大体上重返经济学义涵，再次聚焦于物质。唯物主义者本来就是这风格。此前的1950年是这样：《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指一年内劳动不满四个月——引者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如此等等。此后的1988年也差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如此等等。

这里的“土地”、“资产”、“雇工”等，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都是物态的，有形有貌的，可以算出来的。“四个月”、“八人”等等，是有关法规中定义剥削的临界值。

亚当·斯密、李嘉图、梯叶里、基佐等西方前辈学者都说过这事，觉得这种量化与直观的方法容易听懂，容易上手。马克思更进一步，面对低版本工业化的欧洲，面对几如“乡镇企业”景观的作坊、包工头、大烟囱、蒸汽机、褴褛劳工、黑屋私刑，更是把阶级问题上升到唯此唯大的高度，一再强调财富的产生方式和占有关系构成了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即社会科学第一大要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现实社会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并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都没法绕过这一经典性、核心性论断——无论他们在各自处境中有多少理由需要绕过，需要遗忘和含糊：拿花式学术去取悦潮流，用四面讨好去竞选吸票，话都不宜说得太刺耳。仇富仇官的喧嚣民粹也让人心疑。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至少是私下承认，不管在什么时候，老马的影子就是挥之不去。哪怕只是碰上经济小地震，这一幽灵便及时复活，呼啸天下，王者归来，燃爆民众情绪的冲天大火。即便早已被舆论机器踩过千百遍，踩出了大饥荒和劳改营的血腥味，事情怪就怪在，那个名字仍如民间的神秘咒语，一再在民众那里脱口而出，甚至在全球思想家评选活动中令人意外地名列榜首（如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发起的全球网上票选）。

这原因其实无他： 贫富分化的压力有增无减。太多数据显示，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至今，三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至2015年全球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量已赫然超过其余所有人的财富总和，[1] 构成了“占领华尔街”、“欧洲黑夜站立”、全球恐怖主义袭击一系列事态的深刻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也指出：“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大概没有人公开质疑这些说法。问题是，随着工业化升级版的金融化、信息化、全球化到来，阶级图谱确实出现了很多异动，新的观察切面密集绽开，形如线路板和二维码，要看清要说清并非易事——这恐怕是有些人不得不暧昧的另一原因。

某些人最初的困惑是，在德国特里尔这个马克思生活了17年的故乡，“工人都开着小汽车，用着微波炉，过着舒适的小资生活。看不出是如何贫穷的”（保罗·萨缪尔森语）。 接下来，即便在新兴国家，一个工人也可能同时是房主、持股者、小业主（雇工七人以下的个体户），那么他们还算“无产阶级”？一个富豪倒可能并无股权，不过是受雇于人的教授、企业高管，或自己单干的艺人、发明家，那么他们还算“资产阶级”？⋯⋯如果贫富关系与劳资关系不再整齐对应，不再精准重合，一把牌洗下来，某些“劳”肥“资”瘦的怪事该如何识别？

马克思故乡特里尔（图/视觉中国）

“管理”算不算劳动，或是一种更高级的劳动？“资本”算不算劳动，或是一种沉淀和凝固了的劳动？“中产阶级”又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群体，这个收入、财富、依存结构正在多元化的群体，是打了折扣的资产阶级，还是变了模样的无产阶级？抑或他们本是社会新物种，正悄然膨胀于传统的阶级分析框架之外，造成一种“橄榄形社会结构”，使很多旧时的概念、逻辑、描述不够用？

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却是阶级边界日渐模糊。一方面是不说不行，一方面却是开口也难。这对左翼构成了奇诡的挑战。

阶级政治曾是左翼的主业。左翼不讲“穷人”、“剥削”、“弱势群体”，简直是无照驾驶和喊错爹娘，自己乱了方寸。退一步说，即便搁置激进的阶级斗争论，换上温和的阶级博弈论，把零和关系甜化为双赢关系，但为了坚守经典的中下层立场，也得以阶级分析为前提，得从贫富这事说起吧。现在好，“阶级”本身暧昧了，成了一些失准、低效、过于含糊的说辞，事情就不大好办。东拉西扯、大而化之就可能成为左翼病。

