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这两个字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相信很多70后80后的朋友小时候暑假的时光都是在爸爸妈妈办公室里吹电风扇度过的，记忆里一定有这么一张桌子出现：它在母亲或者父亲的办公室里，黄色或者暗棕色，木制，很结实，上面垫着一张厚厚的玻璃，玻璃下面是绿色或者红色的丝绒布，玻璃和绒布中间会压着几张照片或者电话号码表，桌子上会摆着一个笔筒，一盒英雄墨水，一个白瓷或者不锈钢的水杯，曲别针或者印泥，同时还会有一份《人民日报》。坐父亲对桌的那个叔叔经常拿糖逗你，坐母亲对桌的那个小阿姨也经常削苹果给你吃。

现在想想，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那种桌子的木质都不是很好，大多是速生杨木或者松木板做的，用桐油刷了几层清漆，所以桌面会是土黄色或者黑漆色。木面很软，钢笔尖一用力就会把桌子划一道印痕，而且一旦沾水，不及时擦干净，第二天机会鼓起一个大包，坑洼不平。所以机智的劳动人民在下面垫一张玻璃，可就结实多了，沾水也不怕，可光秃秃一块白玻璃太丑了，就又在玻璃下面加一块绿绒布，立马高大上了，美观又实用，夏天趴着睡觉也凉快。

黄桌子普遍盛行，是因为当时80年代，改革开放还没开始，私有制经济刚刚萌芽，普通人家里都没什么钱，购买力很低，轻工业的落后根本无法供应所有人的日常所需，买自行车要凭票，买收音机要凭票，一切供应都要凭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什么奢侈品。那时候行政机关和企业大多比较节俭，不像现在某某贫困县就有什么800平米大办公室，全实木办公桌木地板之类。

那时候整个一个区政府可能就一台桑塔纳，办公楼也都是水泥地，外墙简简单单地用白石灰和绿油漆一刷，绿白相间的石灰墙几乎是当时中国乡镇办公楼的标配。硬件条件的简陋，决定了人们不能频繁更换办公用品，连一只钢笔都要领导批准，像办公桌这种”大件”在当时几乎是可以用一辈子的。所以会特别在意，就怕划坏了桌面，于是具有浓郁社会主义风情的大玻璃黄桌子应运而生。

大玻璃黄桌子风光了几十年。至今在很多乡镇的办公楼仍然可以看见年龄比你还大的办公桌，这种办公桌也慢慢成了父母那一代人年轻奋斗的见证者，从中南海的办公楼，到鲁东南的沿海小镇医务室，再到广东深圳的工厂车间，年轻的父辈们赚着很少的钱，租着廉价的小平房，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上厕所要排队。工作日的黎明，几乎每天都是天不亮他们就要走出蜗居的巢穴，顶着寒风一路狂奔，跑向一个又一个公共汽车站，在人潮汹涌的车厢里，一路颠簸，啃着刚从街边买的油条或者大饼，睡眠惺忪地赶到单位，把地面扫干净，把桌子擦得铮亮，看一眼桌子下面压着的妻子孩子照片，泡一杯廉价的绿茶，开始一天的忙碌。

斗转星移，一眨眼就是二三十年。土土的黄桌子和笨重的玻璃面板，还有那个喜欢躲在桌子底下捉迷藏的少年，一起默默见证了所有的一切。

后来改革浪潮扑面而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商品经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市场上产品也越来越丰富，榆木、红木、三合板、大理石、钢化玻璃……桌面越来越耐磨，政府和企业越来越有钱，装修越来越上档次，这才慢慢见不到玻璃板和绿绒布了。

社会在发展，中国在进步。现在看看，桌子上玻璃都没了，人们手里的手机上却多了一张张膜，不知道50年后上知乎的人会不会提问 “为什么以前人手机上喜欢贴块玻璃？”

我想……大概是差不多的原因罢。

（本文原载于知乎，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转载）