有时他们把栏杆拍遍，一心兼济大众解放天下，但他们出门转上一圈，却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和动员对象在哪里，不知道潜在的同志们在哪里。他们用收入线这把尺子一个个比，专找最穷的、最累的、最黑的、最愁的面孔，结果可能把同志圈划得很小，多是些鲁蛇（Loser）而已，祥林嫂或阿Q那种，怎么看也难成气候。他们或是用所有制、雇佣关系的另一把尺子量下去，结果可能把同志圈划得太大，似乎谁都可以来插一腿，都可以来搅和一把。女权与豪宅混搭，心经与时尚串通，腰缠万贯、志得意满、气焰逼人者不乏其中——同这些牛人推杯换盏，同这些既得利益者讲团结、讲立场、讲情怀，讲社会主义，自己一开始也狐疑。

在这种情况下，从情怀到实践困难重重，路线、方案、可行性都有点头重脚轻虚多实少。热血左翼、书生左翼、豪华左翼、苦逼左翼、投机左翼、官僚左翼、一根筋左翼⋯⋯五光十色或可成为知识圈文化界一道风景线。格瓦拉男神出场的怀旧秀，吸粉无数，道德光环四射，彰显价值观优势，有时让权贵也客气三分。但就办实事而言，无论在富国还是穷国，“左派总是长不大”常成为人们私下一叹。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运动和运动都闹过了，他们常常还是选票上不去，点击率上不去，最要紧的几句一再被人们闪过去或没看懂——这些事当然无妨大雅，就当作体制的小余数好了。

说不过去的是，民意的最大热点依旧无解，左翼最不能忍的社会不公依旧刺眼，基尼系数所警示的贫富分化总体上一路拉升。对这一势头的失控，对这一势头的阻遏乏力或纠正迟缓，证明了左翼的失能。换句话说，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为害多方，不仅是华尔街的得手，左翼其实也以其身的僵化、困惑、软弱、激情自嗨提供了助攻，铺垫了重要条件。

一、新的财富形态

左翼最需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出发，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语）出发，放开眼界，放下身段，因病立方，刮骨疗毒，一是一二是二，来看一看自己的方法论是否出了问题，比如看一看现实中的“阶级”已长成了啥模样，与此相关的“财富”又长成了啥模样。

也许至少有以下现象值得注意：

（一）金融财富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阿道夫·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说过，1980年代后美国金融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21世纪有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财产性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他们说话角度不同，说的却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经济的“脱实向虚”。

即使在中国这个一直谨慎把控金融市场的国家，一个拐点也悄然到来：2014年金融所得税（其相当部分来自金融交易）赶上了制造业所得税，并在2015年激增13%，达8572亿元，而后者下降5.3%，至7425亿元。[2]

促成这一拐点的，是火爆的银行、券商、信托、第三方理财，是热遍各地的炒楼、炒地、炒股、炒汇、炒债、炒藏品、炒期货、炒黄金、炒比特币、炒企业（资本运作）⋯⋯有时连大学生和小镇大妈也卷入其中，生怕落后于邻居那谁谁谁。炒家们热衷于“钱生钱”，天天盯着屏幕上的符号攻防，憋住尿也不能漏过任何道听途说，一批批告别了实业生产。他们用追涨杀跌的“抢蛋糕”取代了日以继夜、久久为功的“做蛋糕”。

面对行情的山呼海啸，这些人的自我不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不再是大体稳定的，而是多变无常的。他们的财富不再是土地、工厂、金元宝这些物态，与锦衣玉食也关系不大，而是一些缥缈的可能性，一些来去如风的数字，一种最终套现前谁也说不准的价值预估——估值谁说就不是硬货？因此，在一部延绵不绝的心理化盈亏史中，他们亦贫亦富几成常态：在工资单上是长工级的，在炒盘上是财主级的；在这一周是长工级的，在下一周是财主级的；在最后割肉放血时是长工级的，在自我想象和自我期许中却永远是财主级的。他们到底算长工还是算财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生活中企业、社团、居民、政府都不可缺少的能量调节系统和效率增放工具。但事情往前多走一步，天使就成了魔鬼。金融泡沫覆盖下来，不仅造成产业空心化，伏下全社会巨大的经济风险；而且逼得很多炒家扛不住，只能由投资转向投机，在金融赌局中陷入人格的“资本化”，或“半资本化”，或“1/4资本化”——哪怕他们的盘外身份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商人、教师、农民，而且其绝大多数，最终不过是金融战一地炮灰，是处境更糟的工人、商人、教师、农民。

一种“双阶级”人格开始形成。其中或显或隐的资本角色，与资本大寡头或多或少的共谋关系，最终很可能被我们自己和他人忘记。从这一点看，整个过程不过是用共谋关系最终实现敌我关系的奇诡过程。

（二）智能财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前者在低版本工业化那里显然是普遍现实，理应得到学者的更多关切。随着科技进步，经济活动中的知识含量，或说智能含量，显然在大幅提升。“学区房”一再爆涨的价格，已拉出了一条俗称“知识经济”、“知本家”的行情大阳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被视为阶级固化的最重要根源，已成多数媒体的共识，让众多家长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要致富，先扶智；要发财，先有才。大家都这样说。至于“简单劳动”，不就是挖地、打铁、织布、扛包那些老黄历吗？在有些人笔下，知识白领取代蓝领和黑领，更像是创造世界的当代英雄。

文学形象“周扒皮”，新闻报导里的“血汗工厂”，当然不构成经济奥秘的全部。在企业待过的人大多知道，新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不是靠拼人头和拼汗水，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不是拍砖舞棍打群架，其利润多来自研发，来自管理，都是智能性活动，包括企业领导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他们的信息、知识、才能、经验、创意以及人格精神。这样说，并不是说要向老板们三叩九拜，更不是美化剥削——左翼若一见老板就扭鼻子噘嘴巴，就先输了右翼一大截。

事实上，管理者可以是周扒皮，也可以是任正非、董明珠；可以剥削，也可以被剥削，包括被员工剥削（高尚的企业家通常如此）。人工智能专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失控》一书里，强调当下经济生活的“去物质化”趋向。与其说这是呼应降能降耗的环保，不如说更是给智能权重张目。社会学家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另一本书，[3]将管理者、律师、医生、设计师、程序员、艺术家等，打包成一个在美国人口占比40%左右的“创意阶级”，进而比对“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消失。这一结论下得太早，但作者观察所得不像是瞎编，对知识的意义确认也并不过分。

资料图（图/福布斯网）

问题是，智能产品撞上了市场化，有一个估值的大难题。智能不像粮食、钢材、牛马、玉镯子⋯⋯这东西无形无影，看不见，摸不着，有用时就价值连城，无用时就如一团空气。因此眼下一切专利、品牌、信息、创意、学历、数据库、软实力、管理活动、文化产业、IP人气（点击率）等被评估机构标出了各种价码，其实多是错估，至少是疑估，差不多是拍脑子的精确化和数学化，人们听听就好。一位企业高管该拿年金30万，还是3000万，就很难有客观的衡量尺度。对一项“粉丝经济”的投资到底会如何，不论借助哪些测算工具，说成说败都可能各有其理。

那么问题来了，估来估去之余，智能市场就成了一个最混乱的市场。一个烂教授居然可以靠兜售市场秘笈和心灵狗血身价飚升，一个低俗网红可以靠色相和胡闹吸金千万，一堆呕吐物被炒成了天价艺术品，一家媒体吃定假新闻却屡挫不败照赚不误，而一些智能劳模却可能长久冷藏。

充分竞争之后，水落石出之时，劣质智能不是可以被淘汰么？话是这样说的，但大多数顾客识别智能产品，远比识别白菜和手机这些物质产品要难；再加上人们对物质的刚性需求有限，对知识和文化的弹性需求却几乎无限，从而让伪劣货有了超大回旋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换个马甲又上台。在这一场不断加时和延时的淘汰赛中，较之于小煤窑和黄标车，落后知识产能的退出过程必定要漫长得多。

当鱼龙混杂的知识产品都换来了真金白银，智能财富就成了财富的一部分，进入复杂的社会分配网络——包括有些人不过是依附、寄生、吸血于文化泡沫和知识垃圾，把智能经济做成忽悠大餐，正在实现一种新型的剥削。

没说错，就是剥削。

（三）身份财富

阶级并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不少。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村子的农民打完了本村土豪，或对本村土豪打不下手，便去打别村的土豪，涉嫌抢人家饭碗，于是同那个村的农民结下梁子，甚至剑拔弩张暴力对峙。两村农民仅因属地身份不一，在这一刻就不是见面亲、同志情、一家人了——这类故事常被书生们当作小八卦，不大进入他们的思考和学术。

其实，当下欧美国家严重的移民、难民问题危机，有什么好奇怪的，也就是上述乡村故事的放大吧？往深里说也是屁股指挥脑袋的经济利益纠纷吧？在那些国家，劳工群体常比其他人（比如硅谷和好莱坞）更排斥外来面孔，相当于主张本村的“土豪”只能由他们来打，要分浮财也只能由他们来分，凭什么让高家店或王家湾的插手？同理，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者不团结久矣，有隔阂久矣，不一定是思想特务离间的结果，至少不完全是。

美国的工会巨头劳联/产联一直比联邦政府有更强反华倾向，更喜欢对外吐口水，晃拳头，上政治广告，无非是眼看着资本家们跨境投资，相当于本村“土豪”深夜外逃，与外人里应外合，沆瀣一气，把金银细软、香车宝马、小老婆都带去了中国，把楼房和道路都挪到中国去了——肥水流进外人田，那些黄种眯眯眼岂不成了外逃阴谋的同案犯？

身份政治也容易成为一个火药桶，与阶级政治两线交叉。这些看上去不太像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若忽略其中经济利益逻辑，其结果要不是剪除阶级内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要不就是抽空重要真相，任其成为一堆认知碎片（种族、宗教、文化等）。碰上什么乱子，就只能当作坏种族、坏宗教、坏文化肇事，当作坏人肇事——这种万能的道德口水正在解释一切却也正在掩盖一切。

移民是一种身份变更。自现代国家体制逐渐成熟，社会福利成为国家制度一部分。福利分配体现法权性的层级架构，形成各种排他性壁垒，给诸多身份注入了特定含金量。最基本的是国民身份。富国的国籍或“绿卡（永久居民身份证）”意味着相应权益，一份身份财富的自动获取，常让穷国的名校生和拉面哥都趋之若鹜。不管是通过非法还是合法途径，他们都力图来一次易地脱贫，一次捷径赶超，一次短平快的生活处境改善。

在民族/国家体制下，很多人甚至还感触到一种残留的民族/种族身份，如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在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一再憧憬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肤色、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美国。这里的“白”一般不合适嚷嚷，不大说得上台面。不过有色人种如果视尊严感、安全感、平等地位等为利益一部分，就不难在三天两头的肤色歧视那里，在可疑的贫困率、失学率、入监率、毙亡率那里，确证自己“民族/种族身份”的负资产性质，比对出高等肤色的优越。

亨廷顿资料图（图/Harvard Gazette）

户口也绑定身份财富。国人们记忆犹新的“农转非”，时下某些地方稀奇的“非转农”，都是一种敏感的财富追求。以前的“非”农户口，代表了城镇居民的国家粮、招工优先权、廉租房、肉票、油票、较好的教育和医疗福利等；时下有些地方的“农”村户口，则代表法定的承包田、承包地、承包山林、承包草原、廉价宅基地等，都有相应的影子价格。在城乡一体化最终消除这些影子价格之前，一个户口簿形如境内小“绿卡”，制约了太多人的命运。

中国不少相关小说、电影里的悲情控诉，至今还是一些人的心理疤痕。 “进城奋斗一辈子，不如城里一套老房子。”这说法是指资产价格高涨之下，老一代市民可能坐收崛起红利，让来自乡村的新一代市民望尘莫及。新市民可能比老市民更独立、更勤奋、普遍学历更高，但错过了一班车，就得为上户口的时间差买单，在“房东/房奴”、“两大阶级”（某青年作家语）的斗争中处于弱势。

在一张身份福利清单上算高低，更高福利当然在垄断性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那里。无论是以官营还是民营为背景，垄断系统如果不是社会所需且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形成就多是福窝子、贵宾室、金饭碗。混迹其中者，连一个抄电表的也可年薪十万，连一个司机也可攒五六处房产，这一类新闻不能不让底层民众垂涎三尺或怒火万丈，总是成为社会治理难题。

更难的是，一个正常社会没法承受无政府、多政府乱象，因此政府就成了垄断中的垄断，必须具有唯一性。特别是在强势政府传统深厚的中国，这唯一性还是加大号。于是官职这种在古代的家谱和牌位上、在现代的欢迎辞和追悼辞里最不容易漏掉的东西，被注入更多权力，最牵动老百姓苦乐安危，也最可能被逐利者围猎。

著名的黄炎培延安窑洞之问，就是对这一千古难题的念兹在兹。连官员的外围亲友，也多有潜在的身份估价，进入围猎者的瞄准镜，以至一个蔫头蔫脑的家伙突然在饭桌上说出某官员三亲六故各自的姓名、生日、喜好、住址、住院床号，历历如数家珍，如此民间组织部的工夫不算什么奇事。一旦社会管制松弛，这些官职及衍生的人脉关系，当然最容易恶变出官商联体的超级身份，从而集聚超级财富。既摆脱民意和官规的政治监督，又规避市场竞争的淘汰，“红顶商人”们大可左右逢源两头通吃。

毛泽东与黄炎培资料图（图/人民网）

一个虚拟经济的成功故事，很容易让他们失笑。虚什么拟？“虚拟”的老祖宗就在这里，根本用不着那些花花哨哨的商业包装，搞那么多博士、教授虚张声势。盖一个章就是掏金矿，下一个文就是收楼盘，走走门子就是炒热干股，拖腔拉调的官样文章就是概念经济项目私募或分红⋯⋯他们从来看不上脏兮兮的工厂和农场，早就是“空手道”玩家，与当下各种新式“空手道”大可无缝对接，无痛转型，全面会师。不用怀疑，依某种赢家为王的流行逻辑，超级身份必是有些人最为向往的成功魔棍，也是一个健康社会里最值得警觉的祸端。

（四）贷租财富

“消费社会”一词，是继“市场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数码社会”、“福利社会”之后，另一种对当下现实的描述。全社会上了市场经济的战车，结果之一就是生产力日增，消费常常拖后腿，成为发展短板，屡屡逼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少消费就是慢发展。不消费就是不发展。因此有条件的要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创造消费就是促进和刺激消费的最新举措。在有些经济学者眼里，一个人若不丧心病狂去卖场血拼，不憋出几个花钱新点子，简直就是可悲可耻、误国误民。

各种强势促销和花式促销应运而生。于是有了“租”赁消费，在传统的租房和租车之外，在时兴的“共享单车”和“共享雨伞”之外，还能租珠宝、租名表、租手包、租礼服、租古玩、租豪车、租颜值和友情（美女帅哥陪游或陪访）⋯⋯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构成了一套轻奢主义攻略，满足很多人的幸福追求和几分虚荣心——这里不妨名之为奢租。于是也有了“贷”款消费，相当于给消费加杠杆，与金融交易加杠杆两相配合，鼓励超前花钱，鼓励财务透支，鼓励一辈子享三辈子的福，享出封面女郎和广告男模的样子来。

2008年美国恶名昭昭的“两房”次贷风暴，重挫西方各国经济，就是这种错把借钱当赚钱的后果之一。中国此前各种违规越界的房贷、车货、消费贷、“校园贷”⋯⋯远超此前信用卡的超支限额，大多以高消费为目标，甚至变相流入股市和楼市，不仅搅乱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向，而且把很多当事人推入险境。借借借一朝不慎就成了血血血，相关的命案报导时见报端——这里不妨名之为奢贷。

现金贷（图/东方IC）

奢贷奢租大举越过了贷、租的合理度，是把好事办坏。之所以把这两件事放在这里一起说，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特点，合力助推了一种虚高消费，营构了另一种虚高财富，也是现代财富的另一部分。这也许有利于某些穷小子未劳先富，少劳多富，再不济也算“拟富”和“仿富”了一把；也许还有利于降低全社会的资源闲置率，让古奇和宝马物尽其用——奢侈品行业扶贫有何不好？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虚高消费超过必要的防火线，就是一种饮鸩止渴，成为经济运行中巨大的定时炸弹。自古以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贷奢租所撬动的一片繁荣不过是“打白条”经济，“兴奋剂”经济，最终只可能吞噬劳动的意愿和能力，压垮实业生产。

贷和租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有异于低版本工业时代，呈现出一种“拟有”混同于“所有”的情形。这里的使用者不必是拥有者，支配权稀释了所有权。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这一流行说法使传统左翼最关切的“所有制”，出现了权益的相对让渡、相对分解、相对多重性，出现了产权、物权的漂流和“液体化”（凯文·凯利语），一如中国乡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出现相对分离。

这样下来，奢贷奢租者成了“有产”/“无产”二元标准下的边缘人，怎么站位也不对，常有一种不无忐忑的自我幻觉，好像自己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在履约无虞时什么都有，在资金链断裂时什么都没有；在贷租财富膨胀时是小姐心，在贷租财富突然清零时是丫鬟命——不知什么时候，两种感受都可能分别极端化，放大社会心理动荡的震幅。

那么，他们该被放在阶级图谱里的哪一头？莫非他们真是在见证“液体化”式的“共产主义”美梦成真？

⋯⋯

新型的财富形态也许还有其他。

不用说，这些财富形态各有特点，又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相互激发、相互借力，共同编织了一幕扑朔迷离的现代化。一个成功的快钱手，从穷光蛋迅速变身大富豪的人生传奇，街头小报上多次绘声绘色描述的那种，通常会提供如下细节：大学文凭或创意文宣（智能财富），外国绿卡或高官好友（身份财富），租来的写字楼和拉来的可疑贷款（贷租财富），楼市或股市上的盆满钵满（金融财富）⋯⋯当事人在这些财富之间巧妙勾兑，然后一个咸鱼翻身进入什么排行榜，通常被视为天纵奇才的创业宝典。只是小报未提到的是，震惊全球的“庞氏骗局”其实也具有这一故事里的全部基因。

庞氏骗局简单图解（图/果壳网）

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些财富都是不道德的。事实上，如同劳动者的收成、薪资等传统财富，新型财富中的一部分，不过是劳动价值的延伸、衍生、转换、远期兑换，或本身就是新型劳动的成果，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

区分的难点恐怕只是在于：哪里才是事情的合理度？“脱实向虚”的临界线在哪里？每一种财富的异化机制是什么？新形态财富是怎样在一种投机自肥的异化过程中，成为了虚拟/虚高的泡沫（或俗称泡沫财富），成了有毒资产，从来自劳动和服务于劳动，变成了来自剥削和服务于剥削？

二、理解“阶级”的方法

任何推论都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阶级”说也如此。说乌龟跑不过兔子（懒兔未必如此），说水被烧至摄氏一百度蒸发（高原区未必如此），说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开明老板未必如此）⋯⋯都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巨大样品量的概率性总结，属于“有规律的随机事件”（数学家伯努利语）。

因此，这些说法在宏观上高效，在微观上低效；针对大数肯定管用，针对个别则相当不灵。这就是概率的“大数定律”。不理解这一点，就会一根筋，一刀切，比如咬定“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于是在宏观和微观两端都看走眼，相信豪门里肯定出不了恩格斯，或相信豪门里出来的肯定都是恩格斯。事实上，不少中国革命领袖（周恩来、彭湃等）也曾是豪门异数，起码有过上学读书的财务条件，因此他们既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又能成为人类浩瀚知识积累、文明积累的传承者。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

同一根筋的人说话最费力，也很危险。

每一个大活人都丰富而复杂。对乌央乌央的大活人们予以概括归类，还有点像数学里的集合论课题。这话的意思是，设定一个满足条件，相当于确立一种识别口径，就可筛选出一大批元素，组成一个集合。另设一个满足条件，也可以另组一个集合，与前一集合的关系或部分交叠、或受其包容、或彼此无关。马克思无非就是以收入线、所有制、雇佣关系为满足条件，约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集合。

这当然并不妨碍人们以新教徒、山区人、大个子、同性恋等其他口径，约定另一些集合。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就另有一根筋。他最重视文化与精神，不赞同经济决定论，有时候更愿意用“地位”一词置换马克思的“阶级”，另组一个集合。在他看来，所有制没那么重要吧，社会分化也许更取决于经济以外的荣誉、气质、风习、宗教等。 [4]

这种重脑袋轻肚皮的文化范儿，肯定不能让饿汉们心服，在大面积贫富对撞时必被弃为书生之见。但谁知道呢，也许在一些社会局部，在某些特定时段，吃饱和没吃饱的确实可能抱团取暖，气味相投、惺惺相惜，一如攻城掠地的文化工业一并驯服了大都会中央金融区的大款与屌丝，形成了某种共同文化圈，经交互感染表现出相近的生活风格和舆论偏好。面对这个以证券、网剧、美容为特征的高尚社区集合，韦伯重返人们记忆，恐怕不是一件难事。

看来“阶级”一词并非处处合用，有时候换成“阶层”、“集团”、“群体”、“关联圈”等，可能更照顾人们的现实感受。

“无产阶级”的集合条件也需要因势而新。收入线还是重要的，所有制、雇佣关系也还是有效尺度。全球范围内周扒皮、血汗工厂虽占比有所减少，但仍大量存在，逼得人们有时想换个说法也改不了口，只能那样了。不过，把一些胼手胝足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企业家看成“资”方，倒把一些炒房获利千万的单干户看成“劳”方，这样说有哪里感觉不对吧？在高版本现代化图景中，硬要说“劳动四个月”以下一定这样，“劳动四个月”以上就一定那样；硬要说“雇工八人”以下一定这样，“雇工八人”以上就一定那样⋯⋯那也太烧脑，太像梦游，只可能把大家搞崩溃。

当然，取消“阶级”说的修正主义同样可能把大家搞崩溃。因为事实同样摆在面前：马克思说的贫富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贫富关系已不一定完全对应劳资关系；马克思说的剥削也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剥削正发生在实业经济和虚拟经济等不同层面；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斗争双方可能戴上了种族、宗教、文化等面具，或与种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相交集。

怎么说呢，这些真问题还可反过来问：如果抽去贫富/剥削/阶级这一基本面，抽去价值的创造与分配这一基本线索，整个哗啦啦坍塌的社会认知大厦还剩多少？到那一刻，人们肯定不会惊喜自己脑洞大开，不会觉得普天下从此永享大同，更不会在社会不公面前甘之如饴心花怒放。

现实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还将发生巨大变化。应该说，眼下“阶级”不是消失了，只是变化了，成了一种流动的定位，多面的形体，犬牙交错的局面。若从剥削这一点看，其实不难看出一种新的剥削方式正异军突起，正蔚为大势，通常在经济“脱实向虚”的临界线周围滑动，以双虚（虚拟/虚高）财富为大杀器，力推金融财富、智能财富、身份财富、贷租财富的恶变，正在实现对民众最疯狂、最凶险、最快捷、最全面、最大规模的洗劫。

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整个西方2008年以来的经济连环地震⋯⋯不过是最早的几个血腥屠场。俄罗斯的“休克”崩溃也与之部分有关。那些厌劳动、不劳动、反劳动、灭劳动的洗劫者，玩的就是以虚博实，以懒搏勤，以伪搏诚，力图用大大小小的“庞氏骗局”乱中取胜轻取天下。他们庶几乎已形成一个投机自肥阶级，或叫“快钱”阶级，或叫“快钱”资产阶级——其危害远超其他剥削者。

说到这里的“快”，任何实业其实都是“快”不了的，哪怕科学和文艺也从来是欲速不达。从业者即便偶有灵感奇迹，有顿悟天机和一通百通，但灵感无不以长期的学习、实干、试验、挫折、经验积累、外部条件准备为前提，以艰难的摸爬滚打和呕心沥血为前提，总体上说快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快钱”阶级的剥削性就表现为，取消前提摘果子，删除过程跳龙门，偏偏要图一个不劳而获——哪怕他们走门子、耍心机、到处陪客、深夜灌单也很像“劳动”，不一定比别人消耗汗水与卡路里少。一个卡路里测量表眼下看来已不足以区分劳动与剥削。

参与“快钱”剥削的群体，即主要收入来源于“快钱”的那种，虽以金融寡头／腐败官僚／文化奸商三位一体为核心，却含有大富的、小富的、未富的各类，有受雇的、自雇的、少雇的、多雇的各类，是一种超越旧式阶级图谱的新型集合。就个人而言，他们不一定是恶棍，冒出些解囊救灾或跳河救人的事迹完全可能。

邻居王老头就曾是个好所长、好校长，光鲜出众的名校出身，只是十多年来沉浮于股海，一直炒到自家停用热水器（节省电费）、停用冰箱（无鲜可保）、老婆夏天上街也舍不得喝一瓶矿泉水的绝境——是不是很像“无产阶级”？但恰恰是他，连做梦也一心盼望华尔街的黄金万两杀过来托市救民，做梦也盼望国家全面弃防，以便他箪食壶浆喜迎王师，扭秧歌踩高跷欢庆解放。他的后半辈子相当于一部盼解放、求解放、相信解放的敌后斗争史，不相信在自由和公平的股市规则下，他与华尔街大亨们就不是一家人。为此他同一个个老同学、老同事、老亲戚闹翻也在所不惜。

千万个王老头、准王老头就这样构成“快钱”体系最理想的庞大底部和海量末端，直到他们最终被鲸吞之前，也无比坚定地羡慕、认同、跟从、相信资本大鳄。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持续不断提供这种最美好的底部和末梢，赢家们肯定知道，保持文化洗脑必不可少，行政权力或明或暗的出手必不可少。

因此，就某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蜕变而言，就一种机制和心态而言，“快钱”必是人间大恶。“快钱”党与实业党的两种心理逻辑几乎一开始就形如水火，蓄聚不同的冲动导向：

其一，后者无论面对多少同行竞争，从总体上说，全社会的大多数人越富，购买力越强，自己的销售空间就越可能大，做实业就越有戏。而前者无论面对多少同行竞争，从总体上说，全社会的大多数人越亏，越是损兵折将烂手烂脚，自己的赢面就越可能大；这包括实业经济越是一片片熄火停摆，那里的血库越被抽干，待大量社会游资避冷就热，自己的行情拉升就越有充足银弹。

其二，后者觉得全社会大多数人越智，越洞明，越神清气爽求真务实，市场公平就越有保障，好产品和好服务就越有出路；而前者觉得全社会大多数人越愚，越虚妄，越六神无主人云亦云，自己忽悠做局的机遇就越可能多，“剪羊毛”的收益就越可能大。换句话说，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出于一种在商言商的硬道理，后者也必是文化建设的受益者和促进者，而前者必是文化败坏的受益者和促进者。

这难道不是一种阶级斗争？在这里，几乎用不着道德评价出场——前者的掠夺性、寄生性、反社会性、还有隐秘的腐蚀性，已不难辨别。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反复上演的历史中，又一场抗争大戏已经开场。这也意味着，“快钱”资产阶级从反面催生的实业界公约数，劳动者公约数，作为当下最大的两个文明公约数交叠，作为“人民”的最新定位，正呼之欲出。

只是很多当事人对此可能无所意识。

或不知如何言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新概念，将其纳入革命统一战线，据说成了后来国旗上四颗小星之一。

不用说，给那些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者“星”级待遇，送温暖，讲友谊，说说唐诗宋词，似乎背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在有些人眼里必是右派行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看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连地主阶级也不打击了，只是提出改良的“减租减息”，以便与老财们同舟共济联手对外，在有些人看来更是严重的修正主义，跌破了镰刀斧头的原则底线。其实，在多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面”，“牵牛牵住牛鼻子”（毛泽东语），正是革命过程中正常的生动活泼与善谋善成，是一切实践者的当家本领。

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得有不同言说。身处一个半殖民地国度（马克思从未待过），当年面对外强资本独霸，泛泛地谈资产阶级无异于浪费时间。实践者提出“买办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就对了，就能牵住牛鼻子，就摸准了脉，能与人们的实际感受豁然贯通。

身处一种专制主义官本位积习甚深的国度（马克思也从未待过），当年面对官僚资本坐大，泛泛地谈资产阶级就不过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实践者捣腾出一个“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也就对了，就找到了最清晰对焦点，找到了最佳突破口，能把更多的积极因素团结起来，把人们更多的日常感觉、切身经历、街谈巷议、知识解读、群体情绪都调动起来，凝聚起来，实现最高效率的社会动员。在这一点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最瞧不起马克思复读机，最不愿模仿复读机的腔调。

很多往事足以成为后人的启迪。

注释：

[1]  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99%民众的经济》，2017年1月16日。

[2]  引自《经济导刊》2016年第6期张云东文。

[3]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4]  比如他认为欧洲现代史中更取决定性作用的，是超越阶级的新教/天主教差异。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本文出自文化纵横杂志“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